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不准王爷进京，清朝不准王爷出京，哪种做法能更好的解决藩王问题?
为了讲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分成五个方面来讨论。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藩王总是容易搞事?
中国历史朝代表
第二个问题，历朝历代是如何处理藩王问题的?
第三个问题，明朝是如何处理藩王问题的?
第四个问题，清朝是如何处理藩王问题的?
第五个问题，明朝的藩王制度和清朝的亲王制度有什么优缺点?
先讲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藩王总是容易搞事?
一是皇帝和藩王的待遇差别太大。皇帝权力无边，福利无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都是同一个爹生的(妈也许不同)，为什么兄弟之间的差别会那么大呢?可以说，藩王们虽然贵为王爷，其幸福指数可能是最低的。
二是藩王们缺乏人生目标，不能有人生理想。建功立业，在来到世上短短的几十年里，搞出一些声响来，是每个人的梦想。但是藩王却不能建功立业，不能搞事。藩王完全没有成长空间，只能当一个富家翁，当一个闲王，这日子过着有什么意思呢?
再讲第二个问题：历朝历代是如何处理藩王问题的?
秦朝的藩王制度还没建立起来。秦始皇的儿子们还在京城里，而且都没有人封王，秦始皇采用高压政策，谁也不敢翻浪子。
藩王问题从汉朝开始出现，刘邦剿灭异姓王，封皇子、皇帝兄弟为王，分封藩国，但立刻出现严重问题，以至于在汉景帝的时候就爆发“七国之乱”，因此后世不断削藩，到汉武帝采用“推恩令”，削藩才多多少少有了一些效果。
晋朝建立后，晋武帝为了抑制朝中权贵，打击豪强势力，又开始大肆分封藩王，结果又造成“八王之乱”，直接把西晋给乱亡。
唐宋两朝的藩王，应该是比较合理的，封王不封土，并把王与公侯伯子男并列，作为人生的一种荣誉。而且王还同时担任地方官。不过也不敢让他们实际去做事，大都只是挂一个名。主要还是怕他们搞事。而且唐朝藩王被诛杀的情况太多了。宋朝大约是子嗣不蕃，因此藩王大都还能善终。
再讲第三个问题：明朝是如何处理藩王问题的?
朱元璋由于出生草莽，非常忌惮功臣，怕他们造反。因此他采用了刘邦的方式，大肆屠杀功臣，同时大肆分封自己的儿子们为藩王。不过，他也吸取了刘邦封藩的一些教训，对藩王进行了严格的规定：
一是不许藩王随意留在京城，避免他们交通大臣。
二是不许几个藩王同时到京城，避免他们联合造反。
三是不准藩王互相来往，必然他们互通信息，交换造反心得，商量造反事宜。
四是对藩王封藩不封土，避免他们做大。
五是藩王无权任命官员，官员都是中央任命，并且藩王有错，藩地的官员要受到同样的处罚，这样就把藩王和部下隔离开来。
明朝藩王分为两等，一是亲王，二是郡王，亲王从数量上来说，其实并不算多，从洪武三年朱元璋把他的儿子们封为第一批藩王(包括秦王、晋王等九王)，到崇祯十四年崇祯帝封他的两个儿子定王和永王，一共有67个亲王，但是这些亲王，有的年纪小，没有真正的到藩地建国开府，有的因为无子或中途有罪被撤废，到了明朝末年，实际上还存在的亲王只有28个，说实话，28个亲王，并不算多。
明朝初期的亲王分布图明朝的藩王问题，其实主要是郡王太多，明朝的规制是只要是亲王的儿子，除了长子继承亲王爵位以外，其他的儿子基本上都可以封郡王，由于明成祖以后对藩王在政治事业上严格限制他们的活动，然后在生活上尽量满足他们的享受，所以亲王们除了在家生孩子以外，真的没事可做，明末的才子张岱说：我明自靖难之后，待宗室其制愈严愈刻。在诸王之中，乐善好书者固百不得一，而即有好饮醇酒，近妇人，便称贤王，遂加奖励矣!
明成祖以后的主要亲王分布图酒足饭饱就睡觉，明朝的亲王们生儿子的能力超级强，这样郡王的规模就很大，到了明末郡王的规模超过600个，分布在全国各地。关键是郡王们也很会生，朝廷可不是光亲王、郡王养起来啊，他们的儿子、女儿也都要养起来，这个数量就大得吓人了，明末这个亲王、郡王加上他们的子女至少超过20万人。
明代鲁王墓出土亲王冕冠因此明末养藩王花的钱就是天价，朝廷根本养不起，明末的天启年间，有人给朝廷算了一笔账，当年养藩王及其子女共需支付禄米396万石，但当年全国田赋收入一共才只有257万石，也就是光解决藩王们的吃饭问题，朝廷的财政赤字就会高达43%，所以朝廷实际上是已经养不起这帮人了，拖欠工资那是常事，因此明末的藩王的日子也不好过，因为朝廷根本无力及时和全款支付他们禄米。
再讲第四个问题：清朝是如何处理藩王问题的?
清朝的藩王，和明朝截然不同，有哪些不同呢?
一是准确地说，清朝没有藩王，只有亲王和郡王。因为王爷们没有藩地，不到地方上就藩，全部挤在京城里。
二是亲王们只有在皇帝派遣下，或者跟随皇帝，才到地方上去，平常不准随意到地方上走动。
三是亲王们要参与政事的，这是从清朝在关外就传进来的规矩，叫做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后来从康熙开始，这种制度有所削弱，但亲王们依然是一股不小的政治力量。
最后一个问题：明朝的藩王制度和清朝的亲王制度有什么优缺点?
