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壮大的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个政治派别。
简介
洋务派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主要宗旨，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原则。洋务派在中央的主要代表是以恭亲王奕訢、瓜尔佳·文祥为代表的满族宗亲贵族官员，在地方是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的汉族官员。
历史沿革
1840年代，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统治集团内部一些较为开明的官员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维护清朝统治。这些官员被称为“洋务派”。洋务派在中央以恭亲王奕訢、文祥为代表;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
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他们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前期(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口号为“自强”，后期(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口号为“求富”。
尽管奕訢贵为当时的恭亲王，并且是总理衙门的主持人，而且中央以满族官员为主，但是洋务派的主要活动势力并不是他们，而是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主要是因为当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势力太强大，洋务派并不敢在中央明目张胆的进行洋务活动。总理衙门尽管是洋务运动在中央的推动机构，但真正实施洋务运动的却主要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
文祥·瓜尔佳(中)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在得到慈禧太后的默许后，掀起了一场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目的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洋务派在“自强”、“求富”的口号下进行的一系列活动。
主要是采用西方先进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和民用工业(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同时还进行了筹划海防(建立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创办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派留学生出国等活动，它也是洋务派的主张在经济、军事、和教育等方面的具体表现。
洋务运动内容涉及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以“自强”为名，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他企业，建立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洋务派经营的这些近代企业，是在不改变封建统治为前提下所办企业，具有很强的对外依赖性、封建性和一定程度的垄断性。因此，洋务派要在中国兴办近代工业企业和筹办海防，都不得不在工业技术、资本乃至管理上受帝国主义的左右和牵制。因而也就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的控制。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遭到了失败，攻陷北洋海军的基地威海卫，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洋务派发动洋务运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拯救清王朝，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走的是一条“实业兴国”之路。但是，事实并没有象他们期望的那样发展。
产生背景
早期，顽固派对洋务派的活动也是非常不满的。洋务派之所以敢逆龙鳞而顶风推行洋务运动，不怕遭到顽固派的阻挠甚至是打击。主要是因为，经受了两次鸦片战争打击和国内人民起义(主要是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的冲击，清朝统治者第一次感到了生存危机。
而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起家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在镇压的过程当中认识到了西方坚船利炮的厉害，而且在镇压的过程当中也尝到了坚船利炮的甜头。所以他们决定学习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加强自身的军事实力，企图以此来迅速的平定太平天国运动。
由于他们不象顽固派那么冥顽不化，仇视一切外洋事物，而是愿意和外国人打交道，尽管目的是学习他们的军事技术。而西方人也希望清廷中能出现一批能和他们打交道的人。曾国藩等人的出现，使他们觉得自己的想法有了落脚点，所以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被洋人吓破了胆的慈禧太后丝毫不敢得罪洋人，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有洋人的撑腰，而且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的确是功劳甚巨，慈禧太后保不定日后还得仰仗他们，所以并不敢对他们轻举妄动。
