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炎的“两税法”使中晚唐能支撑百年,但心胸狭隘使其身败名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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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炎是唐朝最著名的财税高手之一,其颁布推行的“两税法”改革是中晚唐能在安史之乱后,支撑一百五十多年的重要基石之一。但作为一个朝野公认的“贤相”,杨炎只干了不到两年,便败干净了人品,贬官赐死。

  杨炎(727年——781年),字公南,凤翔府天兴县人(今陕西凤翔县),“美须眉,峻风寓,文藻雄丽”!

  唐代宗大历年间,杨炎的才华受到朝廷重视,官至礼部郎中专门负责为皇帝代笔写诏书。

  在时任宰相元载的提携栽培下,杨炎升为吏部侍郎。从此,杨炎便成了元载的铁杆,跟着元党的盛衰起起落落。

  随着元载帮着代宗搞死了掌军权的宦官鱼朝恩,元党声势甚嚣尘上,横征暴敛多行不法之事,渐渐受到了代宗的猜忌。

  大历十二年(777年)三月,在唐代宗授意下,元载获罪入狱,与其妻王氏及三个儿子均被赐死。

  抄没家产过程中,仅胡椒便被抄出八百石可见其敛财之烈。代宗震怒,下令毁其祖坟,劈棺弃尸,并把他在各地的豪宅拆毁。唐庭给他的谥号先是“荒”,后改为“纵”,可见当时评价之差。

  元载

  跟着元载混的一众党羽也被贬官处决,杨炎也被贬为道州司马。不过,杨炎的文采颇为后来的德宗所青睐,据说他得到了一副杨炎所书的《李楷洛碑》,挂在墙上啧啧赞叹。“德宗在东宫,雅知其名,又尝得炎所为《李楷洛碑》,寘于壁,日讽玩之”,这也为他日后复起埋下了伏笔。

  大历十四年(779年),唐德宗李适即位,他最开始任用的宰相是崔祐甫。

  德宗居丧期间,所有政务全都托付给崔祐甫处理,对他的进言无有不允。但当时崔祐甫的身体已经很差了,他在病榻上向李适推荐了杨炎,称其为“干才”,足以挑起大梁。

  杨炎旋即被从道州召回京城,任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开启了他短暂而炽烈的权臣生涯。

  公允地说,崔祐甫没看走眼,至少从“才”这个角度上说,杨炎当得起他的举荐。担任宰相仅仅几个月,杨炎便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弊制。

  他的第一个切入点是,“国家财政和皇室宫廷财政不分。”

  中国古代,皇室和国家的财政一直都是独立运营,皇宫内苑的收入以商税、矿税为主,国家财政以农牧税为主,两个体系各自闭路循环互补牵扯。

  唐朝初年也按此规则运行,天下的钱帛均贮存于“左藏”(国库之一),由太府一年分四季上报数额,由比部(掌核簿籍)核实钱帛的收支情况。

  但唐肃宗时期,国家都乱套了,长安城中豪门大族动辄上奏索取赏赐,唐肃宗李亨,被唐玄宗捏得太狠了,性格不够强势,有点控制不住局势。

  当时担任度支使的第五琦眼瞅着好容易征收上来的财税就这么流失了很心疼,就出了个歪主意。他上奏朝廷,请求将“左藏所贮全部贮藏归大盈内库”。他的想法是既然政府管不住钱,不如都揣皇帝私人兜里,豪绅们直接从皇帝兜里掏钱总得有点顾忌不是?

  结果,两库合并之后,宦官们可高兴了,宫里一下冒出三百多个宦官司库帮着一起花!“以天下公赋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窥其多少,国用不能计其赢缩,殆二十年矣”。

  杨炎任相后,觉得这样公私不分不是办法,便对李适说:“财赋者,国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轻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犹或耗乱不集。今独使中人出入盈虚,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敝,莫甚于此。请出之以归有司。度宫中岁用几何,量数奉入,不敢有乏。如此,然后可以为政。”德宗接受了他的建议,下诏:“凡财赋皆归左藏库,用旧式,每岁于数中量进三五十万入大盈,而度支先以其全数闻。”

  杨炎

  随后,杨炎又在中国古代财税史上首次提出了“财政预算”的概念。

  中国古代的财政制度长期奉行“量入为出”的原则,即有多少钱办多大事。但杨炎针对当时百弊丛生、杂税横行的状况,第一次提出了“量出为入”的思想。他向德宗建议,“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即首先预算国家一年所需的经费,据此规定相应的课征收入。这样,收支都预先有一定的数额规定,然后按计划进行收支,从而有效防止浮收滥支现象的发生,

  “量出以制入”的做法,无疑有助于保持国家收支的平衡。虽然,他的财政预算只是根据“旧征额数”来确定要征收的税额,和现代国家的金融规则尚有极大的区别,但在八世纪便能有此远见,也足见杨炎在财税方面的高瞻远瞩了。