明朝的藩王制度，因为藩王们有军权，又在地方上，这使得他们很容易造反。整个明朝期间，藩王造反的现象层出不穷。但是，由于防范得法，没有一次是掀起了大浪的。
有人说，朱棣不是就掀起了大浪吗?朱棣是一个特殊现象，是明朝的藩王制度还没有成熟的时候的事情。后来朱棣上台后，对藩王制度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从此就再也没有掀起过浪子了。
清朝的亲王制度有好处，亲王们都是皇帝的眼皮子底下，皇帝对他们的情况了若指掌。同时亲王不带兵，造反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因为亲王们都集中在一块儿，因此很容易搞事。康熙年间惨烈的“九子夺嫡”现象，就是这样搞出来的。若亲王们都在藩地，断不会有这样的现象。
不准进京，不准出京，都是表，好不好要放在整体的宗藩政策里看。
历朝历代看下来，清朝的宗藩政策是最科学的。
历朝历代对如何对待王爷，很头疼，给点权力，就要造反，如汉晋;不给权力，就当猪养，到了危难之时指望不上，比如宋明。
清朝鉴历代得失，推出了独具创意的制度。只给俸禄庄田，不给封地，王爷们无法储养实力;世袭降等，抑制有爵宗室无限制地增长，减轻财政负担;考封制度，如果真是白痴，该你的爵位你也捞不上。
三管其下，于是在清朝王爷们没有封地没有属吏更没有有规模武装力量，对皇权的危害可以忽略，而另一方面，朝廷也能给王爷们机会做实事，不会不让出头，不至于混吃等死。宗室子弟上马管军入朝理政，很多还是关键岗位，而且稍具才干就会被重用，300年下来，名王倍出，如怡王允祥、恭王奕?等，而宗室中就更多了。比如曾国藩早期的靠山肃顺。
可以这么说，清朝的满人特权制度是失败的，养出了一大堆寄生虫，但宗藩政策比历代都科学，也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明朝实行的是分封就藩制，清朝实行的是封爵固京制，这两种针对皇室成员的封赏制度有利有弊，但总体说来，清朝的做法更好一点。
明朝实行分封制度首先是朱元璋整出来的，他的考虑很既现实又温情，让自己的得力儿子们去全国各地站岗放哨，既然能保证当地有一个朱姓子孙看管着，但又不给他们真正意义的管辖权，以避免汉朝那种实封实权的诸侯国存在;他温情的一面更好理解，老子辛苦一辈子打下江山，总得让自己的家人后代享受到胜利果实，儿子们不能全当皇帝，就当个一生吃喝不愁的王爷吧。也就是说这些朱元璋的后代是“禄之终身”，吃喝拉撒睡全部由国家买单，另外还有俸禄。
洪武二十八年诏以官吏军士俸给弥广，量减诸王岁给，以资军国之用。乃更定亲王万石，郡王二千石，镇国将军千石，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以二百石递减，辅国中尉、奉国中尉以百石递减，公主及驸马二千石，郡主及仪宾八百石，县主、郡君及仪宾以二百石递减，县君、乡君及仪宾以百石递减。自后为永制。一个奉国中尉就米二百石了，而一个正七品县令的俸禄才九十石，有时候这九十石也拿不出来，被纸钞，绢布，大米等东西抵用了。只要生儿子国家就给养，那为什么不多生点呢?
起初老朱想着可以通过藩王掌握军队来捍卫朱家王朝的安全，朱元璋的这种分封制度没过多久就土崩瓦解了，他儿子朱棣作为藩王造了他孙子皇帝朱允炆的反。朱棣造反成功就非常明显的凸显了朱元璋这种分封就藩制度的弱点，藩王在外，虽然没有当地管辖实权，但又一定的兵权和兵力(朱元璋不能让儿子自己扛着刀去站岗吧)，如果这些藩王要造反，极具威胁性。自永乐年间起，亲王作乱不断。皇帝们一方面保证皇族的生活穷奢极欲，另一方面则极力强化对皇族特别是藩王的控制。子孙分封就藩没有问题，毕竟是老子朱元璋定下的祖制，但是绝对不允许藩王拥有过多的兵权，连给自家王府看大门的兵丁都有限制。到明代中后期，为了怕王爷们联合地方势力作乱，规定亲王们终生只能生活在王府里。如果没有皇帝的许可，连出城扫墓都不行。亲王们之间甚至终生不得相见，藩王与大臣之间更加不得有任何往来。藩王要进京一趟，如果没有皇帝的圣旨，锦衣卫就直接抓到天牢。
自明成祖朝开始，明朝的藩王待遇就非常可怜了，各地王爷被剥夺了几乎所有的自由，差不多就是个异地监禁差不多，虽然不愁吃喝，但要有点什么作为基本不可能。
由于不能从事任何社会职业，他们只有一个增加收入的渠道，那就是多生孩子。因为多生一个孩子，国家就按等级多发放一份俸禄。在这种制度下，明代中后期开始，皇族们展开了激烈的生育竞赛，最终导致皇族人口膨胀，也就不难理解了。
据明·王世贞著《皇明盛事述》载“第一代庆成王朱济炫生子一百，俱成长，其中长子朱美埥袭封庆成王，余九十九人都封镇国将军，每次聚会，同父兄弟间竟不相识”。
这个朱济炫是谁?他明太祖朱元璋之嫡孙。晋恭王朱棡与妃樊氏所生庶四子，朱棡是朱元璋与马皇后马秀英所生嫡三子，明太宗朱棣哥哥。
洪武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朱济炫降生后报到太祖处请封，太祖正在御庆成宴，得到太监禀报后龙颜大悦，遂以该殿名赐之为号，所以在众多郡王中只有朱济炫不以地名封。