更重要的是，慈禧太后也希望早日把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下去，维护、巩固自己的统治，而且她在夺取清朝最高统治权的过程中曾得到过西方国家的支持或默许，因此并不敢轻易得罪西方国家。因此，在洋务派的活动没有威胁到自己的利益时，慈禧太后对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活动至少是采取了默许的态度。但在甲午战争中，慈禧挪用北洋舰队军费，以至于北洋水师无法更新新式军舰和火炮，导致其全军覆没。直接使洋务运动破产，这说明改革不能不痛不痒的改，要大刀阔斧一针见血的改。
洋务派代表人物
奕訢：总理衙门大臣，领班军机大臣。
沈桂芬：军机大臣，兵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文祥：军机大臣。
曾国藩，两江总督(1860—1864)，直隶总督(1868—1870)。
李鸿章，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
张之洞，湖广总督(1889—1894)。
左宗棠，陕甘总督(1866—1875)。
丁日昌，江南制造局总办、江苏巡抚、福建巡抚。
沈葆桢，江西巡抚。刘铭传，台湾巡抚。
刘坤一，两江总督。参考资料来源：
主要措施
官办企业
曾国藩
19世纪60年代后期，清政府统治集团中一部分洋务派官僚为强化地主阶级统治，有限度地采用西方生产技术而创办的近代企业。是中国人采用机器生产经营近代企业的开始。洋务派的企业全部是官办企业。
军用企业
清政府从1864年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后，到1911年，40余年中，相继在上海、南京、福州、天津、兰州、济南、汉阳等地创建了26个制造局(亦称机器局)，制造枪、炮、弹药、兵船和修配武器。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南制造总局(1865)、福州船政局(1866)、天津机器局(1867)和湖南纺织厂(1890)大型军用企业的创办经费和常年经费都赖清政府中央的财政拨款。
1870年代以后，各省筹款建立的制造局大都是中小型的生产单位，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兰州机器局(1872)、山东机器局(1875)、吉林机器局(1881)、台湾机器局(1885)、奉天制造局(1894)和北洋机器局(1904)等。军用企业的产品不
进入市场，都由清政府直接调拨给驻扎在各地的军队、炮台使用。这些企业不计算盈亏，也不进行积累，生产的扩大或缩小不决定于企业自身力量，而取决于清政府的财政拨款。所以，这些企业虽然运用机器生产，也集中了相当数量的雇佣工人，但从其主要方面来考虑，乃是略带若干资本主义因素的封建官营企业。
民用企业
李鸿章
近代军用工业兴起后，急切需要相应的燃料工业、矿冶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作为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同时，军用企业的庞大支出，也非日见窘迫的清政府财政所能继续维持。所以，到19世纪70年代，洋务派便积极转向经营航运、矿冶、纺织、电讯、铁路等民用企业，期望开辟新的财源。
洋务派企业从70年代到清末的40年间，洋务派通过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组织形式，经营民用工矿企业大约50余处。官办民用企业数量不多，较为重要的有台湾基隆煤矿、兰州织尼局、湖北织布官局、湖北汉阳铁厂等，大多成效较差。官督商办企业在洋务派民用企业中居重要地位，在煤矿企业中有13处，金属矿企业中有21处。近代煤矿中，如直隶开平煤矿、江苏利国驿煤铁矿、安徽池州煤矿、江西萍乡煤矿;金属矿中，如黑龙江漠河金矿、湖北大冶铁矿等都是在近代矿冶业的开发中较有成效的单位，其中尤以开平煤矿和漠河金矿成绩突出。其他如航运方面的轮船招商局、电讯方面的电报总局、纺织方面的上海机器织布局、铁路方面的中国铁路公司，都是官督商办企业中经济效益比较显著的单位。至于官商合办企业在甲午战争之前有所尝试,如修建台湾铁路,规复在中法战争中被破坏的基隆煤矿及筹建湖北纺纱局等，都一度采取官商合办方式，但在经营过程中，商股深感官权太重,并且在企业管理的权限和发展方针上,官商双方常常存在着尖锐矛盾，以致商股大多中途撤退。甲午战争以后，商人对官商合办企业仍很冷淡,据统计,从1895～1911年，全国新设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厂矿有503家，属于官商合办的只有31家。
洋务派经营的民用企业，以商品生产为目的，吸收私人资本，追求利润，反映了早期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这些企业的经营，也在不同程度上对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起了抵制作用。所以，与官办军用企业相比较，洋务派民用企业的创办和经营，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带有积极意义的现象。不过洋务派推行的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两种组织形式，都是把代表封建集团利益的“官”和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商”两种社会力量糅合在一起，“官”“商”在企业的经营方针和管理方法上格格不入，极不利于资本主义企业的顺利发展。而官督商办制度所固有的封建性，又大大便利企业内官权的膨胀。
到19世纪80年代后期，在一些原来以商人为主要主持人的洋务派企业，如轮船招商局、机器织布局、电报局等，都先后进行了重大改组，将企业领导权过渡到封建官僚的直接掌握，反映了洋务派官僚集团对近代企业的控制。社会舆论一再抨击这种“本集自商，而利散于官”的现象。这种现象严重挫伤了私人资本投资近代企业的积极性，也表明了洋务派参预近代企业的活动，在实质上不是为了发展中国资本主义，而是借以巩固封建阶级的统治。但是，在中国出现的新的生产方式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应用，又大都是与这一时期创办洋务派企业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洋务派企业的经营对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在客观上是起了一定的历史作用的。
兴办学堂
1861年京师设立同文馆，次年正式成立，学习外文及天文算学，培养近代专业技术人才。此后，洋务派又先后创办一批学习外语和专业知识的新式学堂，如1866年左宗堂在闽局附设“求是堂艺局”，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设天津水师学堂等。这些学校第一次将西方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带进课堂，从而培养出我国第一批造船、航海，机器制造以及近代医学等方面的人才。
