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是一门从已知到未知，再从未知到探究原因并还原事实的科学，关于耀州窑的研究，我们一直在路上，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揭示清楚……”86岁的耀州窑博物馆名誉馆长禚振西说。
“国宝级”古陶瓷专家、获得东方古陶瓷学会“希尔金奖”中华第一人、“铜川建市60周年杰出贡献人物”“三秦楷模”……从1973年带队对耀州窑挖掘至今，禚振西从来没有离开过对古陶瓷的研究。
她首次带队耀瓷发掘任务
1973年春，铜川市灯泡厂在搞基建时挖掘出了大量的陶瓷碎片。铜川文化馆把瓷片装入口袋，背到西安，找专家进行鉴定。在省文管会，专家们看到重见天光的的耀州窑瓷片赞不绝口。省文管会对灯泡厂出土瓷片的惊人发现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决定派禚振西任领队组成3人考古队到铜川黄堡进行实地挖掘研究。
“我1961年从西北大学考古专业后进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资料室整理标本，接触到耀州窑首次考古发掘的8万多件瓷片标本时，被精美的工艺深深吸引。1973年，我接到黄堡的挖掘任务，非常地兴奋。”禚振西回忆道，1973年接到黄堡挖掘研究任务，她告别家人和两个年幼的孩子来到铜川。“当时爱人在外地工作，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两个孩子，一个8岁，一个才3岁，当时托管给街道李大妈……”
禚振西带领的考古队白天在现场发掘，晚上动手洗瓷片、写发掘日记，开展了当时全国最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5万平方米，出土了瓷片和窑具2万多件，找到了五代青瓷和唐宋多样瓷类品种，为耀州窑的考古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1976年，因为对耀州窑卓有成效的研究，禚振西担任了《中国陶瓷史》陕西编写组组长。这对禚振西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在这之前，我仅仅是以考古的眼光来看待耀瓷，在《中国陶瓷史》的编写过程中，通过和全国陶瓷界顶尖专家交流研讨，我才了解和认识到古陶瓷研究包括历史、文物鉴定、科研、工艺、美学艺术等多个门类，真是太博大、太有魅力了。于是我就一头‘钻’了进去，这一‘钻’，就再也没有出来。”禚振西说。
驻守十三年
与丈夫携手发掘重大发现
对于禚振西来说，在她的考古生涯中，有一个携手并进的“战友”——杜葆仁。“他话不多，但是特别勤奋，尽管没有大学文凭，却自学完了大学所有的考古课程。我们是1961年相识的，当时他在考古所非常勤奋。”禚振西说，因为有着共同的追求，携手并进，他们成为国内文博界知名的“考古夫妻档”。
1984年，黄堡镇农民在打石灰窑时，发现了大量瓷片，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再次派禚振西前去主持耀州窑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当年10月，在她的带领下揭示出一处保存完好的宋代晚期家庭式作坊和唐、宋、金代窑炉，此外还出土了唐、宋、金、元等时期大批精美瓷器。“此次考古持续了13年，这13年中，禚振西夫妇和团队成员以考古工作站为家，常年坚守工地，夜以继日进行发掘、整理、研究。最终，这次考古发掘出土珍贵文物200多万件。”禚振西告诉记者，此次考古挖掘明确了耀州窑唐、五代、宋、金、元、明各时期系列的作坊和窑炉的组成，场面宏大的耀州“十里窑场”被展现出来，发掘出的多座唐三彩作坊和窑炉为我国考古遗迹首次所见。
研究六十载
揭示耀瓷发展神秘面纱
“创烧于唐代黄堡镇的耀州窑，历经800多年的发展，到元明时期日渐衰落，至明代中期停烧。按历史记载，在耀州窑黄堡窑场衰落后，耀州窑瓷业重心逐渐转向距其20多公里的陈炉地区的立地坡、上店、陈炉窑场。”禚振西说，特别是其中的陈炉窑场，不仅至今一直烧造，还是陕西乃至西北地区近现代瓷业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生产基地。然而，以往对立地坡、上店、陈炉窑场所做的考古工作很少。
2002年3月，耀州窑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铜川市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了陈炉地区考古队，聘请禚振西任领队。此次考古历时4年，他们试掘了30多处烧造区，出土陶瓷标本20多万件，发掘出窑炉20多座。尤为重要的是，考古揭示了耀州窑发展的整体历史和全貌，使此前认为的该窑“唐代在黄堡创烧，到明代中期停烧，有连续800多年的历史”的观点，被修正为“唐代在黄堡创烧，宋金扩展到立地坡、上店、陈炉。以后烧造中心东移，明代后陈炉成为耀州窑后期的烧造中心，延续至今。整个耀州窑的发展，有近1400年的烧造历史”。
“是耀州窑成就了我，耀州窑的博大精深让我今生念念不忘。人生短短几十年，能做的事情不多，所以我要努力为耀州窑发展竭尽所能，不断传承和弘扬耀瓷文化，让耀州窑走向全国乃至世界。”采访最后禚振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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