在庆成王的儿女数创纪录的同时，孙子辈的人数也多达163人，曾孙辈达510人，再加上众多的妻妾女眷，整个庆成王府中，仅正牌主子就有一千多人。
由于人口的急剧膨胀，分宅府第遍及城内。以至明嘉靖年间，汾阳籍榜眼孔天胤撰《东关建城记》时惊叹：“夫汾编氓十万，城中居者不及什一，而占东郭外者，殆十之三焉。”
由此可见，当时汾州城几乎成为除官府、寺庙之外，一座堂而皇之的庞大皇城。与皇室无关的黎庶百姓，只能挤住东关。
庆成王共封十代十王(实为九王，第七代庆成王朱新堤早卒，是第八代庆成王朱慎钟继祖位后追封其父)，最后一代庆成王朱求棆，在明末起义军于明崇祯17年(1644年)攻破汾州后不知所终。
庆成王一府的人口增长，只是明代皇族人口爆炸的一个缩影。朱元璋建国之初，分封子孙于各地，初封亲郡王、将军才49位。这些王爷好比种子在各地繁衍，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近百万人之多。这也是拖垮明朝的一个因素。
清朝的封爵固京制度就与明朝的分封就藩有很大的不同，清朝统治者可能从明朝那里得到了一些警示和教训，对于皇室成员的分封采取了不同的制度，王、郡、子等等封号依然都有，待遇也很不错，但是只有一条，就在北京城给呆着，王府给你制办好，住着你一家老小，王爷还得上朝当差。
清王朝就很精明，把这一众宗亲贵族圈养在京城，放在眼皮底下，而且还让你干活，毕竟有些事情自己人来办要放心得多，这不但给了皇亲们名誉和物质上的待遇，更是在参政权上给予一定的待遇，王爷们的某些抱负得到了一定的施展，但在对于皇位的觊觎又给予严密的防范。
这两种制度对比来看，清朝的分封固京制度虽然存在一定的风险(勾结朝中大臣，觊觎皇位，康熙朝的八子夺嫡就是例子)，但是有很强的风险控制性，毕竟在整个京城里还是皇帝的势力最大，哪个亲王、王爷要是有异心，分分钟就能提到大牢里;而明朝的分封就藩制度，等于把宗亲进行外放，如果他们在藩地里闹腾点动静来，皇帝不一定是第一时间得知，就算得知，要进行有效的防范，又有了时间差和距离感，不好收拾，比如正德年间的宁王造反，43天就被解决了。
从整个明、清两朝来看，清朝还没有一例王爷实打实的起兵造反的，但是明朝是有的。所以从事情结果就能看出哪个制度孰优孰劣了。
这个咋说吧，中国封建时代实际上是有三种分封，今天我就大致讲一下这三种分封诸王。
第一种就像明朝分封诸王一样，这叫实封。这种方法将王族分封于各地，这些王室们有地盘，有军队，可以在自己的地盘里收纳贡赋，有的时候还会兼有管理的职能，他们在自己的领地享有较大的特权。使用这种方法的有汉朝初期，西晋，明中前期等几朝，这样做的优势很明显，形成了强大的王族势力，就好比天下都是我们家人管着了，一旦有人反叛，其它各地的兄弟姐妹们就可以起兵勤王，这样就能保证我们家的皇室地位。强大的王室势力就可以保证王朝不被夺权，这几朝的开国皇帝之所以要分封诸王就是怕有朝一日其它人反叛没了照应，就像曹魏政权，司马氏控制朝政反叛，曹氏宗族却无可奈何，各个地方强大的藩王可以保证国家在一姓的手中，就算有权臣当道，地方诸侯也可以保证王位不失。另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一旦王族有难，鸡蛋不放在一个笼子里，总有人可以跑掉，就像南明政权和东晋政权，都是地方的藩王跑了，为王族留下火种。
当然这样做也是有问题，强大的地方是可以威胁中央，而这种血脉的联系随着时间的变化，皇族之间也逐渐疏离，亲戚认不认就不好说了。再有一点就是，在权力面前亲情都是假的，皇帝能坐的皇位，其他的王族比任何人都渴望，他们才是最希望篡位的人，所以这些手握重兵的亲王们，往往都成为皇位的危胁，七王之乱、八王之乱、靖难之变，地方各王凭借其强大的势力反叛中央比比皆是，所以分封诸王很容易成为中央的威胁。然后还有一点，各王在地方，凭借其皇族身份，经常会做一些不法之事，但地方法司往往不敢管，特别是面对一些有实力的亲王，这些亲王往往成为了为恶一方的恶霸，欺凌百姓，欺压官员，像明朝诸王大多侵占他人田产，鱼肉人民，百姓恨不得生食其肉，所以明末农民起义时期落到农民军手中的王室，几乎下场都很惨，作恶太多，终究下场不好。所以这些分封到各地的诸王，很容易成为地方的问题。
第二种叫虚封，就是分封诸王，但各王不得拥有兵权，不能管理地方，只享有封地赋税。这种方法广泛应用于唐宋等朝，虚封的好处就是解决了实封带来的地方权力过大的问题，但问题也很明显，为了弥补虚风的权力过小，往往中央会对王室赋税补贴，不给权多给钱，这种问题也很明显，这会加剧中央的财政问题，比较明显的就是明朝末期和汉朝末期，皇族对财政的压力太大了，毕竟分封之后国家所收的赋税就少了，比较严重的汉朝时期，一度是全国一半的赋税是交给各王的，不交给皇帝的。养无用之人，害国家之财。(每回一提到明朝藩王用度大，就有明粉讲八旗，八旗是王族吗?这是军制好吗?两个都不是一个东西!!)
