考试(《平民笔记之19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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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平民笔记之1979》—1)

  我和我的一拨拨同学,命运与考试切切实实挂起钩来,是从一九七七年开始的。

  一九七六年夏天,恒久不变的阳光,一样灿烂;树林竹林传出的蝉鸣声,顾自“知也知也”的,一片悠扬。我和我的同学们在石农大队读完了小学五年级,顺利拿到毕业证。

  按照过去的惯例,这是一个关口,很多同学会作为一种新鲜血液,加入农民队伍,一天赚半个劳动力的6支工分。公社中学只办高中班,四五个生产大队为一个片设立的片中学,虽开办初中和高中,但每个年级只设一个班,每个班只能容纳四五十个学生。四五个生产大队的小学毕业生,总有一百多号人,很多同学当然必须失学(其实,很多同学也不能说是失学,而是拒学,家长不让或者自己不愿上学了。上学有什么用呢?读完了小学,也认得了几个字,学会了基本的算术方法,再读多少书,还不是一样回乡种田?招工、招干,久不到农村来了,即使来,招谁也是组织安排的;上大学的名额是少之又少,而且要大队推荐,上面考察,不到农村种田,又推荐、考核你什么呢?读书,真正没有什么用,种田捞工分,多实在啊)。

  一九七六年的秋天,这个关口却不存在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在这种办学思想指导下,大队小学开办了初中一年级班。上面的意思,是要做到初中不出大队,高中不出公社,县里好像也是要办“共大”(共产主义大学)的。我们全班除了几个死活也不愿再上学,或者父母不让上学,或者家庭成份是地主的同学外,又一起坐进了我们上五年级时坐的教室,成了石农大队历史上第一批在大队上初中的。

  几个回乡的高中生成了我们的老师,书却好长时间发不下来。其实,这年的秋冬是完全不需要书的。先是回乡高中生们带着我们,与全国人民一起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有个特别的三分钟,连鸡犬亦为人们的集体悲寂而哑口。这种发出内心的悲哀,其实也给我们带来了极大惶恐,怎么还可能有心思把书读进去呢?后来,一波一波的“打 倒”集会、“揭发”集会、“拥护”集会,又挤满了我们的课程表。书最后还是发下来了的,但纸张却十分奇怪,脆脆的,颜色如同糖稀般,黑黢黢的,不仅没有油墨香,反而发出一种虽不强烈、却也难闻的臭味。但随着这些怪书的下发,学校的气氛也开展发生变化。校长换成了一心要抓学习的李老师,片中学的老师来听公开课、上示范课,那些靠大队干部关系到学校混日子的老师开始抬不起头,回乡高中生们下了课、放了学凑在一起,神情很严肃地琢磨课本,我们的作业多了,测试多了……

  到了一九七七年夏,国家要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传了出来。而县里决定,原准备初二也办在大队小学的计划取消,初二一律办到片中学;大队小学初一升片中学初二的考试,由县里统一出题,学生集中到片中学参加考试。这时学校的气氛,简直就是有些紧张了。或许由于年纪小,或许由于成绩还算过得去的缘故,初一升初二的考试并未给我带来多大的压力。因此,考场上的情况,竟然没有在脑子里留下任何记忆。

  现在想来,一九七七年夏天的那次考试,其实是我人生道路改变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九月上学的时候,我才知道,石农大队小学初一班考上片中学初二班的,原来只有十人左右,其它同学都失学了。我的这批失学的同学,极少数去学了木匠、瓦匠,绝大多数老老实实回家种田了。现在回到家乡,见他们一脸黝黑的岁月犁痕,一背已见佝偻的生活压迹。虽然耕地耙田、播种下秧都是好手,但面对先进的农业科技和瞬息万变的市场信息,一筹莫展。农忙季节,弯着腰在田里劳动;农闲季节,骑了十公里的自行车,到县城建筑工地上,弓着背挑砖、抬预制板。一个、两个,或者三个四个少年男女,在他们倍感自豪的简陋砖瓦楼房里,进进出出,其间甚至有个十八九岁的男女年轻人,这就是他们的儿女。儿女当然是他们的骄傲,却也是他们的烦恼。读书好的,要焦急孩子的学费,读书不好的,要担心孩子变坏,发愁嫁娶的费用。如果当时我没有通过考试,自然就是他们中典型的一员,生活或许幸福,却也格外沉重。

