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春洲】
提及中国历史上的唐太宗李世民，想必大家都不会感到陌生。
从助父太原起兵，平定各路诸侯，再到定鼎长安，发动玄武门之变，成就贞观之治。他三征高丽，抗击东突厥，平定吐谷浑，统一高昌，是华夏一家的“天可汗”，为唐朝世界性帝国的缔造奠定了基础。
同时，在我们传统的史论中，唐太宗也是一位勤政爱民的明君。他广开言路，扩大文官统治阶层，颁布宽仁慎行的《贞观律》，践行民贵君轻的统治理念，是中国古代帝制时期功绩突出的英主。
如果我们拓展视野，着眼于世界，伟大的唐太宗在世界文明史中又有着怎样的评价、记忆与书写？拥有异域之眼的各国学者又是如何看待这位名垂青史的中国君主的呢？
从学术图谱上看，西方唐史重镇在英国首推剑桥大学。这里先后产生了一系列名家名作——蒲立本及其代表作《安禄山叛乱的背景》、崔瑞德的《唐代财政管理》《唐代官修史学》和他主编的《剑桥中国隋唐史》、麦大维的《唐代中国的国家与学者》等等。
与英国一枝独秀不同的是，北美隋唐史研究则呈现遍地开花的景象。斯坦福大学的芮沃寿对于佛教的精深探索、康奈尔大学彼得森对唐代藩镇的研究，以及伊利诺伊香槟分校魏侯玮与伊佩霞对唐代礼制与士族的研究均各具特色。
日本汉学在战后，京都与东京两大学派围绕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展开了一系列讨论。隋唐史的研究也在此背景中展开。京都学派代表人物内藤湖南、冈崎文夫、宫崎市定、宇都宫清吉、宫川尚志、川胜义雄等，主张用中国历史发展的固有规律把握中国史。其中，内藤湖南的“中世贵族论”以及“唐宋变革论”最为著名。东京学派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影响，代表学者为白鸟库吉、加藤繁、前田直典、西嶋定生等等。
种族、宗教与文化向来是海外汉学所特别着力的领域，因而分析太宗时期的历史功绩与政治特色时，上述几个方面便格外被西方学者所留意。下面具体给大家介绍几个例子：
格鲁塞的《草原帝国》认为，唐朝最明显的特点是帝国扩张。通过一系列大的战役，它的疆域甚至超过汉朝。唐朝在中亚建立了中国的宗主权，并在朝鲜的平壤，越南的河内等设有长住官都护府。当时世界上，只有中东的穆斯林阿拉伯人的帝国能与之匹敌。由于唐太宗的丰功伟绩，一个不可预知的中国，一个英雄史诗的中国，在令人惊奇的亚洲出现了……现在汉族人征服了游牧部落，并改写了几千年来一直延续着的文明史。
斯特恩丝在《世界文明》中这样记录：“唐朝建立了一个比此前的汉朝范围大的多的帝国，其疆域远超今天中国的面积。”韦伯更是毫不吝啬的赞美“作为中国版图和文化的真正奠基人，唐王朝彪炳千古。”
这些西方学者主要是从世界历史演进的对比中，突出李世民在国家疆域与种族交往中作出的历史贡献。
《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崔瑞德的评价又将太宗时期和谐的君臣关系纳入到评价范畴。他认为对后世的中国文人来说，太宗代表了一个文治武功理想地结合起来的盛世：国家由一个精力充沛但聪明而谨慎的皇帝治理，他牢固地掌握着他的帝国，同时又一贯谦虚耐心地听取群臣，这些大臣本人也都是卓越的人物的意见。太宗的施政作风之所以被人推崇，不仅由于它的成就，而且由于它接近儒家的纳谏爱民为治国之本这一理想，另外还由于它表现了君臣之间水乳交融的关系。
美国学者菲茨杰拉德的评价更带有文学色彩：
“唐太宗似乎像天命所归的人物，对他而言似乎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他是社会的拯救者，也是统一与和平的恢复者，更是汉民族的凝聚者，世界文明的指路者。他的个性是如此的强悍有力，他影响了所有与他相处过的人物，并且成为一个后代子孙眼中的传奇人物。在中国的帝王中，无人可与之相提并论。”
尽管中外学者在对唐太宗的评价角度不同、各有侧重，很大程度基于在自己国家国情理解的基础上去比拟太宗时代的唐朝。但是对于李世民所创造的历史功绩，古今中外却都有近乎神话的一致追捧。
据说，池田大作与汤因比甚至还有这样一段诙谐的对话：
“阁下如此倾情古老的神州大地，假如给你一次机会，你愿意生活在中国这五千年漫长历史中的哪个朝代？”
汤因比回答到：“要是出现这种可能性的话，我会选择唐代。”
能够穿越回到太宗所开创的唐帝国，成为汤因比的愿景，无比深刻地反映着那个伟大时代的魅力。
还有一位值得一提的学者是费子智，他是西方学者中为太宗作传的第一人。在相关著作中，他写到：
在一个我从未经历过的交通十分不便的年代，中国人是怎么建立起一个伟大的帝国并维持了几个世纪，这个帝国和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一样大。并且，在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中央政权下，尽管朝代在不断更替，而这个帝国却能够不断的自我更新，从不失去文化的一致性、历史的延续性和种族的同质性。在这些巨大的成就之中，李世民扮演了改变东方世界历史的角色。