第三种是清朝的分封制度，一般我们也将它作为虚封，但这种虚封不一样，这种分封连封地都没有。像以前的封王，封你为秦王就说明秦地这一块都是你的了。但清朝都是什么礼亲王，肃亲王，根本就没封地，也就没什么赋税，直接发工资，就相当于以前你是自取现在给你发，这区别可就大了，极大减轻了赋税压力。另外由于清代诸王被集中于京师，这样就便于中央监视诸王，防止各王反叛，加强中央集权，有清一代，并没有出现过王室反叛的情况。另外由于是天子脚下，加强了对王族管理，王族犯法减少。(再大大不过皇帝)，最极端的时候像雍正时期，各王怕被牵连，被雍正惩罚，曾经有过王室子弟被长辈要求留于家中不得出门的事。
不过，这样做问题很明显，形成不了强大的王族势力，很容易被别人一锅端了，或者被外戚权臣控制。所以慈禧时期之所以能够控制朝政，就是因为各个王族根本就无兵与她对抗。
如果看整个宗室管理制度，如朝廷的开支负担等方面，清朝对宗室成员的处理方式比明朝要好很多。
但如果只看约束藩王，那么明清两朝的处理方式都是一样的，都是圈养，只是圈养的地方不同而已。
清朝的圈养方式比较简单，就是把王公贵胄都圈在京城，这些王公贵胄都可以从朝廷领到一份俸禄，数目以爵位高低而论。
把王公圈在京城，好处显而易见，王公贵胄都被死死的看管在了京城，离皇帝近，暗箱操作的空间不大。即便有暗箱操作，皇帝想要杀他们的头，随时也都可以。
从历史来看，满清对王爷们的这一约束，成本比较低，效果好。
不过把王爷全圈在京城，也有病弊端，那就是京城一旦被围，从皇帝到闲散宗室，一个都不会少，直接被一锅端。
袁世凯之所以能如此轻松就解决八旗子弟的反抗，就是因为贵胄们当时全圈在京城。
明朝的圈养稍微复杂一点。
明朝初期是封藩政策，皇子一旦受封，就得去藩国就藩。后来封藩制度的弊端显现，于是建文帝朱允炆就开始削藩。
朱允炆的削藩策略，其实是两步走。一是打压有实力的藩王，如燕王朱棣;二是分化部分藩王。比如朱棣起兵后，被封在北平附近的辽王朱植和谷王朱橞就被调回了京城，实际上就是被朱允炆圈养在京城了。
除了谷王朱橞和辽王朱植外，韩王朱松、沈王朱模、安王朱楹、唐王朱桱、郢王朱栋和伊王朱?(都是朱元璋儿子)以及朱允炆的弟弟朱允熥，也都被圈在了京城。
值得一提的是朱允熥，他是朱允炆弟弟，不是叔叔辈，而且他的藩国在杭州，也不是需要带兵防蒙古人的北方。按理来说，他是没必要留在京城的。但朱允炆害怕他会起兵反叛，就将其也圈在了京城。
从朱允炆把谷王、辽王、朱允熥等藩王圈在京城这个行为可以看出，其实明朝皇帝也想到了后来清朝对藩王的监视策略。如果朱允炆的皇帝没有被朱棣篡掉，或许后来的明朝藩王就都会被圈在京城了。
当然了，朱允炆最后被朱棣篡位了。朱棣上台后，担心靖难之役这种事情再度发生，再加上谷王朱橞背叛朱允炆，偷偷打开南京城门放自己进城这件事让他印象很深。因而从朱棣时期开始，明朝就再也没有藩王被圈在京城这种事情发生了。藩王一旦成年，就必须要去封地。
朝廷对藩王的待遇不低，但相应的代价就是藩王不奉诏书，不得进京。哪怕是亲妈死了也不行。
明宣宗之后，藩王政策更加严厉，无论有没有诏书，都不许回京，即便皇帝单方面同意了也不行。除非皇帝与群臣达成一致才行。
比如明孝宗时期，太皇太后周氏生病，觉得自己时日无多，想在闭眼前最后再见见小儿子崇王朱见泽。周太皇太后一共就生了俩儿子，即明宪宗朱见深和朱见泽。当时明宪宗朱见深已经不在了，就剩朱见深这一个亲儿子。孝宗皇帝同意了奶奶的要求，准许叔叔回京，但大臣们死活不同意，最后这事到底也是没个结果。周太皇太后闭眼也没见到自己的儿子。
另外，明朝除了藩王不许回京外，还有两个更苛刻政策。
第一是藩王除非是有极特殊情况，或是皇帝特许，才能出藩地。否则别说是入京了，就是在藩地内，想出城溜达一圈都不行。不然就得连累一堆人跟着倒霉。
比如明武宗时期，河北的宣宁王朱成钴和山西的隰川王朱聪羡未打招呼就出城乱跑，结果就被朝廷扣了一半俸禄，负责管束他们的地方官也连带着被治了罪。
还比如崇祯时期，清军入关劫掠，当时在河南的唐王朱聿键上疏朝廷，请求勤王，结果就被崇祯皇帝以“藩王不得无故进京”为借口而拒绝了。后来唐王自率护军千人从南阳北上勤王，崇祯听说后不仅不赏，反而以“藩王不掌兵”的国规把唐王贬为庶民，关进凤阳皇室监狱，以儆效尤。
这个案例就可以看出，明朝防藩王已经到了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程度。即便清军都打到家门口了，皇帝对藩王也是防的极严。蠢不蠢?
