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帝王们都采取了高度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为了维护高度的统一，付出了不应有的代价，甚至于导致于追求的高度统一发展成为了高度的不统一。
在一个如此广袤而多样的国家中，各地的情况千变万化。交通又是如此困难，绝对不是一道诏书作出的具体规定所能治理的。自然也就不可能像欧美等国家的统治方式来处理国家问题，国家不同，疆域不同，面对的困境自然不同，因此有了中国化的处理方式。在当时的情况下，公开抗命意味着谋反大罪，提出不同意见也会遭杀身之祸，而且执行又有实际困难，肯定不能照办，于是各种变通的方法便应运而生，并且大多会得到上司的默许，或者成为惯例被沿用，形成了中国式的办事方式。
我们知道在明朝建立之初，有一个四大案，其中有一个很著名的是空印案。大致是明朝每年地方都需要派人至户部报告财政收支账目，所有账目和户部审核后完全相符才能结算。若其中有任何一项不符就必须驳回重新造册，且须再盖上原地方机关大印才算完成。如此繁杂的程序自然引起了一些官员的不满，同时也会耽误大量时间，所以这些官员都备有了大量事先盖过印信的空白书册以备用。但是，当时的朱元璋却认为这是官员相互勾结的欺君重罪，因而下令处罚了所有相关官员。造成了轰动一时的惨案。
今天我们要说的事和这个也差不多，只不过一个发生在明初，一个诞生于明末清初时期。当时的社会都会定期对全国的人口进行一定的调查，但是这种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自下而上层层进行的户口调查登记的真正价值究竟如何，透过这种方式的内部处理来分析，有着很大的无用性。
清朝的皇帝不止一次发现，地方官的灾情报告所列的灾民人数常常超过当地上报的全部“户口“数，即使去掉新增长的人数，这些受灾灾民的数量仍然与他们上报的数量有很大差别，户口调查的意义自然让人怀疑。
在清朝顺治十三年时，一位官员在清理明朝崇祯十五年的黄册时，发现竟然预造到了崇祯二十四年。估计明朝经办的官员不是闲得无聊，就是想为十年后的官员，节省一点手续，随后将十年后的数字“编“好了。可是他万万没有料到明朝到崇祯十七年就亡了，这崇祯二十四年的黄册就成了千古笑柄。让这大明王朝竟然人为的“延续”十年之久，可笑至极却又觉着合乎常理，毕竟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官员们做的自然是想办法减少自身的工作量了。
在自上而下的监察系统很不完善，自下而上的监察根本不存在的古代君权体制情况下，仅仅依靠中央政府甚至皇帝的个人的命令，绝对无法避免有意或者无意的偏差和曲解，也就总会有权力无法涉及的地方，甚至于造成了许多流弊现象的产生，也就是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造成中央体系的绝对混乱。
古代社会的问题自然不可能由后人来定夺，我们对他们进行质疑也不免有一定纸上谈兵的感觉，但是，针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不免能够看出当时中央集权高度强化的情况下，中国式的政治体系自身所不能避免的困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