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尤其春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别的时期。
西周建立初期，周公旦以远古流传下来的礼制和音乐为蓝本，制定了一套社会典章制度，用以规范人们的行为。这套典章制度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周礼”，也即“礼乐”。周室东迁后，天子不能约束诸侯，诸侯不能约束卿士，违礼、僭礼、弑君之事时有发生。孔子对礼乐式微痛心疾首，称之曰“礼崩乐坏”。
因为礼乐的崩坏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残存在人们头脑中的礼乐仍在发挥作用，一定程度左右着社会生活。同时，不同的人、不同群体对礼乐的理解与尊崇程度也有差异。这就形成了非常大的反差。一方面，有人遵守礼、维护礼，如齐桓公、宋襄公、楚怀王。有人无视礼、破坏礼，如郑庄公、楚成王、秦穆公。一方面，中原诸侯看重礼，戎人、狄人、秦人和早期的楚人无视礼，他们是想打谁就打谁，高兴打谁就打谁。非但如此，崇礼者也有可能越礼，越礼者又有可能尊崇礼，典型的如鲁国大夫季文子、季平子等。这种矛盾的行为反映到战争上则更加有趣。
原本，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诸侯之间是不能私自开战的，只有王师和方伯才可以遵照王命讨伐不听。可事实情况是，诸侯动辄便出兵讨伐仇国、敌国或是自认为暴虐无道的诸侯国，甚至为了扩张领土而征伐其他诸侯国。根据史书记载，春秋时期共发生大小战事480多起，有36位国君被臣子或敌国所杀，52个诸侯国被灭。孟子就说：“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
这是坏的一面。
好的一面是，都兵戈相向了，诸侯们却还保留有古风。于是乎，我们看到许多战争打着打着忽然停止了。晋文公围原、楚庄王义释宋国、赵鞅伐卫就是这样。还有一些战争根本就没有打起来，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是齐、楚“召陵之会”。因为诸侯们要先礼后兵，这就使得春秋中原诸侯之间的战争看上去更像吵架和骂仗。
同时，因为作战目标的不同，打击的程度也就有了差别，这就有了“侵”“伐”与“战”的区别。“侵”就是问罪，大不了欺负一下对方的百姓，抢夺对方一些牛马;“伐”就是惩戒，用破坏财货、城墙、宫室来教育对方。所谓“粗者曰侵，精者曰伐(见《公羊传》)” ，“苞人民，殴牛马，曰侵。斩树木，坏宫室，曰伐(见《谷梁传》)。”
显而易见，“伐”的破坏程度要更大一些。如果问罪、讨伐还不解恨，那么就约好时间、地点，痛痛快快地打一仗吧!
在开战时之前，双方可以挑选勇士“致师”，震慑对手。还可以邀请对方将领前来已方“观兵”，用军威吓退对方。即便是在开战后，也不能为所欲为，大体得注意以下几点：(1)得等对方摆好了阵势再打;(2)大夫遇见对方国君要避让;(3)卿大夫之间交手得有风度，得像宋公子诚和华豹那样，你射一箭，我射一箭，不能不给对方还手的机会;(四)不重伤，不擒二毛，不追杀逃兵。
除过问罪、讨伐、约战，春秋更多的是争霸战争。想做霸主，就必须讲道义，因而杀俘与大量杀伤对方就不可取。你看，鄢陵之战楚军虽然失败了，但楚共王也是只给了神箭手养由基两枝箭，让他去射杀射伤自己眼睛的晋将吕锜。养由基只一箭便射死吕锜，把剩下的一枝箭送还楚共王。晋军占领平阴时，晋将州绰追赶齐军，只象征性地发了三箭，表明自已完全有能力射杀对手，负责殿后的齐将殖绰、郭最便乖乖下车投降。不重利轻义，在生死攸关之际仍然能够遵守礼仪，这就是贵族风度、贵族气质。
有些战争，史书中没有记载下战斗场面，但从战争结果可以推知一二。如不等对方摆开阵势就发起攻击，将对方打败，叫做“败某师”;军队溃散叫做“败绩”;敌军倾覆败亡叫做“取某师”;王师战败叫做“王师败绩于某”。
正因为有这么多讲究，所以古人并不单纯以胜败来论英雄。
孔子就是用《春秋》来“替天行道”。《春秋》的开篇之作是《郑伯克段于鄢》。“克”是对敌人而言，俘获敌方的将领、勇士才叫做“克”。“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这个“克”字就是对郑庄公非常严厉的批评了。
然而大部分时候，表示尊卑关系与褒扬、批评的字眼会隐藏在字里行间。
比如“将尊师众称某率师，将尊师少称将;将卑师众称师，将卑师少称人。”“曷为或言会，或言及，或言暨?会，犹最也。及，犹汲汲(即迫切)也。暨，犹暨暨(即被迫)也。”“曷为或言归或言复归?复归者，出恶归无恶。复入者，出无恶，入有恶。入者，出入恶。归者，出入无恶。”
比如“秋九月，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公羊传》的解释是：“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蔡侯献舞何以名?绝。曷为绝之?获也。曷为不言其获?不与夷狄之获中国也。”