值得一提的是，明末藩王大面积被捕，被清军活捉，被农民军活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朝廷不允许藩王到处跑。当时的藩王，极其的苦逼。不跑会被抓，跑了也会被抓。一直到崇祯十五年，朝廷秩序彻底崩塌了，藩王们才开始跑路。比如开封被攻克前夕，周王朱恭枵带着一家老小跑路，崇祯考虑到实际情况，便没有追究责任。
第二点就是藩王一旦出京，其与生母就再也见不着面了。生母跟着藩王去封地养老，在明朝是不可能的，即便皇帝能同意，大臣们也不会答应。这与清朝是不一样的。
清朝近支皇族被圈在京城，只要皇帝允许还是可以见到生母的。如果新皇帝同意，太妃们还可以在老皇帝死后，去儿子家里颐养天年。比如康熙很宠幸的宜妃，雍正皇帝不待见她，就把她赶出了后宫，送到了五阿哥恒亲王允祺家里养老。
总体而言，明清两朝对藩王的监管政策，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圈养，给吃给喝，区别无非就是圈养的地方不一样。从苛刻程度来说，明朝比清朝还要不近人情一点。
历史已经证明，清朝的做法好使，但问题关键不在于进京还是出京，而在于权力。
先看明朝对付藩王的办法
朱元璋建立大明后，为了江山永固，真是操碎了心，他既汲取了西汉、西晋同姓王尾大不掉，导致七国之乱、八王之乱，以及唐朝玄武门之变、藩镇割据的教训，又汲取了宋朝杯酒释兵权、强干弱枝的经验，制定了一套独具特色的藩王制度。
朱元璋首大封诸子为藩王。他认为作为自己的子孙，朱家自己人总比那些异姓王或开国工程值得信任，所以没有必要像宋朝那样把皇室子孙全都关在京城，让他们无所事事，醉生梦死，不如让他们在地方带带兵，培养一下军事能力，关键时刻还能帮皇帝一把。
朱元璋限制权力提防藩王。老朱又害怕藩王实力太强，会像七国之乱、八王之乱一样起来造反，给后世子孙留下隐患，所以他严格限制藩王的权力，允许他们拥有一定兵力，但仅限于自卫，一般不超过3000人，承担边防任务的兵力可以多些，但也不能超过1.9万人。
朱元璋不允许藩王留京城。老朱担心有实力的藩王会像李世民一样，借助在京城的便利突然发动兵变夺位篡权，所以把藩王全部打发出京城，以免他们觊觎皇位。即便他们起兵造反，但想要打进京城也很不容易，皇帝可以从容调兵应对。
朱元璋不允许藩王随意进京。老朱规定，除非有圣旨进京勤王，藩王一概不得擅自进京，确有需要必须向上请旨，被批准后才能进京，一旦有所异动，皇帝便可大棒伺候，发兵攻打。
朱元璋不允许藩王结交群臣。老朱规定，藩王只能在地方老老实实呆着，不能和朝中高官大臣勾勾搭搭搞暧昧，不然就是意图不轨，皇帝随时可以下旨查办。
老朱这一套方案几乎是完美的，但也给藩王留下了很多自由空间，比如朱棣就可以利用防御蒙古的机会，招兵买马，壮大实力，朱允炆上台后听从老师的建议着手削藩，并非瞎胡闹。
只是朱允炆自己在对付燕王朱棣的事情上经常脑袋抽风，屡出昏招，否则他本有机会接近完全成功，朱棣靖难成功后果断废除藩王的各项权力，彻底化解了藩王的威胁。
接下来看清朝对付藩王的办法
清朝有一个独特优势——可以借鉴前朝对付宗室亲王所有的经验教训。
清朝在未入关和统一全国之前，宗室亲王的势力很大，满清八旗基本上都由可汗(皇帝)的亲兄弟们分别控制，这是因为他们需要借助兄弟的力量，把整个部落整合起来。
但这也导致可汗(皇帝)缺乏绝对权威，无法像汉族政权一样实行嫡长子继承制，所以清朝前期的皇位更迭，每次都充满兄弟、叔侄之间的斗争。
清朝自创建之初，就吸取明朝的教训，对宗室子弟和文武大臣的封爵采取极为慎重的态度，不愿意轻易封爵。
在战争年代，宗室子弟和文武大臣在战场上立功的机会比较多，封爵较为容易;宗室子弟和文武大臣想获得爵位，就很难。他们必须靠为朝廷办事的机会来获得爵位。不仅如此，清朝不实行分封制，没有藩王。哪怕开国八大铁帽子王，也都没有自己的封地。
清朝对付皇室宗亲的办法跟明朝恰恰相反——不允许亲王出京，这套方法跟宋朝相近。
在清朝初期，由于历史原因，顺治和康熙时期，为了拉拢人心，曾经分封了3个明朝降将为异姓藩王，分别是云南平西王吴三桂、广东平南王尚可喜、福建靖南王耿仲明。不过，他们在驻守的省份拥有极大的权力，能够统辖当地官员，拥有自己的军队，掌握财税系统，还能将爵位传袭给下一代，等于是世袭罔替。当耿仲明死后，就把王位传给耿继茂，耿继茂死后，又把王位传给了耿精忠。
3个异姓藩王在清朝入关前后，帮助清朝打江山，穷凶极恶，相当彪悍。可当清朝稳定了江山后，就到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时候，皇帝决不允许强大藩王的存在，他们就成了统治者的眼中钉，意欲清除而后快。
1661年，24岁的顺治皇帝福临突然病逝。吴三桂闻讯，率领大军北上，祭悼顺治皇帝。吴三桂大军所到之处，沿途百姓纷纷躲避，唯恐受到他们的伤害。康熙皇帝年仅8岁，还没到亲政的年龄，掌握朝政大权的辅政大臣担忧吴三桂生变，命令他将大军驻守在京师城外，自己独自进城祭悼顺治皇帝后，立即率部离去。
这场变故，给幼小的康熙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着年龄的增大，康熙皇帝逐渐意识到3个异姓藩王存在的利弊。1667年，14岁的康熙皇帝宣布亲政。随后，他将“三藩事务”当作亟待处理的三件大事之一，日夜牵挂在心：“朕听政以来，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厪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
“三藩”之中，以吴三桂最强。对于吴三桂而言，也面临着艰难的选择。