派遣留学
从七十年代开始，洋务派又先后向外国派出留学生，去吸取西方科技之营养，以期为祖国的独立与富强作出贡献。铁路工程师詹天佑、飞机设计师冯如以及改良派代表人物严复等是留学生中的佼佼者，他们学成归国后为祖国发挥光与热。洋务运动期间，留学回国后发挥的作用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洋务派创办近代企业和引进西方科技的实践也培养出大批新型知识分子。近代科学家华蘅芳、化学家徐寿就是在办洋务的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在许多领域代替洋工程师工作，如福州船政局的国产军都是由他们制成的。新式海军舰艇的管带、大副也大都由留学生担任，中国第一条独立修筑的铁路——京张铁路，也是留美学生詹天佑设计修筑的，
失败原因
洋务运动在当时的中国，不改变封建专制制度，单纯学习技术，其失败命运是不可避免的。
第一，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时，洋务运动处处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从而加大了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
第二，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既是近代工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也是其摧残者和破坏者，其封建衙门和官僚式的体制，必定导致洋务企业的失败。
第三，洋务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御外侮，但洋务派在主持外交活动中，坚持“外须和戎”，对外妥协投降，他们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有抵御外侮和“稍分洋人之利”作用，但却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甲午战争，洋务派标榜的“求强”“求富”目标未能实现，洋务运动基本失败。
洋务派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利用先进的技术维护封建统治，但改革不触动封建制度。后来的甲午中日战争证明，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是，它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科学生产技术，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
第四、洋务派在兴办洋务的过程中，由于没有一个健全的领导机构和统一的领导核心，所以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分化出几派。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形成了湘系集团，其中左宗棠又自成体系;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则形成了淮系集团;洋务运动后又出现了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集团。还有沈葆桢，丁日昌等。
这几派在发展的过程中基本都是各自为政、互不隶属的，而且相互之间也存在着竞争甚至发生攻讦的现象，相互之间形成一种掣肘。比如在甲午海战之后，由于李鸿章奉清政府之令和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张之洞就借此攻击他为“卖国贼”。由此看出洋务派的力量很分散，不能形成一种集团效应，也就没有推动洋务运动的有效发展。
第五、洋务运动并没有使中国富裕强大起来。更重要的是，洋务派培养的一批近代人才，学习了西方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而且把这些思想进一步在中国传播，这不仅冲击了传统的封建思想，而且为以后中国资产阶级的活动，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光绪帝朝组织进行的维新变法，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中国的资产阶级最后是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因此可以说，洋务派培养的这批人才实际是清王朝的掘墓者。
结局影响
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洋务运动也随之破产。洋务运动发生在中国近代社会新旧交替的特殊历史阶段中，是一次失败的封建统治者的自救运动。洋务派的主观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而不是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它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但在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化企业。洋务运动为中国近代企业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历史评价
洋务运动史,是近代史中一段十分复杂的历史。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已经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与旧、侵略与反侵略、斗争与投降、失败与胜利、前进与倒退,都交织在一起。这是一个社会发展上的过渡时期,在经济上,它诞生了资本主义因素,诞生了资产阶级和发展了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它准备了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演出维新的新剧;在思想上,它冲破了封建思想体系的牢笼,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思想。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向前发展的量变阶段。
