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汉代史家讲，南越和东越都与秦汉帝国有着很深的渊源，从秦帝国开始，南越和东越两地就已经成为帝国版图的一部分，而由朝廷直接派遣官员治理。
国外与我们的联系同样非常密切。据说自商周以来，国外就对我们保持着一种臣属的联系。所以在秦汉，国外作为帝国“外臣”是名正言顺的事情。
至于西南夷，虽然与我们联系松散，但由于地域遥远而偏僻，国力虚弱而无力，对我们根本构不成任何威胁。它也无法激发出我们的民族自我意识。
从古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之说，到汉初士人所谓“北走胡，南走越”，“忌壮士以资敌国”，虽然在语言层面上还沿袭着华夏中心，南北对称的天下观格局，但实际政治态势则远非话语习惯所能局限。
最值得注意的是，汉人专门用“胡”来特指匈奴这一话语现象所具有的思想史意义。
因为真正诱发出我们民族主义的也仅仅是“胡人”匈奴。这一点对理解我们民族观念至关紧要。
但即便是匈奴，我们史家也仍然认为他们和我们人同宗同祖，“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
从后来的我们历史看，任何一个入主中原的蛮夷都认为自己是黄帝的后裔。它符合“天下一家”或“天下一宗”的观念。
这样，任何一个蛮夷朝廷反而都能首先从血统上找到统治我们的合法性根据。而我们人对蛮夷政权的接受和认同，除了那些所谓的文化礼仪因素之外，其中更为有力的考虑则是这种渊源有自的“天下一家”或“天下一宗”观念。
问题是，在这种“天下一家”或“天下一宗”的观念中，又如何可能产生出自觉的民族自我意识呢?即依据什麽标准将汉民族与其他民族区分开来呢?
一、始皇高祖时期汉匈联系对汉民族意识的引发
事实上，在秦汉时期，汉民族的自我意识确已形成。后战国时代，人们就已经能够依据汉民族的自我意识来判断问题。这恰恰是在匈奴与秦汉帝国的反复较量中逐渐产生的。
同时还必须考虑到当时一般的政治观念。从李斯等人所说，“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而现在“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似可证明千里之外即“天下”或“海内”的诸侯蛮夷已被征服。
进一步，既然“天下”与“海内”同义，那麽“海外”是否意味着“天外”?也即是说，“海外”或“天外”的蛮夷是否还需要继续征服?
始皇刻石提及了“四极”、“天下”等，显然都是一个意思。但是，蛮夷已被排除在天下之外，并不能称为始皇恩赐的对象。
据此，秦始皇的统治策略是以天下为界，夷狄居于天下之外，不属于自己的统治对象。所谓“平定海内，放逐蛮夷”就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
联系“日月所照，莫不宾服”，可见“日月”很可能照射不到夷狄身上。而所谓“莫不宾服”也只是指那些被帝国征服与改造过的地区，比如东越、南越之类。
我们的推论是，将夷狄与海内严格区分，并将其逐出海内，即“外攘四夷以安边竟”，这作为帝国的基本国策，同时昭示出一种深远的政治观念。
这意味着天下观本身同样可以蕴含着一种“大民族主义”式的普泛观念。值得玩味的是，秦帝国政治生活中一件奇特的事情是帝国的命运被人同夷狄直接联系起来。
而在此之前，尽管西周也曾亡于夷狄之手，但还没有出现过这种“亡秦者胡也”的厉害暗示。作为图谶之言，其固有的神秘和附会往往使得真实含义难以准确索解。不过我更倾向于认为这是帝国面临夷狄压力所产生出来的一种复杂纠葛的象征。
因为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将“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这样重大的直接关乎帝国兴亡的政治军事行动简单地视为一种阴差阳错的对谶言误读的结果。
但在汉人眼中，秦亡的确是与匈奴有关。所谓“秦以事胡，陈胜等起”便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这种看法。
不仅看法如此，描述匈奴的词语也同时发生了新变化，比如第一次出现了“胡寇”。“胡寇”与蛮夷或夷狄相比，似乎更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性”含义。而且“胡寇”这一词语将匈奴“南与我们为敌国”这一事实非常鲜明地呈现出来了。
据《史记-匈奴列传》，战国时，匈奴基本没有卷入七国争霸。但到了汉初人：“匈奴......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夕可以至。”这种逼仄的空间态势的确使人感到压抑非常。