吴三桂是明朝山海关守将，在宁远前线与清军作战时，并没有表现出多强的战斗力。可在投降清朝后，吴三桂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与明朝军队和农民军作战时表现得异常凶猛。他从山海关出征，一路南下西进，一直打到云南，甚至进军到缅甸境内，抓回了在缅甸避难的明朝永历皇帝抓回来，以一根弓弦将他勒死。
吴三桂杀死永历皇帝后，被封爵为亲王，坐镇云南，统辖云南、贵州两地，开藩设府，掌握军政大权。他的儿子吴应熊迎娶皇太极第十四女和硕恪纯长公主，成为威风八面的驸马爷。吴三桂进入了人生的巅峰状态。
吴三桂有自己的“小算盘”，他希望学习明朝开国功臣沐英的榜样，为清朝守住西南国门，世代镇守云南边陲。
然而，吴三桂不是沐英，清朝不是明朝，吴三桂对此心知肚明。当他预感到清朝将裁撤“三藩”后，作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于1667年奏报朝廷，以眼睛有病为由，请求解除总管云贵两省事务。
这一年，康熙皇帝刚刚亲政，对政务并不是很熟悉，但他当机立断地接受了吴三桂的请求，将这一权力交给云南、贵州两省的总督和巡抚。云贵总督卞三元，提督张国柱、李本深联合奏报朝廷，请求仍然由吴三桂总管云贵两省事务，被康熙皇帝以照顾吴三桂身体拒绝了。
吴三桂此举，只是在试探朝廷的反应，没想到康熙皇帝假戏真做，让吴三桂大感沮丧。
接下来，康熙皇帝并没有放过吴三桂，而是继续裁撤他手中的权力。
首先，康熙皇帝收缴了吴三桂的平西大将军印信，收回兵权;随后，又“截其用人题补之权，迁除悉归部选”，收回用人权;紧接着，又下令“平西藩下逃人，俱归有司审理，章京不得干预”，收回司法权。
当兵权、用人权和司法权都收回来后，吴三桂手里的权力就所剩无几了。
最后，就是最关键的一步：撤藩。
撤藩，需要选择一个最佳的时机。1673年，平南王尚可喜奏报朝廷，请求回到辽东养老，留下儿子尚之信继续镇守广东。康熙皇帝召集大臣商议后认为，应该趁此机会撤藩。于是，尚可喜得以撤藩。靖南王耿精忠闻讯也申请撤藩，朝廷照准。
平西王吴三桂被逼到没有选择的地步了，只好奏报朝廷，请求撤藩。吴三桂的势力在三藩中最强，许多大臣都建议暂时不撤藩，以免引起太大的震荡。康熙皇帝力排众议，认为吴三桂掌握重兵，已成尾大不掉的局势。如果任由发展，以后将更难处理。
于是，康熙皇帝决定批准吴三桂的撤藩请求，三藩俱撤，并且都还回山海关外。为了防止有变，康熙皇帝派人迅速奔赴各地，雷厉风行地办理撤藩事宜。
吴三桂傻眼了。他万万没想到，康熙皇帝无情地就将他逼到死角。吴三桂不甘心失败，于1673年11月打着“兴明讨虏”的旗号，起兵反叛清廷，这就是著名的“三藩之乱”。但康熙早有准备，不慌不忙平乱后，拥有属地的藩王就不存在了。
至于亲王、铁帽子王，都是封给忠诚于皇帝的旗主，而且只是空头爵位，尽管地位尊崇，但没有封地，也没有财权、兵权和民事权，只能老老实实在京城呆着，根本成不了气候。
到了清朝中后期，对王爷防范更加严密，满清皇帝宁可重用汉人，也不允许王爷把持大权，惟一具有相当才能的恭亲王奕訢始终处在慈禧严密监控之下，最后仍被慈禧罢黜。
由此可见，清朝对王爷的控制比明朝更加有效，因为清朝完全不允许藩王存在，对宗室管理之规范与严格大大超过以往任何朝代，这也使得清朝宗室无从谋反。
明初的藩王分封全国各地本意是拱卫中央朝廷，不至于像如曹魏时代司马家族篡权时没有皇族实权王爷保卫朝廷，但是成祖朱棣身为藩王逆袭之后对于昔日的同类藩王可谓是提防有加限制其人身自由，当猪一样养着，最后也就失去了最初拱卫朝廷的作用了，反而随着藩王子孙后代的繁衍朝廷开支庞大，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明庭的覆灭。
清朝的王爷不离京，远有汉之七王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近有清初摄政王多尔衮架空顺治帝，差点谋朝篡位的例子，为了避免同室操戈，王爷不只是不再分封外地，而且也没有开国初期时那样拥有兵权了，只是留在京中，享有很高的政治待遇，替皇帝分担分担政务但不会威胁到皇权，这个做法很高明的，在清朝晚期，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咸丰帝病死，同治帝幼年继位，开始自救运动的洋务运动就是恭亲王大力支持的，颇有一些力挽狂澜之势，在王朝风雨飘摇之际这些留京的王爷还是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两个朝代的做法都是为了保证皇权稳固，明朝最初的制度还不错，但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明成祖之后的加工，藩王彻底成为圈养动物，失去了作用，而清朝一开始不让王爷离京，使其在天子脚下，方便皇帝监督，又可以起一定作用，在晚期风雨飘摇之际出现了以恭亲王为代表的王爷对于当时朝局起了很大的稳定作用，以此来看，清朝的做法更胜一筹。
巩固中央朝廷皇权所在，在历朝历代都是一个必修课，秦朝时选择的是郡县制，没有分封王爷，结果天下大乱时，没有一个皇族实权派出现帮忙，秦朝覆灭。汉朝时，汉高祖刘邦选择了郡县制与分封制夹杂，大封诸王以供卫朝廷，结果汉景帝时爆发七王之乱，汉朝差点葬送在自己人手中。之后的历朝历代就陷入一个死循环，选择皇族之人分封必要时的确可以拱卫朝廷，但是也可能爆发内乱，像是双刃剑，尺度不好拿捏。