  一年后,也就是一九九八年夏,又一次严酷的考试横在我和我的新同学们面前。

  平生第一次感觉到了精神上的压力。上面决定,片中学一律不再办高中,全公社只在公社中学设一个高一班,一个高二班。据说,全公社几所片中学初二班学生共有400多人,但公社的高一班只录40多人,录取比例为十比一。而我们这个中学在几次公社年级的竞赛考试中水平一般,我本人的也从未获得过名次,心中实在没底啊。进入复习阶段后,几乎是三五天测验一次,老师一遍遍找我们几个成绩好一点的同学谈话,说是给我们几个成绩好的打气。考试的那天,我们在上学的路上,碰上了跑暴雨,躲了一会雨,踩着泥泞的田埂,气喘吁吁朝学校跑时,居然男校长和女班主任站在学校旁的路上,望着各路狂奔而来的同学大喊:“快点快点快点!马上要迟到哒。”由于路滑,我已将布鞋脱掉,脚上满是泥巴,到学校操场旁草地上去擦,直听说校长一声霹雳:“擦么子擦,快点到教室找位置去。”抬头看过去,校长和班主任一脸严霜,吓得蹦起来又朝教室跑。倒是班主任叫住了我,走近来帮我扣好衬衣上散开的扣子,然后拍了我的肩一下:“冷静一点,好生一点考啊。”脸上仍没有半丝笑意。我们一个班分了两个教室开考,监考老师一个也不认识,听说是公社教育组和公社中学的,还有一个县里来的领导。

  半个多月后,考试结果出来了。母亲说,菩萨保佑,我的伢儿当真考上哒。真是险啊,我在录取生的考试成绩中等偏下,而且全班只有我一个人都公社中学录取。当我到学校去领录取通知书时,校长和班主任一脸沮丧:“唉,幸喜还录哒你一个,不然我们学校要削光头。”但他们也十分不平,据说有两所学校事先猜到了部分考试题目。或许,他们怀疑考试题目事先泄露了吧。

  这次考试,倒没有让我的这批同学失学,上面有来了个通知,片中学取消办高中资格,全部改办初中,而且初中增设三年级。同学们中,除有两个通过关系也进到公社中学读高一,有少量同学因家庭负担过重退学外,大多数同学进了三年级。但是,他们的运气也真不好,次年他们再次考高中,上面又决定全县除三所公社办中学外,其余一律改办初中,县里两所中学专门办高中。这样,十余个公社的几十所片中学的初三学生考县里两个学校的几个班,名额就更少了。后来听说,片中学我的同班同学中,只有几人考上高中。没有考上高中的同学,大都逃不了与我小学初一时失学同学一样命运。

  到了公社中学,满以为就等着高考定命运了。田里夜里,苦里乐里,就指望着通过高考鲤鱼跳农门,当干部吃公粮了,由于数学成绩一直还不错,甚至还做到像陈景润般当数学家的梦。不料在高二上学期上学没几天,班上同学刚分完文理科,学校突然通知学理科同学参加考试,考上的到县一中继续学文科,考不上的留在公社中学,但必须改学文科。没有其它原因,就是因为县一中缺乏水平高的理科老师,而我们的政治、数学科任老师被一中选中,必须马上到一中报到上课。是时,我对历史、地理一点兴趣没有,背诵课文的能力极差,如果留下来学文科,参加高考是一点希望没有。于是参加了到一中去的考试,结果还好,在参加考试的20多名同学中,有7人入选,我是其中之一。

