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中华民族是出了名的骄傲，我们把中国定为世界的中央，东夷南蛮西戎北狄都是中原王朝对四邻的蔑称。当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优秀的祖先们也有这个资格，璀璨的文化给予我们足够的自信。不过到了清朝，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方，但统治者却依然沉浸于天朝上国之中。
著名的例子就是乾隆时期，马噶尔尼作为英国使者来到中国。双方就该不该双腿下跪争论了小半年，他带来的大炮、摆钟、枪支、弹药都被视为奇技淫巧而束之高阁。此事好歹发生在康乾盛世，还可以理解，但在清朝后期，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签署了不计其数的不平等条约后，满清皇族和高官中仍有太多妄自尊大的人，就太不应该了。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就是大学士徐桐。
徐桐此人，按学问来论，那是没得话说。他曾担任同治皇帝的师傅，是当之无愧的帝师。后来慈禧与光绪交恶，立溥儁为大阿哥，准备废掉光绪时，他又被任命为溥儁的老师。他协助编纂过《文宗实录》、与其他大臣合编过大名鼎鼎的《治平宝鉴》。
不过他的学问，也就仅限于四书五经、经史子集之中。这本不该怪他，他从小所学所长就是这些。但作为帝师、大学士、吏部尚书，却丝毫不顾中国已经落后于世界的现实情况，依然发了疯一般排斥西方先进的知识和技术，一味妄自尊大。他的这些行为，不仅对国家阻碍了国家进步，也为自己生死名灭埋下了祸根。
徐桐从来不穿洋布做成的衣服，他都是用的土布和丝绸，而且家里人必须如此照办。儿子家里有西洋钟表，他每次路过儿子房间，都要捂住耳朵，闭着眼睛。他的三儿子徐承煜酷爱抽雪茄，被他发现，责罚在烈日下暴晒，而且赌咒再看到他抽洋烟，自己死了就变成鬼奴。
偏偏这位大学士的家，就在东交民巷，与外国使馆区相邻。为了表达自己对洋人的极度憎恶，他在家门口贴上一副对联：望洋兴叹；与鬼为邻。
由于缺乏基本的知识，他在与人交流时，经常闹出笑话。比如有一次，别人告诉他西班牙和葡萄牙是两个国家。他坚决不相信，依据很简单：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籍所未载，荒诞不经，无过于此。在他眼里，四书五经之中没有记载的，肯定是杜撰出来哄人的。
这还不算什么，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当他听说美利坚这个名字时的反应。徐桐振振有词的说道：“大清国才是真正的既美、又利、又坚，别的国家算什么‘美利坚’？”
如果说这些都是小事，我们再来说说他在朝堂之上盲目排外的大事。清廷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对于陆战溃败，很多人认为是中国面积辽阔，运输能力却不足，物质及兵力也无法保障，导致不能及时有效的抵抗侵略，因此提出要兴修铁路。
其实当时中国也有不少铁路，它的好处显而易见。然而这位老学究，依然抱着对西方的仇视心理，带头上书反对修建铁路。他声称“轮车所过之处，声闻数十里，雷轰电骇，震厉殊常，于地脉不无损伤”“惊耳骇目，鬼神呵谴”。试问这样的朝廷重臣，还是如此掩耳盗铃，清王朝怎么能跟得上西方列强发展的速度。
晚清最后一次可能融入世界潮流的机会就是戊戌变法，变法维新就是要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和技术。这一点，连足不出户的慈禧太后都是赞同的，慈禧反对变法是因为触犯了阶级利益。但徐桐则不然，利益与他没关系，他争的就是个正统地位：堂堂天朝上国，什么时候轮到番邦来教我们！你教了我们，我们不就是你学生了？这还了得！
他不仅反对变法，心态都失衡了，听到维新两个字都激动。有次一个大臣在他面前说“违心之论”四个字。他突然站起来，脸色都变了：“什么维新不维新，我最不喜欢这个，连提都不要在我面前提！”
面对义和团与西方列强的冲突，他对义和团会“刀枪不入”“神灵附体”的说法也深信不疑。因此他力主让义和团来对付西方殖民者，终究酿成了庚子之变。也就是在八国联军入城之后，徐桐作为大学士，自感主辱臣死，上吊自尽。虽然他顽固庸暗，但在国难之时，能以身殉国，还算大节无亏，不过，他盲目排外，拒绝进步的做法，是中华民族永远的教训。
参考资料：《清史稿卷四百六十五列传二百五十二》、《清朝通俗演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