汉高祖刘邦与明太祖朱元璋同为布衣出身，两人拥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而且彼此家乡离的不是太远算是老乡，朱元璋也多有学习刘邦的地方，明初的分封制就多少有点汉初分封制的影子，不过朱元璋分封的26个儿子，真正有实权的是边境的9个藩王，这9个藩王可以最大限度调动当地资源打击虎视眈眈的北元，可以说对明初的太平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可惜的是，汉高祖后继有人，之后汉武帝实行“推恩令”完美的将藩王问题解决，而成祖朱棣不敢违背父亲定下的规矩，只能变相的回收藩王权利，藩王对于当地的军政事务无权过问，只能活动于有限的范围，换来的是生活上的享受，却留下了巨大的后遗症，明中晚期开始，人口越来越多的藩王子孙供养成为朝廷的一大负担，藩王又不能从政就在经商上打主意，大规模兼并土地，苦了百姓搞得天怒人怨，明末乱世中这些藩王根本没起到一个好的作用，也就一个唐王朱聿键率兵前往北京勤王还被崇祯帝以违反祖制而下狱，当然这个唐王大难不死最后成为南明第二位皇帝，是为隆武帝。但是一个人的亮眼并不能代表扭转了明末如此之多的酒囊饭袋似得藩王，最后来看，明朝的藩王制度很失败。明朝皇室后裔曾经多地吃垮天下 最后结局多悲惨
从结果上看，清朝的制度好像更好一点，明朝的藩王制度就比较尴尬：说好的不准藩王进京，的确是平常没进，但一进来就是成功夺权，摇身一变成为皇帝了。
靖难之役就是朱元璋同志对藩王制度设计挂万漏一的恶果
从草根杀上来的朱元璋安全感较差，喜欢琢磨制度，希望用周密万全的制度确保老朱家江山永固。但他还是失算了，虽然朱棣也姓朱，但自己设计的接班传承规则毕竟被打破了。
按朱元璋的设想，一众诸子藩王坐镇边疆要塞，为国之藩篱，应对外族入侵;同时规定藩王无诏书不得进京，不得结交中枢大臣，不得结交地方官方，无故不得出王府五十里，意欲确保皇帝的皇权不受皇家内部威胁。一切都看起来很美。
只是，老朱又多考虑了一层，假如皇帝被周围的权臣或者小人给控制了，外人又靠不住，谁来勤王?于是他又规定，一旦京城有变，藩王可率兵进京。朱棣也正是抓住老朱最后打的这个补丁以清君侧的名义，杀到了南京。老朱该向谁说理去?
事情都有两面性，虽然王爷在京容易搞事，但在藩地更容易捣鬼
还拿明朝的例子来说事。协助老爹朱棣造反并立下大功的朱高煦，原本也有机会接朱棣的班。但因为朱高炽是朱元璋钦点的燕王世子，朱棣也只好让朱高炽继位，朱高煦也不好说什么。
可问题是等到哥哥朱高炽去世，大侄子朱瞻基继位，朱高煦就有点不平衡了。他也想重演一次靖难之役，像老爸一样也夺了侄子的皇位。于是就在藩地造反了，只是被朱瞻基御驾亲征给镇压了，他本人也被俘，最后给活活烧死在大铜钟里。
包括后来正德皇帝时宁王在南昌造反，也是一样的道理，只不过也失败了。
清朝的王爷，在京城就是好吃好喝好招待，生活待遇不错，政治上就别多想了
二百多年的事实证明，清朝的王爷虽然在京，却没一个能搞出乱子的，这就证明这项制度的成功性和合理性，啥都不用说了。
总之，明朝藩王制度的不合理性主要体现在对藩王定位的拧巴上：对外指望他们守护国门，对内又指望他们作为朱家皇权的最后一道保险，这就大错特错了。
清朝亲王、郡王的定位就清晰多了，有能力的就在皇帝严密监视下做点事，无能的就享享清福得了。
明朝的藩王离京叛乱，清朝的王爷在京九子夺嫡，没有那个做法更好，只是清朝的不差。
从历史上看，分封制和郡县制是两个历史阶段的产物，分封制是依照亲亲的原则来处理国事，郡县制是依照国事的原则来加强集中统一的国家管理。对于一般的士大夫而言，家事与国事就不同了，不能以亲情来搅和国事，但是对于皇帝和君王来说，就必须得分清楚了，围绕大位的争夺，在一环的皇子中破涛汹涌，在二环的诸大众中暗流涌动，有时候他们把家事当国事来处理，有时候把国事当家事来处理，很多悲剧也就因此而生，分封制在历朝历代都有反复，导致外戚诸王之间不断自相残杀，使中央政府机构不断分崩离析，自相瓦解。
以明代为例，朱元璋在建国之后就开始考虑自己的身后事，并把《皇明祖训》颁布诸王，想处理好国与自己家的亲亲关系，“外卫边陲，内姿夹辅”。但是里面有明显的漏洞，就是一条“凡王所守者祖法，如朝廷之命合于道理，则惟命是听。不合道理见法律篇十二条。”
所谓朝廷的命令不合道理，是指朝廷出了奸人，法律篇十二条是这样说的“如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既平之后，收兵于营，王朝天子而还，如王不至，而遣将讨平。其将亦收兵于营，将带数人入朝天子。”这就为后来藩王叛乱“清君侧、除奸臣”提供了依据。
靖难之役
朱元璋在世时，尚能平衡朝廷与掌握兵权的诸王之间的关系，儿子还不敢与老子对抗，太子朱标还活着，兄弟之间还有情分，但是到了建文帝，叔侄之间就免不了猜忌了，最终只能兵戎相见，以战场胜负决定成败了。
朱元璋在长子朱标死后心灰意冷，经过再三抉择，还是选择了宅心仁厚的朱允炆做太子。为了防止自己死后孙子被欺凌，朱元璋几乎杀光了当年跟随他打天下的功臣。他原以为万事俱休，殊不知，他的儿子们才是孙子最大的竞争对手。
朱允炆在继位后也感觉叔叔们的权力过大，所以便听从大臣的建议削藩。其他藩王敢怒不敢言，但朱棣却受不了朱允炆这赶尽杀绝的做法。在装疯卖傻逃回北京后，朱棣打出“清君侧”的名义，发动了“靖难之役”。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朱棣还骗来了宁王属下最强的战斗力—朵颜三卫。
在万事俱备后，朱棣带人浩浩荡荡的从北京一路杀到南京。而建文帝这边，因为朱元璋将能打的将领杀了一多半，所以几乎没什么人能抵挡的住朱棣的进攻。而且建文帝削藩还得罪了其他藩王，所以其他藩王暗地里也在资助朱棣起义。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建文帝的南军最终败北，他本人也不知所踪。
而在建文帝兵败时，有一人手握30万大军，可是却没来救他。此人是谁呢?他就是建文帝的发小沐晟。沐晟是云南王沐英的儿子，在沐英去世后继承了他的位置。当年沐英为朱元璋打下云南后，就被朱元璋安排守护明朝的南大门。为了让沐英镇守云南，朱元璋给他留下了30万大军。而沐晟从小与朱允炆一起长大，可以说是发小，在此危机关头为何不救朱允炆呢?
