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4年，陈宗扬、谢婉妹押赴刑场，死前痛斥：“东王不公平，卢丞相为何逍遥法外。”杨秀清无奈，只好让士兵当众杖责自己50大板，给民众一个交代。
杨秀清凭借“天父下凡”，任意杖责韦昌辉等诸侯王，连洪秀全都被欺负，可谓是嚣张。那么，为何杨秀清连“本人”都要杖责呢？这事说来话长。
金田起义时，包括家属在内，太平军才2万余人，而清军却有6万。太平军遭受围追堵截，处境艰难，随时可能被歼灭。
为了凝聚人心，保持士兵的战斗力，杨秀清以“天父下凡”推广一项制度：“分营制”，将不一样的人群单独列入“营”或“馆”，便于管理。
“分营制度”下，即便是夫妻、父女、母子也要分开居住，普通士兵不能过着正常的家庭生活。士兵的职责是打仗，是赢得胜利，不能为了“小家”而忽视了“大家”。
客观看待，太平天国初期，“分营制度”的作用很大，是太平军能顺利抵达南京的保障。但是，随着军事局势的变化，尤其是定都后，该项制度的弊端就暴露出来了。
家庭生活，人之常情，岂能人为去阻止呢？每隔一个礼拜，士兵与妻子才能见一次面，且隔着十几米距离，连悄悄话都说不了，也是相当憋屈。
士兵遵守规则，诸侯王就“例外”，洪秀全、杨秀清等“首义诸王”不但过上正常的生活，妻妾还一大堆。其中，洪秀全妃子88人，杨秀清48人，石达开也有十几人，生活相当滋润。
太平天国宣称：“天下男子都是兄弟，女子都是姐妹，人人平等”。实际呢？诸侯王享受特权，却让士兵过着苦行僧的日子，谁能受得了。
人心难以违背，“分营制度”下，许多士兵都是偷偷进行“约会”，破坏杨秀清定下的规则。因为，除了洪秀全等8户人家，即便是“侯爵”或者“丞相”，都不能有家庭，他们自然不满意。
陈宗扬，太平天国悍将，是杨秀清的直属部下，也是重点栽培对象。陈宗扬的职务是“冬官丞相”，多次带兵西征，在湖南屡次击败湘军，能力没得说。
“丞相”又如何？陈宗扬也不能过家庭生活。金田起义之前，陈宗扬已经迎娶了谢婉妹，两人感情很好。再则，谢婉妹也是东王府的官员，负责文书往来，并管理东王府后宫的杂活。
陈宗扬、谢婉妹在一起工作，却不能见面，心情是可想而知。一天，陈宗扬巡视东王府，正好遇见值班的谢婉妹，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违背了规则。
没有不透风的墙，陈宗扬、谢婉妹的“好事”被东王府的婢女逮个正着。更不幸的是，这个婢女之前因“约会”而遭到谢婉妹斥责，便怀恨在心，将事情告诉了杨秀清。
“是可忍，孰不可忍”，陈宗扬、谢婉妹居然在东王府“违规”，岂不是打了自己脸吗？杨秀清怒不可而，当即下令捉拿他们两人，按照太平天国“凡夫妻私犯天条者，男女皆斩”条例，陈宗扬夫妇被斩首。
“破罐子破摔”，陈宗扬自知难逃一死，在刑场上将“卢贤拔违规”的事情说了出来，掀起了一阵大波，杨秀清欲哭无泪。
卢贤拔，杨秀清的铁杆亲信，又是亲戚，官至丞相，地位显赫。卢贤拔也犯了“天条”，跟自己的妻子私底下联系，被他人告发，杨秀清很难堪。
杨秀清不想杀卢贤拔，仅让他“游街”，而陈宗扬夫妻却被处死，这怎么说都是不公平。杨秀清这么做，舆论压力很大，大家都说东王处事不公，偏袒自己人。
根据《李秀成自述书》所言，杨秀清执法严明，令行禁止，方才人心服从。此时公开偏袒卢贤拔，对自己的信誉是一种挑战与践踏。
杨秀清知道“民心难违”，便表演“天父下凡”，斥责东王办事不公平，偏袒自己亲戚，愧对“天父”，需要杖责五十大板，以示惩罚。
“天父”回去后，杨秀清让亲信动手，当众杖责，不要留情面。不得不说，杨秀清确实够狠，连自己都敢打。杨秀清“打自己”，众人无话可说，陈宗扬夫妇被处死，卢贤拔继续“游街”。
也许是杖责把自己打疼了，杨秀清醒悟过来：“分营制度弊端太大，人们怨气太重，且私底下往来很多，也控制不住，不如顺应民意算了。”
陈宗扬死后两个月，杨秀清表演“天父下凡”，公开宣布废除“分营制度”，允许普通民众家庭团结。不久，杨秀清再次“下凡”，宣布可以结婚，太平天国一下子热闹非凡，家家户户都张贴“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