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宁波相继发现数百件石像生，相比之下，发现的赑屃(bì xì)数量屈指可数，而且时代大多集中于南宋。
这些守护着墓主人的赑屃，重量超常，动辄好几吨，它们同众多高大的石像生一起，构成了阵势壮观的墓前“仪仗队”。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它们有的残缺不齐，有的被掩埋在荒草丛中，有的甚至消失不见。
这些昔日设置在神道上的巨物，如今究竟身在何处?其背后的主人是谁?又为何大多出现于南宋时期?
赑屃，是古代神话传说中龙之九子之一，善驮重物，是我国历史上众多祥兽之一，又称霸下、鳌、龟趺等。因外形酷似乌龟，且采用石头雕成，宁波民间称其为“石乌龟”。据说赑屃最早出现于西汉，除了象征“长寿吉祥”，还有其他方面的文化内涵，是我国独特的文化符号之一，以至历代帝王圣贤、名将重臣去世以后，人们往往将刻有歌功颂德文字的石碑矗立于墓前的赑屃之上，目的是借助赑屃的神力，千秋永存。
历史上，宁波也有这样彰显身份和地位的赑屃，可是一直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后，深处山岙之中的赑屃，逐渐被人们发现，它们大多分布在东钱湖周围。这些数量有限的赑屃，形状大致相似，有的由一块原石雕凿而成，有的则由两三块石头雕刻好后拼接而成，以利搬运。
赑屃一般由昂首的前身、凿有碑槽的中身和后身三部分组成，呈爬行状。头上有嘴眼鼻，龟背上刻有特征之一的“双线六边棱形纹”，边缘刻有隆起的龟腿和尾巴。中间处，凿有一个长方形碑槽，是用来立碑的。赑屃有大有小，主要视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而定，官衔越高，赑屃体态越大，墓前神道越长，其与主人的墓冢相距越远。
浙东最大的赑屃
浙东最大的赑屃位于东钱湖横街的乌竹坪岙口，发现于1992年。据宁波文保专家许孟光先生说，自发现以来，有关方面曾多次策划方案准备对其进行保护，但最终因资金等原因不了了之。如今，这只赑屃和曾经所驮的神道碑依然相邻而卧于横街山岙的路边。赑屃旁边，新立了市级文物保护点的标牌。
最初发现时，这只赑屃深陷在泥土之中，周围杂草丛生，只露出背部。1994年4月20日，经过数小时清理，一只平地而卧的赑屃完全暴露出来。赑屃分为三截，四腿收缩，上面所刻的阴线龟背纹以及龟腿上的鳞纹，清晰可辨。当时经杨古城先生测量，赑屃头尾总长3.5米，宽2米，厚1米，估计有10吨重。背上碑槽长2米，宽0.35米。整只赑屃采用本地有名的梅园石制作而成，除头部损坏一半，其他基本完好。像这样体态超乎想象的赑屃，之前在浙东地区未曾发现过。旁边，还卧置着一块巨碑，以及碑首刻有四爪龙和回形纹的残件，这应该就是巨龟所驮的神道碑。之后，通过赑屃背上的碑槽和残碑，杨古城先生推算出所驮之碑高约5米，他还画出了神道碑立于赑屃的正侧示意图。从这张示意图上看，整块神道碑高耸赑屃之上，非常雄伟。
根据史料记载并结合考古发现，可知这里是四明史氏家族最大的墓葬群之一，周围山岙之中埋葬着史氏家族的至少5代成员，有史浩的父亲、史浩本人及儿子、孙子、曾孙。巨龟所处的位置，距已经毁坏殆尽的史浩墓地仅几百米。后来证实，这只赑屃的主人，就是南宋丞相史浩。史浩去世后，宋孝宗赐封山地金嘉屿改为“吉祥安乐山”，赑屃背上原驮宋宁宗御书“纯诚厚德元老之碑”。神道碑文由文学家楼钥所撰，洋洋洒洒，文采不凡，计7000余字。根据宋宁宗的在位时间，不难推算出这只赑屃距今至少有800年了。
史浩(1106年-1194年)，鄞县人，字直翁，号鄮峰真隐，绍兴十五年(1145年)进士。卒后，被追封会稽郡王。宋宁宗时赐谥“文惠”。嘉定十四年(1221年)，追封越王，改谥“忠定”，配享孝宗庙庭，为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史浩是南宋著名的政治家、词人，辅佐宋孝宗继位，也是四明史氏家族中的重要成员。虽然他两次拜相，共计时间仅1年多，但在位期间多有惠政，而且不计前嫌，积极向朝廷推荐了一大批人才，尤其为岳飞昭雪平反，功不可没。如今，宁波月湖北岸宝奎巷还保留着史浩晚年居住过的府第。
曾经被移位的赑屃
