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好心规范私塾教学,却束缚了后世的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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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古代读书人在进入官学之前,一般要在私塾中接受启蒙教育。

  同时一些教育不是特别发达的地区,学子们的后续教育也要在私塾中完成,这让私塾在古代的教育体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宋代作为中国古代文化最繁荣的朝代,当时的私塾数量也是十分可观的,那么宋代的私塾教学形式是怎样的?不同的私塾之间又有怎样的差距呢?

  


  在宋代文官的地位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峰,这让人们对于科举考试产生了巨大热情,无数百姓都将孩子送入私塾,希望他们能够有一天出人头地,这也是宋代私塾发展极为迅速的根本原因。

  ▲古代私塾

  由于宋代人都有考取功名的愿望,因此私塾中老师教授的内容也都和科举考试密切相关,在宋代的绝大部分私塾中,老师给孩子们讲的都是四书五经这些儒家经典,而且他们还会根据考试风气的变化不断更换教材。

  比如在王安石和新学一派得势的时候,他们就会用王安石注解的经典来授课。

  ▲王安石画像

  当时有位学生在藏书馆中见到了其他学派的书籍,在他找老师探讨的时候,却被一口回绝,因为这种学派的注解和科举的标准答案相去甚远。

  由此可见宋代私塾的教学功利性极强,内容也相对单调。

  不过,随着宋代私塾教育的不断发展,不少有识之士发现了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不能一味灌输儒家文化,因为这和孩子们的天性不符,这不但令孩子们身心俱疲,最终的学习效果也差强人意。

  ▲《名物蒙求》书影

  于是,一些私塾教师开始着手编写适用于启蒙教育的书籍,南宋学者方逢臣就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编入《名物蒙求》一书,让孩子们先通过学习了解身边的事物,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之后再循序渐进地给他们讲解儒家经典。

  这种教育方式受到了孩子们的欢迎,在后来也得到了一定的推广。

  随着宋朝参加科举人数不断上升,一些家长发现自己的孩子似乎很难通过科举考试,于是他们开始重新审视私塾教育的意义,一些富户开始主动要求私塾先生们给孩子讲授做人的道理,对于儒家经典中的字词章句,反倒不用讲得那么仔细了。

  于是,这些私塾先生们开始给孩子们讲起了历史故事,他们用先贤的言行教育孩子们为人处世的道理,这些生动的案例比经典中的之乎者也,更受孩子们喜爱,教育效果也显著提升。

  ▲朱熹画像

  在接受完德行教育后,如果有孩子想要继续考取功名,他们才会接触到儒家理论教育,这种分阶段式的教育方法,也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大进步。

  在南宋时期,随着程朱理学成为学界主流,私塾内的教育内容再次发生了转变,这次不像以往只是更换参考资料,由于学生们有了更为高远的人生抱负,他们不再执着于功名,而是立下了“毋作小人儒”的志向,因此先生与学生的讨论变得更加深入,有了更多突破考试桎梏的学术探讨,这令南宋的学界风气为之一新。

  


  在宋代私塾教师的身份主要是那些科举落第的学子们,他们不愿委身从事其他行业,为了谋生只能进入私塾教书,其中很多人只是把私塾先生看作一个谋生的行业,并没有为学生前途着想的责任心。

  ▲进京赶考的考生

  这类私塾先生每日在课堂上便是对着儒家经典照本宣科,并不会根据学生的特点调整自己的授课内容,对于那些学习速度较慢的学生,这些先生也大多显得很不耐烦,因此他们教授出来的学生大多思维死板,在后续学习中也显得比较吃力。

  与此同时,这些先生们往往还抱着继续考取功名的理想,他们在结束每日教学工作后,还会花费一些时间来钻研学术,有些先生认为整天和孩子们在一起,会让自己变得情绪烦躁,没法静下心来学习。

  一位私塾先生在和友人的书信中这样抱怨:

  “某也,田里鄙夫,少壮失学,衰病以来,仅守句读以教于家,日与呶呶者居,耳视圣贤为已之学何有哉?”

