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的两个月后，李渊诏令传位于新太子李世民。李世民听信房玄龄等人的劝 解，推辞不接受。李渊只好退位，做了太上皇，李世民即位后居住于东宫显德殿，是为唐太宗， 改年号为贞观。
在唐太宗李世民的政权中，夹杂着各种政治力量。
有原来隋朝的官员，也有农民起义军的将领，还有玄武
门之变中李建成、李元吉集团的重要人物。
各种政治
力量，都需要以李世民为中心进行重新组合。于是，李
世民竭力地促进各种力量的重组。他根据自己的选人
标准，不管是哪一种政治力量，只要有才能的，就加以
重用。
李世民当秦王的时候，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就设
置了文学馆十八学士，作为自己的智囊团。
十八学士
中的房玄龄、杜如晦等，都是玄武门之变的骨干力量，
由此可见文学馆的学士都是李世民的亲信。李世民登
基之后，又另行设立了弘文馆学士以代替文学馆学士，
弘学馆学士不限人数，增加了原秦王集团以外的成员。
李世民根据实际需要而变化，没有亲疏之别，从而使大量的人才聚集在自己周围。
这是李世 民用人之道的一大特点。
另一特点，便是纳谏，这是李世民笼络人才的高超手段。皇帝纳谏，是对臣下的最大尊 重，做臣子的必然尽力效忠于皇帝，这是儒家思想“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具体表现，唐 太宗李世民和魏征的关系，就是这种思想的典型。
魏征曾在隋朝末年参加瓦岗军，降唐后又成为李建成的洗马，本来是李世民的敌对力量， 但在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非常敬重他的意见。李世民登基的时候，曾询问魏征，说君王怎样 才能做到明，而什么样又是暗。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李世民听后，非常赞成， 他知道，自己并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而魏征确实有经国济世之才，而且知无不言、言无 不尽。在治理国家方面，尤其是在大乱之后拨乱反正，魏征主张宜快不宜慢、宜急不宜缓。唐 太宗即位的时候，天下初定，百废待兴，唐太宗虽有心治理好国家，但并没有具体的办法。魏 征认为，大乱之后治理国家，就像饿极了的人要吃东西一样，时间要快。
如果人心如流水一般 向下堕落，今天的人也会变成鬼怪，还怎么来治理国家。“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问题是 采取什么措施来治理，而不是人民是否可以教化。
在ft体治理国家的方略上，魏征提出了轻徭薄赋、与民休养。魏征认为，隋朝灭亡的教训
在于扰民太多，国家赋税极重，徭役繁多，以至于民不聊生，国家的败亡就从这里开始，“静之则
安，动之则乱。
”于是，唐太宗实行了一套有利于老百姓的政策，如减免苛捐杂税，减轻农民负担，
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在全国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以休养生息、奖励农耕。因此，在整个贞观年
间，朝廷的赋税和徭役都不算太重，这是贞观年间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之一。
在执法方面，魏征提出宽缓明确。他坚决反对像秦朝那样实行严刑峻法，将百姓当做鱼
肉来宰割，但同时又坚决主张明正典刑，反对徇私枉法。
魏征的意见，唐太宗基本都听从了，并积极采取了有效措施。
贞观年间，在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方面，唐太宗的基本态度是投降就安抚、反叛就讨伐，
就是说只要各少数民族不公开与唐对抗，就以各部的酋长封为都督、刺史，仍然按照其原来的
风俗习惯、社会制度，对本族进行统治。
反之，对那些侵扰内地或者对唐有严重威胁者，就采
用武力解决。
隋末战乱连年，经济凋零，文化衰退，满目疮痍，而唐太宗在经济、政治、民族关系等各方
面都采取了积极措施，使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民族关系得到很大改善，迎来了唐帝国空
前的繁荣。
唐太宗当政期间，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少有的太平盛世，史称“贞观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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