一个标志性事情是，自“平城之围”开始，汉朝天子便处于匈奴势力的阴影覆盖之下。先是刘邦的生命受到直接威胁，继而又是吕后的人身受到羞辱。
而由“平城之围”所导致的政治后遗症直到惠帝时期还使人记忆犹新，成为决策匈奴事务的主要依据。
这种现实形势构成了汉民族自我意识形成的一般历史背景。而这个背景的本质特点在于汉帝国所处的军事弱势地位。这个事实暗示出汉民族的自我意识是在一种“弱者”的境遇中形成的。这点决非无足轻重。
它实质性地决定了为什么恰恰在这个特殊时期产生了最早的我们民族意识。其内涵并非什麽强者的自信，而是弱者的自卑。
从理论上说，弱者的地位最能使人激发和萌生出深刻的自我意识。所以汉帝国初期的军事弱势地位是直接促生汉民族自我意识的动因和力量。
弱势地位使得汉帝国几乎没有多少有利的选择余地。武力是自己所短，仁义是自己所长。但长不抵短。最终是所短无功，所长无用。
在匈奴这样的对手面前，武力拿不出手，仁义使不上劲。这样一来，娄敬认为只有“和亲”一个方案具有可行性。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才能对“和亲”新规有更透彻的理解。简言之，“和亲”不是现在意义上的国内民族新规，而是古代意义上的“国际”外交策略。
娄敬提议在和亲的同时，要加之以礼仪，最终使匈奴臣服于汉廷。但其前提则恰恰蕴含着汉匈各自独立这一事实。
尽管其说法以家族血缘式的思维定势来构想汉匈未来政治前景，但毋庸置疑的是，此时汉匈的确并非“天下一家”。
而“一家”之外也就是“天下”之外。这样，在“天下一家”的框架中所形成的汉民族意识便无疑是以汉匈对立为根本前提的。
二、文帝时期汉匈联系对汉民族-地方意识的塑造
在汉匈二者联系的问题上，我们需要关注两个基本态势：第一，汉匈为二;第二，汉弱匈强。而这两点，则强有力地塑造了汉人的政治观念和思维。
它包含有这样一些新的概念：“兄弟”或“昆弟”、“二主”、“邻国”、“两国”、“方外之国”、“中外之国”。这些概念既有天下观所能包容的“天下一家”属性，同时也有“天下一家”所不能包容的“国际联系”属性。
所以，在汉匈联系问题上，我们传统的天下观第一次表现出某种难以克服的现实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则恰恰是汉民族自我意识生成的必要条件。
因为只有充分意识到了自己的局限性，民族才能诞生自我意识。换言之，一个民族只有首先意识到自身局限性，这个民族才能获得成为这个民族本身的那种自我观念和意识。
对于汉民族来说，自我意识的形成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匈奴族咄咄逼人的军事攻势所激发出来的。
“在整个先秦时期，中原王朝从未承认过在其统治范围之外还可能有与之对等的政治实体。”在这个意义上，汉帝国之于匈奴的相对暂时弱势，未必不是一种难得的历史进步。
因为它毕竟使汉帝国获得了一种重新认识自我的机遇，从而使汉民族自我意识的真正生成成为可能。
我们以单于和文帝两人的外交文书为文本来分析汉匈对立态势对汉民族自我意识产生的作用。
单于在文书里首先以“大单于敬问皇帝”这种对等的格式和辞令向汉帝国呈现出一种必须承认的两极“国际”政治格局。
而且它特别强调了“天所立”，其所透露出来的神圣性绝不亚于汉廷惯用的自我标榜。甚至更甚。
然后，单于文书事发了汉匈双方的联系，两国之间存在的问题，“绝二主之约，离兄弟之亲”。继而向汉廷展示了匈奴的实力，宣称要将“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
相形之下，文帝文书反倒显得过于一般化。唯一的特点是表现出对单于姿态的充分肯定。它直接引用了单于的话，认为“此古圣主之意”，并借以指责“倍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
姑且不说匈奴这里表述的政治理念是否受到汉帝国乃至汉家儒学的影响，抑或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汉帝国乃至汉家儒学的影响，问题的关键是，它以这种方式向汉帝国表明一种姿态，即汉帝国必须在礼仪上对其存在予以充分尊重。
这种尊重，既是政治上的，又是文化上的。汉民族的文化优越感在这里，并没有真正起到抹杀或否认匈奴的作用，相反，它只是起到了一种促使汉民族意识初步觉醒的作用。
也就是说，在遇到或面临着军事实力更为强大的匈奴族的时候，汉民族的文化优越感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内向性或内倾性。
