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权臣篡位，都有个类似的前奏，那就是“加九锡”，所以后世只要提到“加九锡”就明白这是明摆着蔑视皇权，要谋权篡位了。在人们印象中，“加九锡”是很严重的蔑视皇权，但是在形式上看，“加九锡”其实还不如战国时期诸侯相王严重。
战国时期的五国相王，说的是战国中期五个主要诸侯国互相承认对方君主王位的事件，这个事件过后，周王室的权威彻底消失了。
一般来说，获得王权的合法性，有君权神授、民主推选等。周王室自称天子，意思是代天牧民，所以周王室的王权的合法性，实际上是君权神授。至于周王朝实行的德政，只是为这个合法性之外，又增加的有效性。
诸侯国的爵位，分别是公侯伯子男，封地各有不同，他们行使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来自于周王室的分封授权。不过有几个国家也称王，像楚国、吴国、越国等，不过他们都算是僭越称王，不属于华夏文化圈，被称为蛮夷。
西周王朝时，周王室拥有的土地和人口是居于绝对领先位置的，所以周天子获得了诸侯国的认可。周天子甚至以家长的威严，对那些不听从管教的诸侯国或打或杀，齐哀公因为一些琐碎的原因就被周夷王烹杀了。
周宣王
可是，后来周天子不断地分封土地出去，导致周王室直辖的土地越来越少，而各个诸侯国的经济民生也逐渐发展起来了，就有一些诸侯国不愿意再听周天子的话了。周宣王试图振作，可是也是昙花一现，西周王朝无可奈何花落去。
周平王东迁后，原本已经衰微周王室已经不具备绝对实力，只能作为一个中等规模诸侯国。在襦葛之战中，周天子被郑国教育一番，从此天下诸侯不再惧怕周天子的惩罚。周王室至此，仅仅是作为共主存在，维持着名义上的王权合法性，其根本原因是各个诸侯国旗鼓相当，还没角逐出来谁是老大。
这种角逐的过程是漫长的，中间还穿插着反侵略战争。到了战国时期，天下大势逐渐明朗，主要的诸侯国已经通过兼并战争浮出水面，周天子的王权合法性最终消耗殆尽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周显王三十五年(前334年)，魏惠王因屡败于齐国和秦国，霸业丧失，为求遏止秦国扩张，在惠施的谋划下，主动率领韩国等国的国君，前往徐拜见齐威王，双方互相承认对方的王位，史称徐州相王。齐国在周安王十六年(前386年)，还要魏国向周天子求情，才顺利转正(以前也是驱逐了姜氏自立的诸侯)，如今半个世纪过去，魏国不得不拉着齐国一起分担战略压力。徐州相王引起了秦、楚等传统大国的敌意。楚国立即出兵攻打齐国徐州，希望齐国取消王号。
周显王四十四年(前325年)，秦惠文王看到魏惠王称王，不想跟诸侯国见面时矮人三分，也自立为王。同年，魏惠王尊韩宣惠王为王。一时各国不论大小纷纷称王，其中甚至包括中山国、宋国等当时的二流国家。到周显王四十六年(前323年)，在公孙衍的斡旋下，魏国、韩国、赵国、燕国和中山国结成联盟，各国国君均称王，以对抗秦、齐、楚等大国。齐国对于中山国的王号不满，曾试图联合燕国、赵国攻击中山国以迫使其去王号。各国之中，独有赵武灵王认为赵国实际上没有称王的实力，所以在国内未采用王号，仅称“君”。
战国形势图
所以，诸侯王相王事件，本质上是对周王室王权的否定，是赤裸裸的蔑视王权。可蔑视归蔑视，他们权力的合法性来源还是成问题的。所以，战国时期都是霸道当道，以铁血战争进行有效性的塑造。诸侯国的意思是，大家都不适合法的，谁最强就听谁的。到最后，干脆把周王室也灭掉了。虽然我不具备合法性，可是当政府就只有一个时，你不听我的也没得选择。
至于后来王朝的“加九锡”，意思是超规格享受帝王的九种礼仪规格，分别是车马、衣服、乐县、朱户、纳陛、虎贲、斧钺、弓矢、秬鬯。这种形式原来只是一种恩遇，是帝王赏赐给臣下的。这种规格的赏赐，一般来说不会轻易赏出去。孔子说，“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所以，一旦有人获得了这种赏赐，也就离篡位不远了。
不过，即便行篡位事，所篡的当然是执政权，更是政权的合法性。所以，正统王朝做这样的事还要三辞三让，明明自己心里想要得不得了，还得故作矜持，推辞表演一番。曹丕这一通忙下来，喜滋滋地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这种表演是必不可少的程序，其实就是为了表达一件事：这个皇帝位子不是我抢来的，而是被推举的，是代表上一个正统朝代来代天牧民。
所以，“加九锡”这事，说到底还是要走一个过场，要继承王权的合法性。其实这时不应该再叫王权，而是皇权。此时的皇权，在儒家的宣传下，已经是君权神授体系的。所以，正统王朝的皇权合法性，就是神给予的。跟神对话，没办法把这个事情弄清楚，这也是为什么历代大一统王朝皇帝都要祭祀前朝皇帝，意思也是这个皇权是传承下来的。这个要比诸侯国相王，打碎原有的王权合法性，只满足于建立一个让别人没办法选择的唯一项的权力有效性，情节上要轻微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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