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没有命令，不能动。当年朱元璋给沐王府留下30万大军，就是让他们守护云南边疆。如果他们参与内战，那边疆出了问题，沐晟担不起责任。建文帝并没有下令调动云南的军队，所以沐晟不能动。第二，忠于明朝，忠于朱家，但不是忠于某个人。对于沐王府来说，皇帝谁做都一样，只要是朱家的人就行。第三，不敢轻易站队。朱元璋往日杀人的事还历历在目，如果站错队，那新皇登基，沐家将没有好果子吃。所以综合各种考虑，沐晟才没有救朱允炆。
其实明朝和清朝都是比较善于总结前朝经验的国家，如果清朝觉得明朝好用的制度肯定都留下来了，所以朱元璋这招画个圈圈住藩王的制度，清朝是没兴趣的。朱元璋曾经总结过最容易引起国家政权问题的几大害：女人、太监、外戚、权臣、藩王、蛮夷。所以在对待藩王的问题上，他也下了一套功夫。
藩王“不临民”、“不裂土”。斩断了他们造反的经济基础。
坚持嫡长子继承制。意思是其他人想都不要想了，你们谁上都得位不正。朕的嫡子死了还有嫡长孙。
不许随意进入京城，藩王之间，藩王和大臣之间不可私自交流心得，交流就是造反。
这样一来，造反必须需要的几点：钱，人，还有官员的支持，仿佛都被死死牵制住了。但是别忘了，藩王是有军权的，而且天高皇帝远，所以明朝藩王还是有造反现象的，最典型的就是朱棣了，朱棣利用的是清君侧的名义，而且当时藩王和官员们对朱允炆非常不满，朱棣一打进京城就没怎么受到反抗。在实践之后，朱棣深切地领悟到了藩王制度的漏洞，赶紧将它修补完全。
明朝的藩王制度控制造反的确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他的弊病也是很大的，甚至于可以说就是这些藩王拖垮了明朝。他们在地方时作威作福，又不受法律制约，疯狂生育越来越多，每一个带着老朱家血液的小孩，明朝皇帝都要硬着头皮去养着。而且某些藩王在地方上为非作歹，激化了政府与平民的矛盾……种种劣势让清朝连连摇头，决定反其道而行之。
清朝亲王没有绝对的世袭制度，没有世袭罔替待遇的，就按照清朝的袭爵制度“递降袭爵”，如果没有特殊的功劳受到皇上的再次嘉奖，每传一代爵位就下降一级，直到亲王降到镇国将军、郡王降到辅国将军为止不再下降。那些因系“天潢近支”而封世爵的皇子王孙，称为“恩封诸王”。清朝近三百年就十二个“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其中前八个是开国功勋：和硕礼亲王代善、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和硕豫亲王多铎、和硕肃亲王豪格、和硕承泽亲王硕塞、多罗克勤郡王岳托、多罗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后代袭爵没有变化都是原始的王爵。其他的每生一个后代就降一级，你没有实力拿功勋，最后越降越低，皇帝也不认你这个亲戚。
满清的皇帝对宗室也是非常苛刻，只要宗室犯一点错误，就可能会被削掉爵位，严重的还可能被宗人府圈禁，所有大多数宗室在清朝都活得战战兢兢。像奏折写了错字，上朝站错位置，和人交头接耳都有可能成为皇帝处罚宗室的理由，有时候看史料，都觉满清皇帝对他的皇族实在太苛刻了。
最后，清朝所有的皇族都要出来当差，满清绝对不允许朝廷有所谓的逍遥王爷，以为可以靠自己的皇帝爹就能吃闲饭。
人高马大的宗室可以去皇宫当侍卫，武力不错的可以去八旗当都统，有能力的可以去六部任职，另外宗人府也需要大量的皇族当差等。
如果实在废材，作为皇族最起码识字吧，那就去当文书，当抄写，如果连这个文书也干不了，最差还能去给祖先看守皇陵。
看守皇陵这个要是还不能干，满清皇帝会认为这个宗室心存不满，这是对皇帝有怨念，不能看坟地就只能让宗人府圈禁了，啥时候觉得自己能干活了，宗人府再把人放出来。
皇帝给安排的差事，作为宗室还不能敷衍，必须做好，要是做不好，罚俸禄、削爵、宗人府圈禁随后就来。
所以靠这样的制度激励，满清的皇族没有一个废材，而且满清不实行嫡长子继承制，所以只要能干，大家都有染指皇位的机会，所以皇子们特别积极参与朝政，最著名的就是康熙年间的“九子夺嫡”。
清朝的亲王全部留在京城集中管制，离开京城60里外没有上报的话就必须给予警告。
亲王手下只有侍卫，没有兵权。
和明朝一样，亲王和亲王之间，亲王了大臣之间的交往是在严密监控之下的。
很显然，清朝这套亲王制度就是建立在明朝的教训之上的，也沿用了一些可以沿用的地方。总体来说，清朝的亲王制度更加健全一些。不过无论是哪个朝代，肯定有一部分猪一样只知道吃国家的、丝毫不知进取的皇亲国戚在，这个是避免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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