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9日，改编自马伯庸历史纪实作品的古装剧《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迎来大结局，豆瓣获评7.9分。这也是马伯庸首次在自己作品的影视改编中担任编剧。
《显微镜下的大明》讲述的是六个深藏于故纸堆中的明代基层政治事件。这六个事件聚焦于一府一县乃至一村之内，记录的是最底层平民的真实政治生活：如何抗争税收、如何兴起诉讼、如何与官府周旋博弈……古装剧《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恰改编自《显微镜下的大明》中的第一篇《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末》。
一开始马伯庸也没想到要做编剧，只是给编剧讲讲书的内容，但渐渐发现这次要讲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不单是要从无到有新起一个故事，同时也要把丝绢案整个事件的精髓保留下来，于是干脆自己先“试试看”。
“开玩笑地说，他们能让我把这个戏写完，同时把它上线播出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剧播后，看到观众讨论很热烈，剧的热度也很高，我觉得算是幸不辱命。”
2月20日，马伯庸就自己的编剧“首秀”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他用了“放得下、退得出”六个字。“放得下”，是指放下自己作为作家的表达欲望;“退得出”，是指习惯了镜头语言对于文学语言来说也有风险。
眼下他又开始在微博上连载新的小说，有关一个小人物在汉代的美食故事。这种大时代下的小人物，以及小人物的执着，总是最让他心动。
马伯庸
澎湃新闻：《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是你的编剧首秀，这个经历好玩吗?
马伯庸：我写完剧本之后，对于编剧的尊重和敬畏更深了一层。因为我发现这件事情非常难。并不是说你会写小说了就一定能当编剧，也并不是说你会讲故事了，做编剧就能写出来。实际上从故事到剧本之间，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真正的编剧，要考虑的事情也不仅仅只是故事本身，他还要考虑演员的状态，考虑到拍摄时候的东西，他要把所有这些事情都考虑清楚，写成一个能够让后续的这些加工环节能够发挥出功能，能够让这些演员有足够好的平台去表现出来，编剧的责任非常重大。
一直以来我都是把影视剧的镜头技法放到小说中去，所以很多人会问我，“是不是为了方便以后影视化改编，才把小说写得特别有画面感?”我想说这是两码事，画面感归画面感，这是我从影视剧里学来的，但是不代表它就是剧本。你写得再有画面感，到了剧本阶段你还是会把这一切推翻重来。因此，作家既要能够从影视作品中汲取经验，也要能退得出来，不能完全被影视所束缚住。
澎湃新闻：原著《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末》本身就是纯粹的历史纪实作品，所以这次做编剧会不会反而有了一种类似于小说创作的，或者说是“虚构”的感觉?
马伯庸：在最初启动《显微镜下的大明》这个项目时，我是感到略微诧异的。原作里是大量的会议记录和辩论过程，没有我们熟知的起承转合这种戏剧性结构。如果只是单纯拍那些，还不如拍个纪录片算了。所以后来我们就在想，怎么把这些内容转成一种可视化、可听的东西。这很难。不光是我，包括导演、演员，还有音乐、灯光等各个部门都是群策群力，尽量让这个过程变得生动有趣。
比如说丝绢案里最核心的一个点，就是这个丝绢税应该怎么分配，它的矛盾在哪?这个东西要讲清楚，至少得两页纸。但是观众不可能有耐心听你讲半个小时这个数字怎么算出来的，也不可能通过那么短的时间就能够理解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设计了一个细节，就是主角给县里的这些官员讲，给县里老百姓讲，包括给丰宝玉丰碧玉讲，他们也听不懂。那主角逼得没办法，就在墙上画了一个示意图，就有点像现在写ppt一样。那么就通过这么一个镜头，就是把这种听觉讲解给它变成了一个视觉呈现。这个对于观众，至少说你如果愿意定格看的话，你是能够理解这个事，你不定格看一闪而过，也不影响这个剧情的推进。
澎湃新闻：我发现剧版丝绢案和书版丝绢案还是存在很多不同，比如剧版为学霸主人公增添了很多人物背景和相关人物，仁华县(书中歙县)和金安府(书中徽州府)对丝绢案的态度也与书中相反，这些改动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
马伯庸：当时创作剧本时最大的困难就是戏剧性。史料记录下来的是丝绢案这件事，但影视剧需要一个故事。主角是帅家默，程仁清这些人，那么他们的命运是怎么样，有什么样的动机，包括当地的这些县官，每一个县官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我们都需要重新思考，把这些人梳理起来，抓住他们的典型，然后组织成故事。
但另一方面，在考虑戏剧性的同时，我还希望能保留一些真实的质感。这个真实，不是指历史上这件事情真实发生过，因为这不是一个纪录片，影视剧要讲故事嘛，肯定是要有杜撰的部分。我追求的真实质感是人物的行为能符合当时的社会逻辑，换句话说，我希望能够达到的一个效果就是。啊，这件事情可能没有在当时发生过，但是它有可能发生。这个人没有做过这件事，但是他真干得出来。符合这个逻辑，那么这个故事才能够成立，才能够让人信服。
我自己感觉，作家做编剧，一定要做到“放得下、退得出”。“放得下”，是指你一定要放下自己作为小说作家的表达欲望。因为小说是一个人写，是孤军奋战，作家只要一台电脑，然后把门关好，之后自己写，把自己脑海中想写的东西写出来就行。但是电视剧是集体作业，剧本它只是一个大工业中的一环，后面还有导演、表演、剪辑、特效、录音等一系列工作环节，所以这时候你就不能过于坚持个人的东西，甚至有时候还需要你做出妥协。
然后是“退得出”。我觉得作家做编剧会有一个风险：你当惯了编剧之后，再回过头当作家，搞不好就回不来了。习惯了镜头语言对于文学语言来说，也是一件有风险的事。
澎湃新闻：《显微镜下的大明》中的其他五个事件会有影视改编吗?
