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徐晃跟随杨奉讨贼有功，从无官职被提拔为骑都尉，完成了从做吏到当官的量变；说服杨奉护汉帝东归，由无爵位被敕封为都亭侯，实现从为官到进爵的质变。
徐晃讨贼时，正是李傕、郭汜把持朝政之际。为此，徐晃讨贼，就是讨反对李傕的人或势力，而非讨反叛皇帝的人，更不是平颠覆朝延的势力。所以，贼的界定，对徐晃而言，危害所依附人及势力的利益，就是贼，是反贼，是必听命令去征讨。徐晃进言时，正是杨奉、李傕关系交恶之中。因此，徐晃进言，就是进求得杨奉的利或性命，而非进谋寻皇帝的利，更不是追匡扶汉室的目标。所以，言的划分，对徐晃来说，有利于所仰仗人或势力的权益，就可言，是劝说，是必尽全力去说服。
兴平二年（195年）七月甲子（《资治通鉴》记，因195年七月为庚午朔，无甲子，疑甲午之讹。），汉献帝出长安，开始东归，渡过黄河，十一月至东岸的安邑（县名，属河东郡，为郡治，治所在今山西夏县西北禹王城）时，徐晃因护送有功，被封为都亭侯。
都亭侯，东汉置，为亭侯的一种，位在乡侯下。据东汉说法：在乡之亭称野亭，在城之亭称都亭。唐朝李贤在《后汉书·卷十·皇后纪》中注说：“凡言都亭者，并城内亭也”。为此，“都亭”在任何一个城都有的。故徐晃被封都亭侯，应在安邑县内。
建安元年（196年）七月甲子（初一），汉献帝到达洛阳，历时一周年且历经磨难及九死一生，走完长安到洛阳的区区八百里路。《三国志·魏书十七·张乐于张徐传》是这样记载徐晃劝说杨奉归顺曹操不成：及到洛阳，韩暹、董承日争斗，晃说奉令归太祖；奉欲从之，后悔。
徐晃之所以会再次劝说杨奉改变立场，是由于如下原因。
其一，环境迭变。
在长安，只有李傕、郭汜把持朝政，仅视皇帝及百官如权力争夺的筹码；在东归途中，后有李傕追兵，前有山河险阻，内有护送将领不合，外无地方诸侯勤王；到洛阳，汉献帝虽脱离李傕的魔爪，但环境更加恶劣，如洛阳内已被董卓烧为白地：上无寸瓦，百官只能披荆棘而依墙壁；下无尺地，官员只得摘野菜而裹食腹。洛阳外已无人听命皇帝：州郡长官不愿进贡；割据诸侯不肯勤王。更为可悲，朝堂上原护送汉献帝的诸将不合，特别是韩暹、董承在洛阳争权夺利日益白热化。因而，徐晃乃至官居车骑将军的杨奉都要面对迭变的洛阳环境。
其二，形势谲变。
汉献帝进入洛阳后，护送汉献帝的有功人员又出现不合：先是大司马张杨离开洛阳回河内（郡名，属司州（又称司隶校尉部），治所在怀县（今河南武陟县西南），雒阳北百二十里）拱卫洛阳，后是徐晃就跟随杨奉出京驻军梁县（县名，属河南尹，治今河南汝州市西南，雒阳西百六十里）护卫洛阳，而韩暹、董承二人留在洛阳守卫皇宫。在洛阳，原白波军将领韩暹仗着从曹阳（地名，在今河南灵宝市东北）护送汉献帝回洛阳有功劳而专横跋扈；原西凉军阀部将董承对韩暹的所作所为十分厌恨，又因势力不如韩暹，无法与其争个高下，就私下派人召请在许昌的曹操前来洛阳，以便增强董承的实力。《资治通鉴•汉纪五十四：孝献皇帝丁建安元年（丙子，公元一九六年）》记述：韩暹矜功专恣，董承患之，因潜召操；操乃将兵诣雒阳。为此，徐晃及其效力的杨奉都无法回避谲变的洛阳形势。
徐晃之所以会劝说杨奉投靠曹操，是基于此时的洛阳环境及形势，是在变中求生存，求发展。
笔者按：通权达变，指随客观情况的变化而改变办法，不死守常规。徐晃，虽官小言微，却忠肝义胆，甚至看透汉献帝东归洛阳后的变幻莫测的政治形势。在云谲风诡的政治环境中，徐晃又一次做出劝说杨奉投靠曹操，以求得国家的安定。正所谓：爱国不分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