1840年的鸦片战争，震撼了中华帝国，列强的坚船利炮、冲开了清政府闭关自守的大门，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强大敌人的挑战，沉睡的中国里，有少数知识分子开始觉醒，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共识下聚集起来，不同出身、不同地位的人物，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洋务派。他们从事研究了解西方情势，并提出模仿西法“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英法联军，更激起朝野若干士大夫的觉醒，开始具体的推动“师夷长技”以雪耻图强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工业，他们在中央以奕訢、桂良、文祥等为代表，在地方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大吏，引发了一场长达三十年的洋务运动。这次运动对中国政治、思想、军事、外交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科技领域
中国古代历史上科学技术曾经居于世界前列，但清政府的统治者长期以来昏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顽固派抱着“中国文化独尊”论不放，把向西方学习看作是可耻可恨之事，许多聪明之士把青春消磨于八股文、试帖诗等无用之事，更有甚者封建统治者把科学视为至贱之艺，因此风化不开。一般士人迷恋于仕途，将其视为一步登天的阶梯，而对科学技术“不屑为”。洋务派的从中国被动挨打、屡遭屈辱的现实中看到了重要原因是科学技术的落后。洋务运动更重要的贡献在于从此打破了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使国人不再一味以追求仁人先贤之道为惟一理想，不再鄙视“奇技淫巧”的技术，奠定了“科学”的根基。
经济管理
在洋务运动中的官办企业，机器设备由外国整套引进，技术人员由外方专家培训，高层管理则可能直接受外国势力的支配，虽然在工业技术、资本乃至管理上都不得不受帝国主义的左右和牵制。但杯水车薪没能改变清朝没落的命运，关键在于没有改变清腐朽的政治制度和管理制度。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这种落伍必定导致国弱民穷，而“弱国无外交”是国人以惨痛的经历所换来的结论。所以洋务运动让国人重新认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也使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积极投身科学研究。
思想领域
洋务运动引起思想领域的一次变革，洋务运动以“自强”为名，兴办军事工业先后从60年代开始开办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安庆内军械所等近代军事工业，但是在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困难。于是，洋务派在“富国”的口号下，从70年代起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方式，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等民用企业。在官办企业的倡导下，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进行，那些达官显贵以办洋务为荣，再不以经商为耻，从根本上动摇了几千年的中国农业文明“重农轻商”的观念。
重农抑商政策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最初萌芽于战国时期李悝的改革思想和实践。从商鞅变法规定的奖励耕战、禁止弃农经商，到汉文帝的重农政策，直到清初恢复经济的调整，都是这种政策的体现。封建统治者采取各种措施抬高地主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压低商人的社会政治地位，在封建社会初期，它保证了农业劳动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利于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巩固统治。随着历史的发展，重农抑商政策的弊端日益暴露。自然经济阻碍社会分工，把农业和商业对立起来，难以形成完全意义上的商品生产。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产品的流通和交易又是必然的，抑商政策妨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这一政策的消极作用就更明显。重农抑商政策从根本上造成了中国社会的落后，这是造成近代中国落伍于西方的重要原因。幸而日后由于时势的发展，洋务派领导人物体会到列强经济侵略的严重性，掀起了以富国富民为主的重商运动，为清朝自强带来新的活力，使中国的现代化商业萌生并渐渐成长。历史表明：农业是国家的根本，重视农业是正确的，商业的发展有利于经济交流，人为抑商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只有农工商都为本，国家才会富强。
中国军事
一、中国近代海军开始出现在洋务运动过程中，1874年日本进攻台湾，对清政府刺激很大，使其认识到日本将“为中永久大患”。洋务派提出了“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具体措施的“海防议”。李鸿章是“海防议”最坚决的支持者，他除了支持总理衙门和丁日昌关于建立新式海军和配备海防近代化枪炮武器外，还建议将沿江沿海各省陆军“认真选汰，一律改为洋枪炮队”，清政府最终采纳了这些建议，任命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和南洋海防，又决定每年拨银四百万两作为海防经费，是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开端。七十年代中期，清政府内部爆发了一场关于海防和塞防的大争论，这场争论直接推动了清王朝国防建设的近代化。1875年，由两江总督沈葆桢、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人倡议，经总理衙门核准，每年调拨关税和匣金400万两作为经费，计划在10年内建成南洋、北洋、粤洋三支水师1884年三洋海军初具规模。