马伯庸：后面《显微镜下的大明》其余五个故事也会继续开发，会有更多优秀的创作者来合作完整作品的影视化，“丝绢案”算是我作为编剧为系列作品打了一个样。期待有更多更优质的艺术作品，展现给每一位观众。
澎湃新闻：很多人对学术的第一印象就是深奥、枯燥、“与我无关”，但如果采用好玩的讲述方式，大众的接受程度也会高很多。你觉得学术和大众之间存在一种理想的关系吗?如果存在，我们怎么实现它?
马伯庸：就我自己而言，我希望能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我有两个能力，第一，是能看进枯燥的历史文献;第二，是我能从文献中发现好玩、读者感兴趣的点子，通过接地气的方式将学术研究讲给大家听，让人们了解历史研究学者工作的价值。可以说，如果没有研究员提供的资料，我的作品就不会有这么多史实。
很多人都对历史有兴趣，但是又不太能够去阅读那些枯燥的学术论文。那我的责任其实就是当好桥梁，把学者专业深奥但是很有价值的学术成果转化出来，变成一个好听的故事，讲给大家听，让他们对历史学界的这些研究成果有一个认识，对中国历史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了解。我希望读者能从我的作品中了解古代普通人的生活规则、道德习惯等，越是了解的多，越能珍惜现如今的生活，尊重五湖四海不同的生活习惯，从而开阔眼界，做到换位思考，避免故步自封。
澎湃新闻：之后你是否还想创作其他历史纪实作品，通过小的细节去看整个社会生态?
马伯庸：我现在在微博连载一个小说，很短，是我当时去广州南越王博物馆得来的灵感，一个汉代的美食故事，是讲一个小人物，因为好吃，对美食的执着，最后影响改变了整个天下格局的故事。
这种大时代下的小人物，以及小人物的执着，是最让我感动，也让我心动的。英雄人物可以引领潮流，但是最终的推动力还是这些普通人。但因为种种原因，历史上关于普通人的记载非常少，绝大部分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和他们的诉求、他们的经历都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都是一些上层人物的传记，他们的生活。所以我现在一直坚持的一个创作原则就是，希望能够写出一些小人物的喜怒哀乐，他们的生活状态。
小人物是蝼蚁，对时代的影响微乎其微，但如果千千万万的小人物汇聚在一起，便会成为时代潮流。我现在喜欢看的，也是各种关乎底层人喜怒哀乐的书，从底层发力向上发扬，深入到最深处去弄清楚原初的驱动力，看底层人们的生活如何影响到大时代。
澎湃新闻：无论你的虚构还是非虚构，“以小见大”都是你的写作方法，也是你的文学追求?
马伯庸：一直以来我有一个很强烈的、坚定的史观：所有的历史都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这些人民群众单一个体是无力的，也很容易被历史长河湮灭掉他们的声音。但是当千千万万个这样的人聚合到一块，他们形成的需求，就是所谓的时代之潮。那些英雄人物则是顺应这个潮流站在潮头而已。所以说白了，我想弄清楚一滴水的流向，我就会知道长江是往哪去的。
我这几年越来越把兴致放在这些事务性内容，写小人物干活。干活的人是最难的，所以我很有兴趣探讨这些人怎么干活，干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说白了，我们都是社畜，我们现在碰到的一些问题，古代人也有这样的困惑和麻烦，那我们该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该以怎样的哲学观去理解?
我们原来看待历史，只关心谁是名将，谁是名相，哪个皇帝是贤良的或者昏庸的?现在我们通过经济的眼光、基层的眼光看历史，通过一个老百姓能不能保住自己家田地的事来看一个王朝的兴衰，来看一段时代的变迁，这是我觉得值得现代人去分析、去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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