2003年1月9日，东吴镇世忠寺山岙中发现一只赑屃。此赑屃位于神道第二座牌坊边，当地人俗称“乌龟牌楼”。神道长达千米，气势恢宏，这从至今残留着两根粗壮的石柱以及墓前两对文臣武将和石马，可见一斑。早先此处还有另一座牌楼，是进入神道的第一座牌楼，俗称“火烧牌楼”。据当地人说，“火烧牌楼”非常雄伟，后被雷电击中引发火灾以致毁坏殆尽。
“乌龟牌楼”下的巨大赑屃，由两个对半的前身和后身组成，一半竖立，一半平卧在杂草中，相邻而放。前半只头部已遭毁坏，龟背朝天，长1.3米，宽1.8米，厚0.7米。背上有碑槽，长1.09米，宽0.22米。后半只二分之一左右陷在泥土中，尾巴和两只后腿向天。赑屃距已毁的主人墓地有百米距离，而所驮的神道碑，已荡然无存。
关于这只赑屃的位置，据杨古城、龚国荣合著的《南宋石雕》记载，1960年前，从20米外的土墩上搬来，原打算另有他用，可能因为过于笨重，搬运困难，所以被人们废弃在那里。经笔者测量，后半只赑屃露出地面有0.7米，最宽处1.8米，厚0.7米，估计整只赑屃长度至少有2米，重数吨，也是一只不小的赑屃。据早前杨古城先生回忆，20世纪90年代，史弥坚墓前的石像生被搬移到育王楼饭店附近，2001年又移至东钱湖南宋石刻公园内，而那只赑屃一直被留在原地。
据史料记载，世忠寺始建于后晋天福年间，初名“法宝院”。南宋端平年间(1234年-1236年)改为今额，为甬上望族史弥坚家族的功德寺。光绪《鄞县志》记载：“赠太傅资政殿大学士谥忠宣史弥坚墓，宝华山南麓，建世忠寺以奉香火。”民国《鄞县通志》也载：“世忠寺，宋咸淳间建，久圮。明天顺二年(1458年)重建，正德十六年(1521年)建僧堂。后殿圮，仅存僧堂。清康熙九年(1670年)重建殿宇。”明代王应鹏在《资政殿大学士史弥坚墓》中写道：“丞相丰功在史臣，至今人重玉堂亲。我来细剔残碑藓，拱木阴阴鸟自春。忆昨东京走使轺，六陵风雨草潇潇。何如累叶平章者，处处云楼五凤翘。”从这首诗可知，当时赑屃和立于其上的神道碑尚未损坏，只是生了碑藓而已。根据“南宋端平年间(1234年-1236年)改为今额”不难推算出，它比史浩墓前的赑屃年代要稍晚些，但至少也有787年了。
史弥坚(1166年-1232年)，鄞县人，南宋丞相史浩幼子，字固叔，号玉林、沧洲，荫补入仕，官至宣奉大夫、兵部尚书，宋宁宗御书“沧州”，赠奉化郡开国公、开府仪同三司，资政殿大学士，谥“忠宣”。他在镇江为官时，政绩斐然，口碑颇佳，被南宋词人刘子寰在《齐天乐(寿史沧洲)》词中称为“辅中兴，擎天作柱”。但他为了其兄史弥远主动避嫌，早早提前归隐，晚年居住在东钱湖前堰村，寄情于山水之间。夫人为赵氏皇室新安郡主，他的儿子史宾之、孙子史榘卿、曾孙史文孙均葬于岙内。根据以上人员的官职，可知这只赑屃应为最高官品的史弥坚所设。
残存半身的赑屃
1996年12月，在鄞州五乡同岙山上发现一只赑屃，仅存前半部。另外，还有遭不同程度损坏的石像生。经考证，此墓的主人为王应麟。据嘉靖《宁波府志》记载：“尚书王应麟在县东四十五里同谷山”。
20世纪中叶，因谷口修建水库，封山育林，此墓地与世隔绝。到了20世纪90年代水库废弃后，才可重新进入山谷，于是王应麟的墓冢和赑屃等石刻终被世人所知。
古墓坐北朝南，两翼青山如屏，面对同岙谷口，背靠鄮山。如今，墓前左前侧，有一只仅剩前半部的赑屃，背身生有青苔。赑屃头朝墓冢，长1.4米，宽1.3米，厚0.4米，部分埋入土中，呈负重引颈匍匐爬行状，距主人墓约20米。龟背中间，有一个碑槽，长0.85米，宽0.2米。
近年，墓区被修缮一新，可分为两层，中间用一层台阶相连。墓前还用石块铺成一条墓道，两边重新竖立起当初的石像生，不过，大多已残缺不齐了。最前端，立有一块王应麟墓道的保护碑。根据王应麟的去世时间推算，这只赑屃距今不会超过727年。
王应麟(1223年-1296年)，鄞县人，字伯厚，晚年号深宁居士，南宋著名学者、教育家、政治家。淳祐元年(1241年)进士，宝祐四年(1256年)中选博学鸿词科。历官宋理宗、宋度宗、宋恭宗三朝，官至礼部尚书兼给事中，宋亡后闭门著述而终。王应麟涉猎广博，长于考证，著作宏富，尤以《困学纪闻》为世人所推重。其家喻户晓的童蒙读物《三字经》，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性儿童启蒙教材。
现存最完整的赑屃
海曙集士港深溪村文化广场上，有一只孤零零的赑屃，长1.6米，宽1.1米，高0.5米。其背上有一个碑槽，长0.7米，宽0.12米。整只赑屃完好无缺，头上的嘴巴和眼睛仍依稀可辨。