二、设立海军衙门，中国海军得到较快发展中法战争中粤洋(福建)水师在马尾遭法军偷袭，几乎全军覆没。战后，清决心大治水师。为此在1885年设立海军衙门，统理海军、海防事宜，推进了海军建设与国防的近代化。其中北洋海军发展最快、实力最强，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建军，装备精良，拥有七千吨级铁甲巨舰二艘、巡洋舰七艘、其它船舰14艘南洋舰队也拥有了二千吨级主力舰四艘，千吨级炮舰三艘;广东、福建舰队共有千 吨级舰艇八艘。四支舰队共八十多艘，这支庞大的海军，居当时世界第四位。八十年代开始，还修建了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装备了最新式的克虏伯自动回转射击大炮，以及深水军港、船坞炮台防御体系，仅在旅顺一地，就装备了数百门德国克虏伯大炮，成为世界著名军港之一。至此清军队战斗力有所加强，对外国的侵略有一定的抵抗力，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历史进程。
中国外交
一、政府开始重视外交，致力于培养外交人才。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与英国签订条约的清朝官员，不谙外情、不懂外文，不懂国际公法，更谈不上谈判经验。英方代表曾说：“在欧洲，外交家们极为重视条约中的字句与语法，而中国的代表们并不仔细审查，一览即了。很容易看出来他们所焦虑的只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赶紧离开。”在洋务运动中，深感外交人才的极度缺乏，于是于1862年6月开办了“同文馆”，设英、法、俄文三个班，
随后又增加了算学、天文、外国历史、地理、万国公法、医学、生理等课程。不仅培养科学技术人才，还培养了中国了第一批外语和外交人才，从同文馆毕业的学生中有二十八人后来做了驻外公使一级的外交官。从此中国外交官员的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使清政府的外交有了起色。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从1868年开始，陆续与西方列强进行修约谈判，由于事先作了充分准备，研究了对策，使西方列强的侵略阴谋没有得逞。如出使英法大臣曾纪泽，在赴俄修约时，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利用俄国克里米亚战争之败，又倚仗左宗棠在新疆的重兵威胁，在长达七个月的谈判中，“反复辩论，凡数十万言”，终于挽回了《里瓦几亚条约》给中国造成的部分损失，争回了伊犁周围大片领土，以及有关通商、纳税等主权。
二、提出“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以夷制夷是清朝统治者对外国侵略者的态度从疑忌转向依赖的发展过程中的产物。
所谓“以夷制夷”就是这样一种政策：即利用国际关系上的矛盾，联合、利用或依附某国来对抗另外的国家，谋取实现本国的外交目的。中法战争中，由于近代化外交观念的影响，清政府能够比较合乎实际地估计敌我力量对比，从而坚持定见，毫不动摇。如醇亲王提出不论战争结局如何都不赔款的原则，就被政府始终坚持。李鸿章在法将威胁进军京畿时，轻蔑地微笑回答：法军“要晋京，先要经过津沽，有我在此，恐不易过。”如此气概，是以自身的实力为后盾的。在战争中，清政府利用了近代全方位外交，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牵制法国。如清政府利用德法的世仇，令驻德使节与德国政府密切联系，并大量从德国订购武器，制造联德制法的的气氛，迫使法国不得不分心防备德国，不敢在远东投入太多的兵力。但是，“以夷制夷”外交本质上讲是一种弱国策略，是弱国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一种手段。在自身的实力不足的情形下，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借用别国的一些力量，也就是打外国牌，有时候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总之，100年前的洋务运动，是中国人拥抱西方物质文明的一次努力，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们在洋务运动期间进行的各项改革，使中国向近代化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是中国社会从未出现过的近代化实践活动，这种实践对中国的影响是不可抹杀的。
政治主张
“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概括了洋务派政治主张的两个基本点。
“外须和戎”，主张通过外交谈判解决同外人的争端，避免武装对抗。洋务派认为,中外实力相差悬殊，如果打仗,中国“即暂胜终必败”,遇到麻烦，应当“以理折之”。既反对不敢和外人争议的畏葸，又反对轻易和外人决裂的鲁莽。“以理折之”的原则是“守定和约”，即以既定的中外条约为准，承认侵略者业已取得的权益，抵制条约以外的索求。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列强得寸进尺，不断发动侵略战争，迫使清朝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洋务派步步退让妥协，没有能够阻止中国半殖民地化的不断加深的过程。
“内须变法”，主要是指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富强的成功经验，改变中国在军事上、经济上和科学技术上的落后状态，主张“借法自强”。他们认为国家实力是外交谈判的基础，加强国家实力是抵制侵略、维护和平的前提。洋务派经常用外交的挫败来宣扬内政改革的必要性。在19世纪60年代，他们认为中外差距主要在军事装备上，从长远的国防意义上考虑，必须取得外国的船炮。租借不如购买，购买不如自造，于是积极倡导引进西方造船制炮的机器和技术，创办军事工业。到了70年代，他们进一步认识到军事工业需要配套的工交体系和雄厚的经济基础，认为“必先富而后能强”。中国利源外泄、利权不保,是贫弱的根源,于是积极倡导兴办轮运、电讯、铁路、采矿、纺织、炼钢等一系列工矿交通企业，采取“官为扶持”、“招商承办”、“借用洋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的方针，和洋人“争利”以“求富”。在军事、经济建设的同时，根据实际的需要，他们创建了外语、造船、驾驶、电报、水师、武备、军医、水雷等各种专科学校，选派青少年到欧美去留学，并强烈要求变革封建的科举用人制度。