  建中元年(780年),杨炎又结合当时唐朝的经济现状,提出了著名的“两税制”改革。

  唐初的国家赋税实行的是“租庸调制”,即“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

  这种以“人丁为本”的赋税制度,到玄宗末年,因为国家动乱面临户籍制度废弛,土地买卖,财产变化,户册久不更新,早已无法实施。但官吏征税时,依旧按照旧户籍向乡里按丁收税,百姓无旬无月不在纳税,“天下之人苦而无告”,多逃亡为浮户,户籍所在十不存一”。

  而杨炎推行的“两税法”是“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贫富负担赋税不合理现象。同时,贵族官僚和商人也要按财产纳税,扩大了纳税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两税法征收体系

  杨炎的两税法一经提出,便遭到了掌管赋税官吏集体反对,他们认为“租庸调制”已经实施了接近四百年,朝廷上下对此旧制非常熟悉,操作起来很顺畅,不同意改革。但杨炎说服了李适,坚持全面推行“两税制”的实施。

  “两税制”的推行,在当时确实有先进意义,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效。《旧唐书》对此税法的评价是:“天下便之,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

  上述三大政策的提出和实施,让朝野上下对杨炎的评价极高,皆以“其为贤相”。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性格上的狐狸尾巴也露出来了。

  作为一个长得帅、能力高的文化精英,杨炎的心胸实在不算宽阔。尤其是老上司元载全家被赐死,让他一直气愤难平,现在自己掌了权,总得干点啥,给老上司找点场子回来。

  建中二年(781年)二月,他开始撺掇德宗实施元载生前力推的“复筑原州城计划”。

  原州(今宁夏固原)是唐朝陇西防御的战略支撑点,自代宗广德元年(763年)被吐蕃军队攻破后,便成了吐蕃进攻关中的跳板。名将郭子仪、杜希全等人均多次建议朝廷,集中力量重建原州,构筑以原、灵(今宁夏灵武)、盐(陕西定边)三州为犄角的西北战略防御体系。

  杨炎

  从这个角度上说,复筑原州城的计划本身并没有问题,杨炎重提旧案也算是对老上级的一种报答。

  当德宗向泾原节度使段秀实征求意见时,深谙西北边事的段秀实就事论事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意见是,“凡安边却敌之长策,宜缓以计图之,无宜草草兴功也。又春事方作,请待农隙而缉其事。”

  说起来,段秀实并不反对复筑原州,从地理角度上讲,原州(今宁夏固原)在西,泾源(今甘肃泾川县)在东,复建原州只会让泾源更安全。

  段秀实只是觉得边事重大,宜仔细考量徐徐图之,不应过于操切。另外,春天农时将至,调动大量军队筑城守卫,将影响一年的耕作(当时边军皆屯田)得不偿失,不如等到农闲再进行。

  段秀实

  但段秀实非常中肯的意见,却让杨炎大为恼火,认为他是在故意遏制自己的计划,便解除了段秀实泾原节度使的职务。任命邠宁节度使李怀光兼为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让他率军转移到原州驻扎,同时命朱泚、崔宁各领士兵万人作为复筑原州城行动的羽翼。

  李怀光和段秀实可不一样,他性格极其暴烈,掌管泾源军后,连续杀死几个大将泄私愤,导致泾源军中风声鹤唳、人人惊骇。

  当朝廷让泾源将士准备筑城工具,开赴原州筑城的召命下达后,泾源的士卒彻底怒了。他们愤怒地说:“吾属为国家西门之屏,十余年矣。始居邠州,甫营耕桑,有地著之安。徙屯泾州,披荆榛,立军府;坐席未暖,又投之塞外。吾属何罪而至此乎!”

  士卒们强烈要求段秀实回来,否则便拒绝奉诏,这时别有用心的泾州副将刘文喜,利用了士卒的怨怒心理,准备拥兵自守,并积极联络吐蕃军队。“四月,乙未朔,文喜据泾州叛,遣其子质于吐蕃以求援。”

  面对泾源军即将哗变的态势,唐庭命朱泚、李怀光等人军进攻。眼看动乱即将形成,幸好泾州别将刘海宾寻机斩杀了刘文喜,朝廷也收回了调军原州的召命,算是暂时平复了此事。但泾源军队的怨气未消,成了日后“泾师之变”潜藏的导火索。

  杨炎

  从此事可以看出,杨炎骄纵之气已成,即便段秀实非常中肯的意见也听不进去了。紧接着,他便开始对当时另一个财税专家刘晏下手了。

  早前,杨炎担任吏部侍郎时,刘晏是吏部尚书,算是他的直接领导,但前文说了,杨炎是元载一党,刘晏恰恰不是,二人间本就不和。

  更严重的是元载爆发时,刘晏是主审官员之一,元载全家被杀,党羽被贬。刘晏也就成了杨炎嫉恨的对象。

  现在杨炎大权在握,便开始琢磨着扳倒刘晏,恰好长期掌管财政大权的刘晏也得罪了不少人,杨炎便开始鼓动身边人群起弹劾他。

  当德宗私下向杨炎征求意见时,他悲痛欲绝地流着眼泪说:“赖祖宗福祐,先皇与陛下不为贼臣所间。不然,刘晏、黎干之辈,摇动社稷,凶谋果矣。今干以伏罪,晏犹领权,臣为宰相,不能正持此事,罪当万死。”

