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好的问题。
我觉得，这样的问题，对于经济下行周期中的我们个人和组织，都很有思考的意义。
我是喝下这口历史的鸡汤，很高兴与您分享我的想法。也期待您的关注，我们一起从历史的盛宴中汲取营养。
大唐盛世总是让人无比自豪、振奋。而在衰落期，尽管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这些老大难的问题挥之不去，大唐的社会经济却依然基本保持稳定，甚至还多次出现了短暂的中兴。原因何在呢？
我觉得至少有三个：长时间保持了稳定的财政基础和军事基础（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对老大难问题的稳定控制（没有不切实际地“不可为而为之”）以及竞争对手的先天不足。（外部因素不足以致命）
一、长时间保持了稳定的财政基础和军事基础。换句话说，也就是保持住了生存下去的基本保障。
所谓基本，对于国家来说，无非就是钱和枪。
先说钱。国家收钱，有两个原则，一、多收钱；二、没人造反；
基于这两个原则，整个中唐，政府都为这三件事情操碎了心：怎么收钱？（税制改革）；怎么调配钱粮？（漕运）；怎么让百姓有活路？
怎么收钱？代宗、德宗朝，多次尝试了不同的税制改革，这一时期的税制改革对整个中国历史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基本原则就是有钱的多出钱，没钱的少出钱。虽然这些改革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好歹财政收入还是增长了，政府的财政危机基本能渡过去了。尤其是刘宴的盐政改革的实施，极大地增加了财政收入，又稳定了盐价，降低了百姓的生活成本，可谓一举两得。
怎么运钱？
在安史之乱以后，北方的经济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原先“稻米流脂粟米白”的中原地区，都穷得叮当响。很长时间内，别伸手找中央要钱就行了，至于养活中央，那是指望不上了。
得益于大运河的贯通和安史之乱中张巡的坚守，大唐的江南、淮南地区成了大唐财政稳定的基石。只要运河畅通，东南诸道的税赋就可以供应中央，保持对潜在敌对势力的压制了。
可以说，大唐的前任隋炀帝才是活雷锋。修大运河把自己玩死了，却留给了大唐一条续命符。也因此，大唐对河朔地区的藩镇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对任何威胁到运河的势力是从来不会姑息的。
怎么让百姓有活路？
除了税制改革的调整，其他经济改革也是一个关键。
中唐的皇帝过得有点窝囊，大臣虽然喜欢结党，但是基本都还是保持了“以养民为先”的政策。价格体系、赈灾体系，都还运作得比较稳定。在晚唐之前，基本没有出现大的农民起义。
刘宴为代表的改革家，推行的以养民为先的政策，是唐朝延续发展的保证。
再说枪。在维持统治的问题上。关于枪的问题只有一个，有没有听自己指挥的枪。
1，藩镇平衡术。除了河北平原的河朔藩镇外，国内其他绝大多数的藩镇都是中央能指挥得动的。这些藩镇既帮朝廷威慑河朔，也互相牵制。同时，西北、西南藩镇也还帮助朝廷承担这国防的任务。中唐以后的统治者基本都还袭取了唐玄宗的教训，基本维持了这种微妙的平衡。
对藩镇的平衡之术，抑制了藩镇之乱的危害2、自建神策军。虽然神策军经常被宦官所控制，但是作为中央力量，在很长时间内，都还能够维持中央的稳定。
二、对老大难问题的稳定控制。
1、基本控制了河朔藩镇的进一步危害。
自从安史之乱以后，大唐陷入到了许多理不清的烦恼之中。河北地区基本就成了独立王国，心情好了就纳税拜码头，心情不好了就”唯兵强马壮者为之“。这样的烦恼一直持续，几乎就没有中断过。
可是，大唐对河朔的态度是，有条件就去打，没条件就不管。而对于河朔之外，尤其自身统治核心区域的割据企图，则坚决不姑息，西川、淮西，任何要搞割据的都遭到了大唐的坚决镇压。
基本控制住了河朔地区藩镇的威害。
2、宦官危害的基本控制。
终唐一世，尽管宦官专权被后人所诟病。虽然宦官多次废立皇帝。但是，由于藩镇势力与宦官势力的相互牵制。宦官基本上还是没有对国家稳定构成致命伤害的。
只有到了唐朝末期，唐昭宗过于激进的想消灭宦官，才导致了朱温控制整个朝堂，引发了唐朝的灭亡。
3、朋党势力的控制。
朋党之争，是后人诟病中唐政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可是，我认为，朋党之争，是当时唐朝得以稳定延续发展有巨大的积极意义。
唐朝朋党之争的本质，是寒族势力与世族势力的竞争。
唐朝时期的世族势力依然比较强大，而且，世家大族常年通婚，自然就形成了朝廷中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唐天子要维持统治，依然需要士族的支持。但是又绝对不能让世族牵着鼻子走。因此，通过科举取士形成的派别来牵制士族势力，对当时维持皇权是非常必要的。
朋党之争，抑制了世家大族对皇权的干扰三、竞争对手的先天不足。
历朝历代的灭亡，最终无非三种死法：外族入侵、权臣篡位、农民起义；
放到唐朝，这里的竞争对手，主要包括三股势力：藩镇、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农民起义。
其中，农民起义，是无解的。只要维持好民生，基本威胁不会太大。
因此，当时最大的威胁是藩镇和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
从《资治通鉴》的记载看，大唐统治者对于这两类对手的命门都是看得比较透彻的。
藩镇的命门，是节度使表面牛逼，实际上，只是“士兵代表”。藩镇账下的悍将们，才是藩镇势力的实际控制人。因此，大唐既不能过于激进地消灭藩镇，尽杀骄兵悍将，毕竟那些都是国防力量，帮助国家守护家门也是认真的。也只需要适当控制就可以了。
多说一句，关于后来契丹的崛起。很多人责怪石敬瑭。我觉得根本上，还是在于朱温，他对河朔藩镇牙将的大屠杀，虽然平定了河朔之乱，但是却严重削弱了河北的军事力量。一旦契丹遇到阿保机这样的杰出领袖，河北就再没有可以压制契丹崛起的力量了。
少数民族政权的命门，有两个，一是西南和西北的少数民族，完全于对农耕势力缺乏统治能力，二是西北和西南少数民族的相互敌意，要远高于对中原王朝的敌意。
事实上，尽管吐蕃曾经攻略过长安城，也多次攻略四川。但是吐蕃并没有有效地统治过任何一片农耕区域（这和后来东北方向的少数民族截然不同）。他们只能破坏，而没有力量致唐朝于死地。
另外一方面，吐蕃、回鹘、南诏，都是不容易消灭的势力。而唐朝通过灵活的外交策略，就可以尽可能降低来自西面的国防压力。
吐蕃回鹘在西域打得血海深仇，给了唐朝续命的外交空间当然，这些政策都只是维持之计。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国运。仅仅税制改革、经济政策的调整，无法抑制关乎民生最根本的土地兼并问题；仅仅是制衡藩镇，无法从根本上强化中央的向心力；仅仅是外交政策，无法从根本上强大自身的国防力量。最终，在持续了一百多年以后，三股隐患联合作祟，大唐还是灭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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