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带“五”的地名很多，仅县级行政区就有五台县、五寨县、五原县、五河县、五莲县、五峰县、五华县、五常市、五指山市、五大连池市、五通桥区、五华区、五家渠市等。县级以下带“五”的地名，更是不胜枚举。诸葛亮逝于“五丈原”，江西庐山、山西永济都有“五老峰”，可见带“五”的地名数量之众。
地名中的“五”，一般都是数词，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数词被用到地名中，大多都有独特的文化内涵。
“五松山”是铜陵的文化地标，“五”显然是个数词。但是，“五松山”为什么不叫“四松山”或“六松山”呢?
明嘉靖《池州府志》载：“五松山，在县南四里。山旧有松，一本五枝，苍鳞老幹，青翠参天。”按照这个说法，是因为山上有一棵松树，长了五枝，所以山名“五松山”。
这个理由不是很充分。松树长“五枝”，或“四枝”“六枝”，都没有特殊之处。如果以树枝多少命名，在出现“五松山”的同时，就可能出现“四松山”“六松山”之类的地名。
铜陵的“五松山”，应该与李白有关。李白《与南陵常赞府游五松山》：“我来五松下，置酒穷跻攀。征古绝遗老，因名五松山。五松何清幽，胜景美沃州。萧飒鸣洞壑，终年风雨秋。响入百泉去，听如三峡流。”李白写“五松山”的诗有多首，因李白是名人，铜陵“五松山”广为人知。
李白是唐人，“五松”的出现，与唐代文化人的价值取向有关。李白《赠韦侍御黄裳》：“愿君学长松，慎勿作桃李。受屈不改心，然后知君子。”李商隐《五松驿》：“独下长亭念过秦，五松不见见舆薪。只应既斩斯高后，寻被樵人用斧斤。”徐夤《大夫松》：“五树旌封许岁寒，挽柯攀叶也无端。争如涧底凌霜节，不受秦皇乱世官。”
“五松山”与“五松驿”之类的地名，核心要义皆在“松”。松“极地气不能移，历岁寒不为改，大类有道君子”。《论语》：“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荀子》：“松柏经隆冬而不凋，蒙霜雪而不变，可谓得其真矣”;“岁不寒无以知松柏，事不难无以知君子”。前贤颂“松”，是赞颂君子的品格。
“松”到“五松”，与古人的附会有关。《史记·始皇本纪》：“始皇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风雨暴至，休于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
其实，《史记·始皇本纪》中的“五大夫”，是秦爵位的称呼，属秦爵第九级，并非“五个”大夫官。五大夫爵位从商鞅变法置，沿用至东汉。东汉末年，曹操废汉代二十等爵，定爵九等，“五大夫”爵位从此消失。汉应劭作《汉官仪》，不仅将“五大夫”这一秦爵解释为“五个”，还将树进一步明确为“松树”：泰山五大夫松，“盖树在泰山之小天门，至劭时犹存，故知其为松也”。
顺着汉人的说法，唐人将“五大夫”继续细节化、神秘化。唐李冗《独异志》：“始皇二十八年，登封泰山。至半，忽大风雨雷电，路旁有五松树，荫翳数亩，乃封为五大夫。”秦始皇封令刚下，就听到松树上传来声音：“你不讲道德，不讲仁义，竟然自称皇帝，你有什么资格封我?”声音清晰，左右也都听得清清楚楚。秦始皇闷闷不乐，回来后不久，死于沙丘。
绍兴上虞县有个村市曰“五夫”，本来是由于一姓焦的五个儿子都做了相当于“大夫”的官位而得名，好事者或异其说曰：“此秦封松为五大夫之地也。”绍兴间，王十朋为郡幕官，采访所闻，作《会稽风俗赋》，得此，遂以为然，故赋中有“枫挺千丈，松封五夫”之句。《东斋记》：“上虞有地名五夫，始皇封松为五大夫之处。”实际上，秦始皇只在会稽刻石，封树为五大夫则在泰山，宋人将两个地方两件事牵合到了一起。
所以，“五松”的意义是在文化。铜陵“五松山”的出现，是地方文化向国家层面上升的一个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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