这只赑屃来自附近西岙的石马湾山中，这座山叫燕窠山，三面峰峦环抱，山势形如燕窠，此地即是汪思温的墓地“幽堂”。据《桃源乡志》记载：“汪少师思温墓在燕窠山庄。”旧时山庄有“积庆庵”，祀汪洙父子像。山下原有汪家村，为汪氏家族后裔聚居地。20世纪中叶，山岙中建造水库，汪代后裔不得不迁居他乡。清代史学家万斯同在《鄮西竹枝词》曾写道：“曾经西岙吊遗坟，大楔高碑尽贵人。后代不知几甲第，空留石马对斜曛。”
汪思温的墓冢坐南朝北，位于燕窠山半山腰，虽然墓葬已毁，但是遗迹残存。墓前神道长约百米，当初发现时，石像生安置于缓坡地带，仅存三件，另外还有赑屃一只。据杨古城先生生前回忆，这只赑屃是2018年从附近水库底捞上来的。由此可见，墓道被毁时，赑屃也被淹没。就体态而言，这只赑屃是所有墓道中发现的最小的一只。而被称为“神童”的汪洙的墓前赑屃，1998年被发现时，已碎裂数块，难辨原貌。
汪氏是西乡当地望族，也是宁波最早通过科举取士发达的家族之一。汪洙本人和两个儿子汪思温、汪思齐，以及孙子汪大猷，后来都做了大学士，被乡里传为佳话。当时，桃源乡有块御赐匾额“四学士第”。据《鄞县志》记载，汪洙是“观文殿大学士”，长子汪思温也是“观文殿大学士”，次子汪思齐是“端明殿大学士”，孙子汪大猷是“敷文殿大学士”。
汪思温(1077年-1157年)，鄞县人，字汝直，政和二年(1112年)进士。为汪洙的长子，楼钥的外祖父。他工诗文，为官耿直清正，政绩不俗。后来，因事忤秦桧，遭贬回乡，以左朝议大夫、直显谟阁致仕。根据他的去世时间，这只赑屃距今不会超过866年。
事实上，宁波周边的墓前赑屃不止这些，只是由于年代久远或其他种种原因，有的消失不见了。比如，四明史氏家族的另一位丞相史弥远神道上的巨大赑屃，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才不知所终。
并非出自神道的赑屃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神道上的赑屃，还有出自其他地方的。据笔者了解，2001年建设天一广场时，在药皇殿门口出土两只宋元时期的完整的巨型赑屃，每只长2.10米，宽1.35米，高0.8米，重2吨。2012年，在鼓楼历史街区施工现场，同样发现一只宋代赑屃，长1.8米，宽0.8米，高0.6米，除有些部位略有损坏，基本完好。2011年在慈城大东门考古工地现场，发掘出一只头部残缺的赑屃，长约1.2米，宽约0.8米。另外，还有阿育王寺碑林中驮碑的赑屃，以及镇海后海塘光绪御笔“自在神通”碑下的赑屃。
纵观宁波所有已发现的赑屃，绝大多数出自南宋。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离不开“千年一遇”的历史背景。当时，宋室南迁至杭州，宁波自然成为受益者，这是“地利”其一。康王赵构为了逃避金兵追杀，曾来到浙东沿海，得到宁波当地官民的帮助。当他离开宁波返回临安时，看到惨遭屠城后的宁波，赵构心怀愧疚。这在相关史料中有所记载，这是“人和”其二。其三，就是最关键的“天时”。北宋王安石担任鄞县县令期间，大力兴办教育事业，宁波进士人数暴增，出现了“祖孙三代皆进士，兄弟几人同题榜”的盛况。这些人通过努力，在朝中不同部门担任要职，催生了宁波历史上第一批官宦世家。除了地位显赫的甬上“四大望族”楼、史、丰、郑，还有王氏、汪氏等其他家族。这些人去世后，享受朝廷特殊的礼遇，墓葬也变得豪华起来，开始添置之前所没有的赑屃等石刻。
千秋主人名，可知赑屃事。这些被人遗忘于山岙之中的赑屃，是宁波南宋石刻大家族中不可缺少的成员，也是宁波在两宋时期天时地利人和的产物，更是南宋“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人”的见证。
①如今放置于集士港深溪村文化广场上的汪思温神道上的赑屃。
②2001年，建设天一广场时出土的赑屃。
③如今放置于王应麟墓前的赑屃。
④史浩神道上的赑屃。
⑤如今放置于史弥坚神道“乌龟牌楼”下的赑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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