个别人士还提出了效法西方议会制度，以备咨询、通下情的设想。经过30多年的经营，清朝军队专恃刀矛帆篷的落后状态得以改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移植于中国，并出现了中国第一批企业家、科技人员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洋务派代表了清朝封建统治阶级中不甘灭亡的那部分人，他们不自觉地朝资本主义方向迈进了第一步。但是，沉重的封建包袱阻滞着他们前进的步伐，他们始终没有完全变成“资产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派奉行的理论原则。“中学为体”，即传统的封建纲常名教是根本，是不可动摇的;“西学为用”,即外来的科学技术等，只是辅助性的,当因时制宜。由于阶级的局限，他们的政治思想并没有突破封建主义的藩篱。由于受顽固势力的阻挠破坏和封建积习的干扰腐蚀，他们的洋务活动成效不大。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证明“稍变成法”的洋务运动并不能使中国摆脱危机。于是，要求实行资产阶级性质的全面改革，变封建专制为立宪政体的维新运动迅速兴起。洋务运动遂丧失了有限的进步性，洋务派的成员或转化为维新派，或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法律思想
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论是林则徐、魏源“洞悉夷情”，“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发展，他们力图论证中体――伦常名教的不可替代性与西用――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的可行性，借以表明他们不是封建制度与文化的叛逆者，而是卫道士，从而减少推行洋务政策的阻力，求得开通风气，延长国祚。“中体西用”在法律思想上的表现，主要是通过“稍变成法”，引进西法，发挥法律对于维护清朝专制统治的作用，同时在新的形势下，继续发扬传统法律中的隆礼重刑，礼刑结合，以应付前所未有的巨变。洋务派大官僚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不仅是纲常名教的信奉者、鼓吹者，在法律思想上也接受了儒家正统思想“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洗礼，而且自觉地应用到他们的施政中去。譬如曾国藩面对太平天国扫荡一切的风暴，便举起了隆礼的旗帜，说∶“先王之制礼也，人人纳于轨范之中”《曾文正公全集·文集》《江宁府学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于礼”。(《曾文正公全集·杂著》)以此来聚集反对农民起义的各种社会力量，为保卫清朝的封建统治而战。他所说的“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礼履之不可倒置”，(《曾文正公全集·文集》《讨粤非檄》)恰恰为他提出的隆礼的真实目的做了清楚的注脚。如果说在封建制初建时期，荀子提出隆礼是为了建立封建等级秩序，并为实施封建法制提供指导原则，那么，曾国藩提出隆礼则是在封建制度日薄西山之际，因此不是建立封建等级秩序，而是挽救封建等级秩序，并在隆礼的幌子下，实行重刑,以镇压起义的农民。曾国藩早在办团练时便主张采用管、商之法，“振之以猛”，他曾告戒地方官说∶“管子、荀子、文中子之书，皆以严刑为是，以赦宥为非。子产治政，诸葛治蜀，王猛治秦，皆用严刑，以致刈安”。(《曾文正公全集·杂著》)他自己对待起义农民就是“痛加诛戮”，“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销其逆乱之萌”;(《曾文正公全集·奏稿》)他曾向清朝皇帝表示“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曾文正公全集·奏稿》)曾国藩作为早期洋务派，就是这样运用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中的隆礼明法、隆礼重刑的两手，以行动维护纲常名教的，既以“礼”约束人们的行为，防范犯上做乱;又以刑残酷镇压不逞之徒，这种心法对后来的洋务派李鸿章、张之洞等人都有着影响。可以说洋务派传承了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中的最核心的部分，来维护封建统治的“体”。
稍变成法与引进西方的司法改良思想
“稍变成法”，引进西法是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张之洞法律思想中最为突出的部分。“稍变成法”是李鸿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纲领的一部分。十余年兴办洋务的经验，使李鸿章深感那些动辄以“祖宗成法”为由的守旧人物对洋务的阻挠，他愤懑地指出:在“外患之乘，变幻如此”的严峻形势下，“犹欲以成法制之”，无异于“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清史稿·李鸿章传》)他忧心仲仲地说∶“多拘于成法，牵于众议，虽欲振奋而无由”。“若事事必拘于成法，恐日即危弱而终无以自强”。(《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为了稍变成法，他根据《周易》‘穷则变，变则通’的儒家古训，强调‘一国法度当随时势为变迁’”。(《清代四名人家书》)针对顽固守旧者所鼓吹的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等以守法为尚的论调，他慷慨陈词∶“今日所急，惟在力破成见，以求实际而已”，“若不变法，而徒骛空文，绝无实际”，如此则“战守皆不可恃”，“和局”也难以持久。1864年春，他在给恭亲王奕祈的一封信中强调指出∶“日本以区区小国，尚知及时改辄，我中国深惟穷极而通之故，亦可以皇然变计”。(《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五)同年，他在《覆陈筱航侍御》信中又提出了仿效西方近代海陆军，“变易兵制”。(《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五)在给丁日昌的信中，李鸿章感慨地说∶“自强之策，当及早变法。勿令后人笑我拙耳，此等大计，世人无知而信之者。朝廷无人，谁做主张。及吾之生,不能为，不敢为,一旦死矣，与为终古已矣，微足下无以发吾之狂言”。