  终于盼来了高考。考试那几天艳阳高照。武警战士们笔直站在考场外的廊檐外,担任警戒——不知是警戒我们考生,还是警戒外面来捣乱的坏人。监考的老师也不认识,据说来自下面公社中学。考完语文和数学,正是吃晚饭的时候,同学们端了饭碗,一团团集中在学校操作边,讨论已经考完科目的情况,那个在公社中学教我,到县一中后仍教我的数学老师,看到我老远就叫:“看你的头发老长,考完哒快点去剃一下去。监考的老师说你的语文数学都考得蛮好,应该没问题吧?”老师一走,同学们都提前恭喜,弄得我心旷神怡,表面还装出一副谦虚的样子。考完放学回家等考试结果,当时农村正是抢夏收抢秋种的“双抢”季节,父母让我下田出工,我心里自恃考试不错,满心不愿。父母见我把握很大,也很高兴,但还是担心万一出现意外,劝我说:“你到田里去还不是跟着混下子,当真要你出力哒?万一要是(考试)出哒问题,人家也不会笑话你。再说哒,一个大后生子一天到黑睡到屋里,也不像个样子。”我只好到生产队去出工,但干活是完全的外行,乡亲越发笑:“这当真是个大学生,哪么到农村里搞事搞得好的啦。”考试结果一下来,我果然是乐极生悲,物理、政治两科考得一蹋糊涂(政治教条只考了59分,至今让我耿耿于怀。好笑的是,以后的好多年里,我还是靠着这东西吃饭呢),没有考上大学,分数落在录取分数的第五档,只是个地区中专(当时高考也录中专生,两三年后就不行了。当时的六个录取档次依次是重点本科、普通本科、专科、省中专、地区中专、县中专)。虽然内心充满沮丧,盼望复读一年再考大学,但终于因家境贫困、农门难跳的原因,进入了地区卫校学习。

  八O级高中毕业,我在公社中学、县一中两个班的同学,一共只有六人应届考上大学和中专。其它同学的境况,千差万别。农村户口的,有一部分从此回到了农村,大多数老老实实当了农民,日子过得不好。我在县卫生防疫站工作时,一次下到一人村卫生室指导工作时,巧遇一同学带孩子在卫生室看病,胡子拉碴,一脸老相,我都不敢认了。算算,他当时不过二十二三岁啊。还有一些学了手术,有几个还当上了建筑工地的小包头。另有一些到大队(后来是村)里当了官,我在县委宣传部工作时,一个当村主任的同学不知怎么被县纪委盯上,还去找过我。极个别同学通过考试应聘乡镇干部,当上了乡镇长。情况最好的,当然是一部分通过复读考上大学的,有的同学学术或官场、商场成就斐然,见面时让人自惭形秽。城镇户口的同学,居然没有一个复读的,要么在高考后马上参加技校招生考试(当时技校生国家也包分配)读技校去了,他们现在大都在县财政、粮食、劳动人事、公安等部门工作,而且都有一定官职,开着公家或者私人的轿车,生活状况远非我这等还算喜欢读书者可比的;要么立即通过关系招了工,但进工厂的却少,大都在工商、税务等部门干活,现在当然早转成了国家干部身份,不少人还在职带薪读了大学。

  回头仔细看这些决定自己命运的考试,除初一升初二升得应该外,其它全错了。如果初二考不上高中,多读一个初三,机遇当不一样;如果不从公社中学考到县一中,当年考大学不上,明年肯定会复读,情况也会不一样;如果高考分数干脆低一点,复读一年两年三年,大学的门当不会永久对我关闭。八十年代,大学生头上的光环该是多么明亮。结果在高考这个门槛上绊了一跤,做数学家的梦是彻底破灭了,后来的生活和工作,一路步履蹒跚,踉踉跄跄走到今天,以至百无聊赖地走到千里之外的一座孤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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