还有的时候，因为要为尊者讳，对一些越礼行为就写得更加隐晦了，不细加琢磨，往往很难发现其中奥妙。如《春秋》中的“王狩河阳”和《史记》中的“隐公观渔于棠”“庄公如齐观社”均是如此。
前一件事是晋文公在温地会合诸侯，恐有不服，以狩猎为名将周襄王召到了河阳。后一件事是鲁隐公让捕鱼之人陈设取鱼之备(器物)，观其取鱼以为戏乐。此举不合为君之礼。《谷梁传》即说“礼，尊不亲小事，卑不尸大功。鱼，卑者之事也。公观之，非正也。”最后一件事是说鲁庄公以观社为名，到齐国去会情人。
上面说的只是凤毛麟角，因为那时候的社会形态与今天有很大差别。细心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将会发现，春秋的国君特别喜欢狩猎。国君狩猎当然不纯粹是为了游玩，而是在农闲时节需要练兵，所谓“春蒐(一作春搜)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同时，国君需要用猎物来作祭品、款待宾客、充实厨房。
在阅读过程中，如果遇到骖乘(也作参乘，又称陪乘)、御手、乐师，也请不要小瞧。因为乐师习合礼乐，深刻影响政治;骖乘多由尊者担任;御手要有很强的驾驶、搏斗本领。这三类人都非常厉害，远非今天的陪乘、驭手、歌手所能比。
因为这个时期是这样的特殊，人们便用鲁国编年史《春秋》为之命名。
随着时间的推移，礼乐也在加速衰败。春秋末期，礼乐已走向末路。鲁哀公十四年(前481)春天，叔孙氏的车夫子鉏商(也作鉏商)在大野猎获一只麒麟。孔子看到麒麟后自言自语道：“它为谁而来呢?它为谁而来呢?!哎，世道衰落，我要记述的道到尽头了!”孔子边说边抬起衣袖子来擦拭眼泪，泪水扑簌簌落下来，不觉就沾湿了衣襟。于是，孔子修订的《春秋》这部书就在此年结束。
相比春秋，战国更注重谋略，战争的杀伤力、破坏力更大，场面也更加惨烈。
因了这些差异，今天的许多人已经很难理解史书中记载的有些事情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而不是那个样子?为什么在叙述过程中会突然出现一两句看似无关痛痒的话语?比如说孔子为什么要堕三都?宋襄公为何要等楚军列好阵势才发动进攻?秦国为啥会被山东六国称为虎狼之国?《史记·秦本纪》中又为啥会接连两次出现“梁伯、芮伯来朝”?
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地读懂和理解这段历史，我这便萌生了写作《东周550年》的想法。
本书以《史记》为蓝本，融合《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后文皆简称为《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适当借鉴《竹书纪年》《国语》和《战国策》，旨在还原历史原貌，不演绎，不戏说。同时，对《史记》中的个别纪年错误作了订正，并去除了游说之词。
本书采用公元纪年。括注的历史地名参考《历史词典》《汉语字典》。
本书国君名采用谥号，公室成员沿用太子、公子、公孙等称呼，大夫名采用惯称，妇女名用姓氏代替。这是因为先秦男子的称呼很复杂，比如屈瑕，姓芈，熊氏，因为食邑在屈地，就成了屈瑕。又因为他曾担任过楚国的最高官职莫敖，人称“楚莫敖”。称呼不统一，会为阅读带来不便。而女性在史书中本就没有留下名字，如雍姞、雍姬、罗曼、息妫、文姜、宣姜等，只有个姓氏，或在姓氏前面加上了丈夫的谥号，以表明他们的关系。你总不能说，那个姓雍、罗、妫、姜的姬妾、女人吧。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除过几个大国，一般的诸侯国只有一城。所以就把居住在王城、诸侯国都城及其附近的居民称“国人”。国和邑通称，国都之外称作“郊”，其中五十里为近郊，百里为远郊。郊外又有牧、野、林、坰，正所谓“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坰。”诸侯国在关隘要津也不设防，都城经常会被长驱直入的敌人包围，这时我们会说成包围“某国”。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和“邑”渐渐分道扬镳，有宗庙先君之主的称为“都”,无乃为邑。再往后，“邑”又降级，泛指一般城镇。
至于史书中说的“某某田”，我们根据行文情况，有时会译成“某某田”，有时则会译“某某邑”“某某地”。这是因为“田多邑少称田，邑多田少称邑(见《公羊传·桓公元年》：“此邑也，其称田何?田多邑少称田，邑多田少称邑。”)。
受个人能力所限，本书难免有疏漏与不妥当之处，还望读者朋友们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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