(《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如果说在“稍变成法”、引进西法的问题上，李鸿章重点在于阐述稍变成法的必要性，并且涉及到翻译外国公法，培养人才等问题，至于张之洞则重点在于引进西法，改革成法，这是和时代背景的变化密切相关的。1901年慈禧太后流亡西安以后，为了摆脱内外交困的被动局面，发布上谕，表示变法，说：“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这道上谕立即得到张之洞等的响应，他提出“整顿中法所以为治之具”，“采用西法所以为富强之谋”(《张文襄公全集》卷五三《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则》)建议清廷博采外国的矿务律、铁路律、商务律、刑律等，编纂中国的矿律、路律、商律和交涉刑律等。张之洞久于仕途，深知“滥刑株累之酷，囹圄凌辱之弊”是清朝最突出的司法弊端，他把“恤刑狱”作为整顿中法的第一要务，他和刘坤一在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摺》中，提出了引进西法，改革刑狱的九点建议。第一，“禁讼累”。鉴于刑名胥吏敲诈勒索，加剧了社会矛盾，建议革除吏役，代以警察，以便消除吏胥扰民坏法的弊政。第二，“省文法”。即“减宽例处”，以消除“拖延命案，讳饰盗案”，或发案不报酿成祸端的积弊。第三，“省刑责”。除盗案命案证据已确而不肯供认者，准其刑吓外，凡初次讯供及牵连人证，不准轻加刑责。第四，“重众证”。除死罪应有输服供词之外，军流以下各罪，如果众证确凿，又经上司层递亲提复讯无疑，犯人虽无口供，仍可按律定罪。第五，“修监羁”。即改善监狱羁所的居住和生活条件。第六，“教工艺”。让犯人学习生产技能，“将来释放者可以谋生改行，禁系者亦可自给衣履。”第七，“恤相验”。减轻诉讼当事人负担的相验费、夫马费、招解费。第八，“改罚锾”。除命盗案、窃贼、地痞、恶棍、讼棍不准罚赎外，其他民事案件如户婚、田土、家务、钱债等案件，甚至刑事案件中的部分徒流，均可改刑责为罚锾。第九，“派专官”。管理、稽查监狱事务。上述整顿中法“恤刑狱”的九条建议，基本属于程序和量刑方面的具体措施，是在西方法文化影响下提出的，是洋务派“中体西用”论在司法制度上的体现。正是基于中体西用，所以这九条建议并没有触及清朝司法制度的实质，而只作了相应的改良。尽管如此，仍然为晚清司法走向近代文明作了舆论准备。以自强为目的的军事法律思想。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都是清朝的军政大员，既参与国策的制定，也负责国策的实践，特殊的地位和环境使他们对中国所处的内外交困的现实非常敏感，为了应付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洋务派把自强的着眼点首先放在军事上，提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的方针，为近代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法的产生创造了基础。李鸿章编练淮军时，突出的特点是在兵器和军事训练方面模仿西方。李鸿章说：“制器与练兵相为表里，练兵而不得其器，则兵为无用”。“西洋火器日新月异，不惜工费而精力独绝，故能横行于千里之外。中国若不认真取法，终无由以自强”。(《李文忠公全集·奏稿》)淮军营规的内容，主要为军事刑法。如赌博罪、奸淫罪、结盟拜会罪、制造、散布谣言罪、克扣军饷罪、吸食洋烟罪、开设烟馆卖烟罪和携财潜逃罪等。淮军制订的军事法规，虽然在技术层面上提出学习西方，但实质上仍然是封建性的军事法规。七十年代中期以后，清政府为了防御日本的侵略，决心创建近代海军，洋务自强活动也进入以建立近代海防为中心的新阶段。李鸿章在筹建北洋海军过程中，力图仿照西方国家的海部，统一海军的章程和指挥管理，他说“海部体制与他部相埒，一切兵权、饷权与用人之权悉以畀之，不使他部得掣其肘，其海部大臣无不兼赞枢密者，令由中出，事不旁扰”，但限于体制及经费，海部虽未建成，却于当年建立了海军衙门。1888年9月海军衙门遵照“参酌中西，画一规制”的指导思想制订颁布了《海军章程》。章程共14款，分别为船制、升擢、事故考校、俸饷、恤赏、工需杂费、仪制、钤制、军规、简阅、武备、水师后路各局等，“大半采用英章，其力量未到之处，或参仿德国初式，或仍遵中国旧例。”(《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三)内容细致完备。《北洋海军章程》也体现了落后的封建意识，如章程开宗明义地宣称“内多酌用英国法，仍以宪庙军规为依归”。具体表现在北洋海军的官职名称、水兵的招募方法及军队内部的封建等级制和人身依附关系等。以求富为核心的经济法律思想洋务派的经济法律思想，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体现了洋务派向西方学习逐步深入的过程。本着“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的信念，(《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三九)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积极发展煤矿、运输、电讯、纺织等主要经济部门的民用工业，挑战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经济观念，把“富民”作为兴国的根本。虽然洋务派兴办的军事和民用工业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清朝的专制主义统治，谋求统治集团的利益，但是应该看到，洋务派在“既不能禁洋货之不来，又不能禁华民之不用”的情况下，与洋商进行“商战”，“分洋商之利”，不仅收回了一部分丧失的利权，而且有助于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运用经济法律手段调整和控制企业，是洋务派经济法律思想中新的内容。培养近代法律人才的法律教育思想洋务派始终把培养洋务人才放在重要位置，李鸿章一再强调∶“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筹议海防折》)为了培养洋务人才，以应急需，在李鸿章等的倡议下，1862年7月，清政府批准成立了以教授外语为主的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等“洋务学堂”。为了适应洋务外交与立法的需要，同文馆成立以后，便以翻译西方法学著作作为了解西方情况和输入西学的重要途径。张之洞说∶“尝考讲求西学之法，以译书为第一义，欲令天下人皆通西学，莫若译成中文之书，俾中国百万学人，人人能解，成为自众，然后可供国家之用”。