这种内向性或内倾性将汉民族引向一种精神的觉悟和意识的反省。这种精神的觉悟和意识的反省使得汉民族观念的产生成为可能。
另外，在汉民族自我意识生成过程中，有三个例子从不同方面起到了某种相反相成的作用。这三个例子的共同点是，南越国、滇国和夜郎国、匈奴国这四个地方都围绕着汉帝国来作自我比较。
而且，它们在比较时，都自觉凸显出了自己与汉廷的平等，甚至优越。不同之处在于，南越王是以个人身份同汉廷君臣相比较，中心是德行与功业。
滇国和夜郎国同汉廷相比较的是土地大小，所谓：“汉孰与我大?”匈奴国与汉廷相比较的是习俗和政制。
这些比较，除了在后世留下“夜郎自大”的成语之外，至少南越王和匈奴国的看法并非毫无道理。
而中行说所言所包含的政治思想史价值当尤为不容忽视。
值得分析的是，这种比较其价值并不在于有无道理，而在于汉帝国在周边地方中的政治形象，以及人们在以各种方式的自我比较中所呈现出来的汉帝国地位。
应该说，汉民族的自我意识就是在汉帝国与其他地方的不断比较中逐渐形成的。而且这种种比较也并不都是首先由其他地方挑起来的。
至少就匈奴国而言，汉帝国试图通过比较来证明自己优越性的意图就表现得非常明显。在汉匈两国联系中，军事弱势使得汉帝国总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屈尊感，故而总想从其他地方找回自己的优越感。这说明，相对的弱者反而可能更早获得自我意识。
三、汉人的我们天下观
这种帝国自我意识在天性青春的贾谊身上却以思想反弹的激烈形式表现出来。贾子在一篇情绪激动的小哥中，宣称汉帝国本来“德可远施，威可远加”，并指责说“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甚为执事者羞之”。
贾子自告奋勇地向文帝请缨“主匈奴”，并信心十足地表示必定能够做到“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
贾子的理想主义在此得以充分表现。他似乎没有意识到现实政治格局的变化，而只是凭势。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思想家与政治家对时局的认识总是有区别的，而这种区别暗示着对政治观念最具塑造力的是政治家，而不是思想家。
第二，原有的天下观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汉民族的自我意识在军事强国匈奴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对自身价值观念作出调整。
在与匈奴的交往中，汉帝国初步确立了自己的边界和地方性质，即以长城为界，划分两国疆域，并确认“引弓之国”与“冠带之室”的双方地方特质。
后元二年，文帝在给匈奴的一封“国书”中明确认定：“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
这样看来，所谓“先帝制”应该就是刘邦时派遣娄敬出使并划定“国界”那次。如果推断合理，那麽我们就能确认“自海以南”、“自海以北”与“长城以内”、“长城以北”实际是对应的，是一个意思。
这就意味着，汉初皇帝对汉匈两国边界走向和划定的认识基本一致。而且从文献看，这种划定边界都是出自汉帝的主动要求。
在汉民族-地方意识的生成过程中，文帝的“国书”具有特殊的新的性。它至少可以解读出这样几层意思：
从高祖到文帝，都在试图用一种客观的契约方式或法律文件来标明汉匈两国的实际统治区域。这种意向和努力在汉匈间的频繁战争中虽显得脆弱而模糊，但其透露出来的民族-地方意识则异常清晰，不容忽视。
两国疆域划分之后，汉匈两国相互承认并尊重对方的权力和地位。
同时汉帝还表达了汉匈两国共同的政治价值和治国理念。
(4)甚至认为汉匈两国可以平分天下，共治天下：“朕与单于为之父母。”这里，作为民之父母已不是汉廷皇帝一人，而变成“朕与单于”共为天下万民父母。
这样，我们传统的天下观不能不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两点：第一，天下与我们间可以有一个地理性的界限;第二，天下应该由两个地方来统治，同时，这两个地方也就是两类地方。
同时，我们天下观至少在两个方面仍然保持着原有的基核。第一，这两类地方的区别在于文明程度;第二，这两类地方应该具有共同的政治理想和价值标准。
这是汉民族在汉匈斗争中不断形成的新的民族-地方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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