  看到德宗有点沉吟,似乎有些不忍,便退而求其次地建议道:“尚书省,国政之本,比置诸使,分夺其权,今宜复旧”,用这种方式剥夺刘晏的财权。

  刘晏

  当刘晏被罢免了转运、租庸、青苗、盐铁等使的职务后,建中元年(780年),杨炎又找了个理由将其贬为忠州刺史。

  离开政治核心的刘晏以为自己安全了,不成想杨炎的目的是整死他,而不是眼不见为净。

  他让党羽庾准罗织了刘晏黑材料,诬告他私通边军将领意图谋逆。等德宗再次征求他意见时,杨炎坚定的作伪证表示情况属实。“炎欲诬构其罪,知庾准与晏素有隙,举为荆南节度,以伺晏动静。准乃奏晏与朱泚书祈救解,言多怨望,炎又证成其事,上以为然。”

  这导致时年七月刘晏在忠州被赐死,一时朝野冤之。

  平卢节度使李正己感觉不忿,多次上书朝廷为刘晏鸣冤。杨炎面对朝野上下的责难,“且言‘晏之得罪,以昔年附会奸邪,谋立独孤妃为皇后,上自恶之,非他过也。’或有密奏‘炎遣五使往诸镇者,恐天下以杀刘晏之罪归己,推过于上耳。’”

  这下德宗也不愿意了,自古以来就是领导做好人,手下担责任。杨炎可倒好,自己装好人,让大领导担责任。

  德宗得知此事后,对杨炎意见极大,但考虑到以前的功劳,忍下了这口恶气,把卢杞升为宰相以制衡杨炎的权力。

  卢杞

  结果,卢杞和杨炎二人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卢杞“貌陋而色如蓝,人皆鬼视之”,自视甚高的杨炎觉得与之并列甚至是种耻辱。

  卢杞上任没多久,杨炎就开始倒霉了。

  卢杞先是同与杨炎有旧仇的严郢结成了倒杨联盟,并将其提拔为御史大夫。随后,严郢便开始整理杨炎的黑材料。

  要说身居宰相身上一点污点都没有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杨炎还养了个坑爹儿子杨弘业。严郢便从杨弘业身上下手,严查他违法乱纪的证据,这一查果然就查出事儿了。

  早前,杨炎修建家庙时,曾请河南尹赵惠伯帮忙出售洛阳的房产筹款,赵惠伯便把这处房产买了充作官署。严郢马上抓住了这件不大不小的事情,向上汇报为赵惠伯动用公帑为杨炎徇私,且“贵估其宅”使其获利。

  不过这件事情,就算以徇私舞弊定罪也搞不死杨炎,因为办案期间,朝中有的大臣也不认为是多大一个罪名。最开始审理此案的大理正田晋便主张以“获取余利,以索取论罪”,判“免官”。

  杨炎

  卢杞当然不满意,将田晋贬为衡州司马,让自己党羽审案,给杨炎判了个“监主自盗,罪绞”。

  但卢杞心里很清楚,德宗李适性格比较宽厚,即便是判处绞刑,德宗心一软也有可能翻案。

  很快坊间便开始流传“王气”之说,“地有王气,炎故取之,必有异图。”“王气”这东西一出来,几乎就是必死无疑了。

  不过,德宗还是念了一把旧,表示虽然“蔑恩弃德,负我何深!考状议刑,罪在难宥”,但顾全大局,特加宽宥,贬为崖州(今三亚西)司马。

  这时候,杨炎也有点醒悟了,流放途中经过鬼门关(今广西北流天门关)。他前思后想觉得自己要完了,挥笔写下了“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崖州何处是,生度鬼门关”。

  果不其然,走到离崖州还有一百多里的地方,也不知卢杞又在李适面前说了什么,德宗赐死的诏书追了上来。时年五十五岁的杨炎,就这么死了。“冬,十月,乙未,炎自左仆射贬崖州司马。遣中使护送,未至崖州百里,缢杀之。惠伯自河中尹贬费州多田尉。寻亦杀之。”

  两税法

  纵观杨炎一生,据高位、做大事,也算有所作为,他所推行的“两税法”是中国财税历史上的首创,也是中晚唐能够支撑一百多年的重要基石之一。但其人心胸狭隘,睚眦必报的性格,让他不过为相短短两年,便身败名裂,客死异乡。

  观其政治斗争的手段实在有点幼稚,但可惜自视甚高的他并不自知。他能搞死另一个财税专家刘晏,是因为刘晏也是个君子,杨炎以小人之谋对付君子,自然无往不利。但等到更阴险的小人卢杞上台,以小人之谋对付小人,当然是身为小人之人玩得更纯熟,这时杨炎就是只待宰羔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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