(张之洞《上海强学会章程》)经同文馆翻译的外国法律和法学著作多达18部之多，如《公法总论》、《佐治刍言》、《国政贸易相关书》、《各国交涉公法论》、《法律医学》、《各国交涉便法论》等等，其中一些书籍成为戊戌变法和二十世纪立宪运动的必备参考书籍，帮助中国人通过最简洁的方式、最直接的渠道认识和了解西方法文化，积极地推动了中国法律近代化的进程，在这些以学习西方文化为目的的洋务学堂里，都将《万国公法》列为必修课程。(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料》上人教版81,3)不仅如此，洋务派还从实际需要出发，向西方派遣留学生，曾国藩与李鸿章奉命拟订了《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12条。规定“自同治七年始至光绪年止，每年挑选幼童30名，共合120名”，“赴美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以培人才而图自强。”(《洋务运动》二)章程把幼童年龄限制在十三、四岁至二十岁之间，后改为十二至十六岁，肄业年限为十五年，毕业后回国听候派用，不准在外洋入籍逗留或私自先回另谋职业。自1872年8月12日到1885年，清朝共有209名官费留学生接受西方教育。留学生们对中国近代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的发展与实现洋务派富强之梦起了重要作用，涌现出詹天佑、武廷芳等优秀人才。
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拯救清王朝，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但是，事实并没有象他们期望的那样发展。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遭到了惨败，直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洋务运动并没有使中国富裕强大起来。更重要的是，洋务派培养的一批近代人才，学习了西方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而且把这些思想进一步在中国传播，这不仅冲击了传统的封建思想，而且为以后中国资产阶级的活动(如康、梁的维新变法，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中国的资产阶级最后是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因此可以说，洋务派培养的这批人才实际是清王朝的掘墓者。
洋务派在洋务运动早期采用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在洋务运动后期为解决军事工业资金、燃料、运输等方面的困难，兴办一批民用工业。同时为适应洋务运动的需要，还举办京师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等一批新式学堂，培养翻译人才、军事人才和科技人才，又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洋务派掀起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在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培养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方面功不可没，而在客观上也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一定的抵制作用。
赈灾
光绪三、四年的灾荒遍及各省，除了北五省持续干旱以外，苏北、皖北、川北、甘肃及奉天部分州县也持续干旱，江西、福建则大水成灾，同时浙江、湖南、湖北、广东、台湾等省也不同程度地遭受洪涝灾害。以清政府当时的财政状况，根本无力赈济“丁戊奇荒”这样持续几年、遍及各省的大灾荒。此时洋务派积极主持组织了赈灾，主持赈灾活动的洋务派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多方筹措赈银赈粮，积极救济灾民，为后世留下了不少有益的经验。洋务派等筹集的赈灾捐银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捐官所得。早在乾隆年间，出于赈灾需要，在边远如甘肃等省区即有“捐监”的做法，不过当时都只是给予监生资格而已。道光年间，也曾奏定过捐输章程，捐者也仅止封衔而已。同治中期的闽捐和光绪二年的津捐，对所捐官衔仍有限制。在光绪“丁戊奇荒”中，为了赈济数千万嗷嗷待哺的饥民，清政府只好允许重开捐纳，而且由捐资格发展为捐实官，从知县、知州到知府、道员，均可用捐输银钱的方式买到。光绪三年七月，在曾国荃的奏请下，清政府发给他虚衔实职空白执照各二千张，他除了在山西就地开捐外，还派人到商贾富足之区如天津、上海、汉口、宁波各处及皖、湘、闽、粤、桂、川、浙、赣各省设捐输局，按捐输数量的多少，分别给捐者不同的官衔和官职。后来，河南帮办赈务大臣袁保恒等又奏请户部发给空白执照，捐官可至道、府、州、县四项实官，该省在苏、浙、皖、赣、粤等省有捐局。“丁戊奇荒”中，北方灾区用此法集捐赈银多达四五百万两以上，这种卖官鬻爵的做法，致使人心侥幸，名器之滥，无异于饮鸩止渴，正如李鸿章所说：“鬻爵数万，不过活人数千，言之痛心。”另一类是绅商义捐。南方各省绅士富商“素多急公赴义”，他们得知北方遭受特大灾荒之后，苦口苦心，多方劝集，“贫士捐膏火，妇女脱簪珥，百工减佣资”，很快集成巨款，并派代表亲自携带义捐赈银到灾区，发放到灾民手中。光绪三、四年，江苏廪生严作霖等人就曾到直隶、河南、山西各省发放赈银。五年，又携带赈晋余银五万多两赴直隶任丘等地办理工赈，兴修被洪水冲毁的河道。这些绅员“遍历灾村，抚问疾苦，处处认真”，在赈济灾民中起了很大作用。浙江绅士布政使衔江西补用道胡光墉在这次灾荒中，为陕西捐银5万两，为河南、山西各捐银1.5万两，为山东捐银2万两，制钱3100串，另有新棉衣3万件，“合计银钱米价棉衣及水陆运解脚价估计已在二十万内外”在整个灾荒过程中，洋务派官员多带头捐献，捐银从几百两到上万两，这种方法不仅效果好，而且为后世发动社会力量捐资济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第三类是华侨捐款。在洋务派的活动下，新加坡、小吕宋、暹罗、越南各埠华侨多向北方灾区捐款。李鸿章奏请派候选知府柯振捷、候选同知高廷楷等人到以上各地潮州籍华侨中劝捐，捐额高达“百数十万之多”，在各省开捐之前首先解济数十万，李鸿章称“收缴转运均极迅速”，“实为赈案中未有之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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