中古中国为什么能成功复苏，而东罗马帝国为什么失败？费子智认为唐太宗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唐朝是中国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的分裂和衰世后，重新走向统一的强大政权，而使这个帝国复活的建筑师就是唐太宗。
《步辇图》（局部）
费子智煞费苦心地选取唐太宗来研究，其背后的意图是想通过唐太宗传记的书写来展现唐帝国如何化解敌对势力威胁与分裂势力的挑战，进而彻底改变欧洲人对于明清中国腐败无能的成见。
引述中国学者童岭的观点，为了展现李世民的英武，费子智特意选取了“汜水之战”进行浓墨重彩的描绘：
汜水战役虽然完全不被西方世界知道，但它的重要性却可以与阿克什姆战役相提并论。如果阿克什姆战役战役决定了罗马帝国的统一与扩大，那么欧美读者也一定会联想到汜水之战在中国统一历程上的重大意义。
哈佛中国史的作者陆威仪在《世界性帝国：唐朝》开篇即称它是最后一个强大的中华王朝，因为自唐以后中原王朝再难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控制。陆威仪认为，虽然李氏家族宣称自己是灭亡的汉朝的真正继承者，但唐朝更多是5—6世纪统治中国北方的所谓夷狄或半夷狄王朝北魏、北周、北齐、隋的诸种元素的结合。了解这种唐朝帝王血脉的胡人因子，对于了解唐朝的历史至关重要。
除了肯定李世民的历史功绩外，陆威仪还对太宗晚年的统治策略与治国之道颇有微词：“649年太宗的及时薨逝，使他免于重蹈上一位入侵朝鲜半岛的皇帝隋炀帝的覆辙。”言语间充满了调侃的笔触。
对比之下，日本学者对唐太宗的认识则要在东亚文化圈形成与日本律令体制建立的框架内展开。
唐朝开放包容的文化政策，推动了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其政治法律、国家制度和文化艺术对周边国家发生极其深刻的影响。唐太宗功不可没，日本遣唐使的第一次来华，即在贞观四年。
以法律为例，日本学者仁井田升说：“七世纪的唐律比十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卡罗林纳法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也可以同十七世纪德意志法典相媲美。”日本大化革新后，编定近江令、大宝律令，篇目大同于贞观令。桑原提到：“自余良朝至平安朝，吾国王朝时代之法律，无论形式上与精神上皆根据唐律。”
而关于唐太宗在日人心中的历史记忆，谷川道雄先生的《唐太宗》一书则代表了一种声音。谷川对于李世民“智而不奸”的性情给予了浓厚的赞许笔墨。而在玄武门之变一节结束时，他认为真正的唐帝国时代，从现在开始了。尤其在李世民完成武功，成为“天可汗”之后。
谷川道雄跳出常规的李世民魏征君臣相得的视角，重点分析了“天子无私”的概念，又与其豪族共同体理论与日本学界对中世贵族“道义”的追寻相关联。
“另辟蹊径”的是气贺泽保规在讲谈社所出中国史之唐朝《绚烂的世界帝国》一书对唐太宗的讨论，虽然他同样将唐帝国纳入整个东亚史的研究范畴，但却对李世民和他所开创的盛世提出了质疑的声音，他认为这是《贞观政要》出于维系太宗明君政治形象的一种书写，怀疑太宗篡改了《起居注》以维护其圣君的历史地位。
他甚至认为无论在把握未来的构想能力和行动能力方面，还是学问和文学素养等方面，唐太宗并不强于杨广，并通过比对发现太宗时期的人口和经济并不强于隋炀帝时期。此观点之提出也打破了人们的固有认知：
太宗命令房玄龄等人编纂新的律令格式，并于贞观十一年（637）正月完成。新律令删除了隋开皇至唐武德法令中的繁琐部分，一个成为后世模范的体制就此诞生。可是在劳神费思精心制定的这一制度中，其实有相当的部分与隋炀帝时代的东西相重合。
唐代府兵制的发端，首先可以追溯至隋初被称之为“骠骑府”的军府制度，到贞观十年，即贞观律令发布的前一年，以“折冲府”作为军府而定型。名称虽然不一样，唐的这个“折冲府”实际上完全是隋炀帝确立的“鹰扬府”制度的翻版。
等贞观十七年（643）年初魏徵死后，就再也没有人能够制止唐太宗的行动了。其结果，在围绕继承人问题以及出兵高句丽的问题上，唐太宗均未能作出冷静的判断，成为他晚年的一个污点。
这样一来， 刚刚开始致力于推行新政的太宗统治时期于贞观二十三年（649） 宣告终结。这时的唐朝在经济力量方面还很弱，与隋代的最盛时期相比有很大差距，此外，当时在政治领域里也还存在着很多悬而未决的课题。因此我以为，后世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贞观之治”的形象，与当时的现实未必一致。
这也算是一种不同的史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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