  他们对孩子们的情绪往往也体现在教学过程中,这让他们和孩子之间的关系较为紧张,这更加不利于孩子们的学习进步。

  ▲古代私塾学习图

  与之对应的,宋代还有一批视教书育人为己任的私塾先生,他们认为教书育人是一份十分光荣的事业,更是读书人最引以为傲的职业选择。

  为此他们不但要在课堂上努力付出,在平日里还要用心思索,根据学生特点的不同来修改教材。

  宋人黄干在他的《勉斋集》是这样描述自己看法的:

  “云叟以只身任仰事俯育之责,诚为不易,依本分教人子弟以活其家,此最为上策。但亦须自治读书为文,令有教人之具,又须专心致志以思所以教人之方,则书会庶可以长久也。”

  这类私塾先生对于那些接受能力稍差的学生也不会失去耐心,而是会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讲解课程内容,尽到身为老师的本分,对于那些勤奋上进,有天分的孩子,老师则会延长教学时间,并额外向他们传授新的内容。

  ▲魏了翁画像

  南宋学者魏了翁在他的回忆录中就表示,自己在年少读私塾的时候,每天一大清早就要起来读书,要到日落后三刻才放学。

  而先生在放学后并不离开,而是一直监督一些学习较好的孩子直到深夜,也正是在这样的教育下,魏了翁才能在学术上有所建树。

  当然,对于第一类私塾先生,他们在遇到可造之材时,也会尽心竭力地教学,因为一旦教出一名考中科举的学生,他就会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名师”,之后他的薪水也会水涨船高,而且还有去其他地方客座讲课的可能,为了利益考虑,他们自然要进行一些“投资”。

  ▲清代科举皇榜

  不过从根本上而言,这些私塾先生的教学动机并不单纯,而且他们对学生区别对待的形式也和教育要求不符,即使有人借此拿到了名师头衔,也是不值一哂的。

  


  在宋代之前,私塾在中国就已经出现,当时私塾大多是富户人家请先生到家中讲课,由于他们对先生有雇主的身份,因此先生在面对其子孙的时候往往很难做到严加管教。

  但到了宋代情况发生了变化,首先是私塾的拥有者对于子孙的教育更加重视,他们希望孩子们能够通过学习考取功名,扬名立万,因此他们会给予私塾先生更大的管理权力,这让老师的地位得以上升。

  ▲复原的清代私塾场景

  另一方面宋代儒家文化得到复兴,儒家倡导的礼教,再次在社会上获得了巨大影响力,而师生关系作为礼教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也受到了人们的重视。

  在宋代先生恢复了他们本应具有的威仪,在礼教的约束下,学生也要对先生毕恭毕敬,这种关系的确立显著改善了私塾的课堂环境,这不但提升了教学效率,更提升了私塾先生们的教学积极性,为宋朝教育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程端蒙塑像

  在宋代不同私塾先生对学生的规定是不同的,当时两位学者程端蒙和董铢制定的规则在实行后效果很好,并迅速在其他私塾中得到了推广,这在当时被称为“程董二先生学则”,其对后世私塾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摘录部分如下:

  “凡学于此者,必严朔望之仪;谨晨昏之令;居处必恭;步立必正;视听必端;言语必谨;容貌必庄;衣冠必整;饮食必节;出入必省;读书必专;写字必槽敬;几案必整齐;堂室必洁净;相呼必以齿;接见必有定;修业有余功;游艺有适性;使人庄以恕;而必专所听。”

  除了学生的行为准则之外,宋代对于私塾的建设,学生上课的装束等内容也做出了详细的规定,这开启了我国古代教育规范化的先河,为之后明清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制度化,铺平了道路。

  ▲清代的八股文钞本

  私塾文化在宋代取得了极大的发展,这令在晚唐五代时期逐渐式微的儒家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并达到了又一个新的高峰。

  宋代百姓对于教育的重视也让私塾先生的地位得到了提高,这对于之后朝代的教育发展也是有积极作用的。

  与此同时,宋代私塾先生对于教育本质的探索和感悟也是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里程碑。

  不过在宋代之后,在高度集中皇权的压迫下,私塾教育又一次变成了科举考试的附属品,人们只能在四书五经中学习儒家经典,这让后世的学风远远不如宋代。

  最可怕的是,宋代对于私塾的规范化管理,在一定程度上也为之后的应试教育改革提供了便利,这让八股取士制度迅速成型,这种副作用恐怕是当初宋代学者在改革时所没有预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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