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政治因素不谈，其实雍正处理江宁织造曹家是必然的事情。
雍正在刚登基的时候就开始反贪，自己的顶级心腹年羹尧、隆科多纷纷都在雍正三年、雍正五年因为贪腐被下狱抄家，可笑的是，曹家连十几年前亏空的银两到了雍正五年都没有还上。
连自己最信任的人都被处理了，曹家能跑掉吗？
曹家不仅不是受到“无妄之灾”，严格来讲雍正还算是给面子曹家了，让曹家排队活到了雍正六年。
没有血缘关系的“皇亲国戚”：江南曹家
清朝的“曹家”不算少，但真正能够称得上顶尖、显赫的，莫过于康熙一朝的“江宁织造曹家”，又或是“皇商曹家”。
曹家的显赫，是阶梯式递进的，当年曹家跟随着还没入关的大清建功立业，最终为曹家争取来了一份进入内务府的机会，而康熙在出世之后，顺治就为其找几个乳娘，其中一个正是曹家当时家主曹玺的夫人“孙氏”。
康熙出世的时候，孙氏也正好诞下了曹寅，因缘际会下，孙氏的母乳就分给了年幼的康熙和儿子曹寅，这让曹寅和康熙的关系变得十分密切，本来康熙出世的时候就以为顺治的“防天花”意识而被安排到宫外住，所以对于康熙来说，他的乳母们是他内心中真正的亲人。
随着康熙渐渐长大，曹寅也被安排在康熙身边一同成长，而倒霉的顺治皇帝染上了天花，弥留之际选择好了康熙继承他的位置便匆匆历史了，少年康熙成为大清皇帝，在他内心中份量很足的曹寅自然也飞黄腾达，毫不夸张地说，康熙是把曹寅当“亲兄弟”看待的，所以曹家靠着这层关系，注定崛起。
对于乳母孙氏，康熙多次说过这是他家的“老人”，康熙的意思就是把孙氏当成自己的长辈来赡养，可以想象，得到康熙大帝这么一句称谓，曹家可以说是另类的皇亲国戚了。
因为曹家人没有什么太强的政治基因和政治能力，所以曹家人没有什么在朝廷中显贵的，所以康熙就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同样能过上优渥生活的差事，那就是“三大织造”。
三大织造，指的是清朝时期的“江宁织造”、“苏州织造”、“杭州织造”，这三大织造都是生产皇室所需的丝织品的，具有很高的垄断地位，而事实上，三大织造本身就因为“皇商”的缘故，掌握着江南众多的衍生行业，可以说是牢牢把控着江南地区的手工业经济。
而江南可是大清的经济腹地，可想而知，康熙给曹家安排这么一个位置，就是让曹家在江南“称王称霸”，曹寅也先后从“苏州织造”改为“江宁织造”。
曹寅担任苏州织造之前，还在宫中当着康熙的“銮仪卫”，天天跟在康熙身边，所以曹寅一下放，整个江南地区都知道康熙皇帝把发小派了下来，等于是空投了一个“土皇帝”，大家无不重视。
经过苏州织造和江宁织造这两个位置的沉淀，曹寅发展了很多人脉，也牢牢掌控着这份暴利的行业，这时候的曹家算是真正的飞黄腾达。
这还不是结束，康熙还在继续抬高曹家的地位，比如他安排曹寅的大女儿嫁给了代善的五世孙“平郡王纳尔苏”，这是一个真真正正的爱新觉罗姓，还不是什么红带子，而是黄带子，如此联姻，直接拔高了曹家的地位。
除此之外，康熙有意让自己的儿子们和曹家密切往来，比如康熙的太子胤礽就跟曹家的关系密切，胤礽经常向曹家伸手要“零花钱”，动辄都是数万两的规模，这看似很多，可比起康熙六下江南，曹家四次接驾的花费，那又是“不值一提”。
曹家四次接驾，都是以曹家为主、李家为辅的，康熙被曹家接到这几次，也都是住在织造府中，可见其关系的紧密，但这并不是重点，重点是康熙下江南的费用花销，大多数都是曹家买单，据清朝的史料统计，康熙数次被曹家接驾，曹家花费出去的银子已然高达数百万两。
那么这些钱也不是白来的，都是曹家在江宁织造上盈利得来的，虽然说这些盈利最终也是收归国库，但为了康熙，曹家到底还是做出了“东家”的姿态，服务康熙的同时自己也稍微“拿点”，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得到康熙的更加信任，曹家也通过“金钱策略”讨好了数位皇子，比如胤礽、胤禩、胤禵，这些皇子都有向曹家要零花钱的习惯，他们要的这些钱，也成为了他们九子夺嫡时期跟兄弟们抗衡的资本。
而四皇子胤禛却是没有动过这一个念头，这也表明了雍正在即位前跟曹家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密切，所以曹家支持胤礽，后来支持胤禩，却始终都没有怎么支持过胤禛，说雍正这是廉洁也好，说他是交际能力不强也罢，反正他跟曹家的关系，十分淡薄。
曹家敢如此“挥霍”的底气，因为都是来自于江宁织造强大的“造金”能力，整一个江宁织造，看似只是为皇家提供丝织品的部门，事实上，江宁织造是江南地区重要的“就业大户”，手工工人数量高达二十万，纺织机数量都在三万台以上，据清朝康熙五十年的数据统计，江宁织造一年的收入在“一千万两白银”左右，比两淮的盐税450万两还要高。
皇族联姻、皇帝做背书的“皇商”身份、与朝廷皇子、权贵交好，多重身份相叠的曹家怎么能说不显赫。
康熙的反思，曹家的祸事。
其实康熙执政到了中后期，他的“奢靡”就已经超出了理性的范围了，因为康熙“青睐”的人越来越多，借着康熙皇恩建立关系网的皇亲国戚不少，这就会造成很多人会扯着康熙的“虎皮”去卖官鬻爵、贪污受贿。
就拿康熙四十年曹寅向康熙问内务府借十万两白银这件事来说，体现得就非常明显。
当时的曹寅任江宁织造，而他看中了当时流行的买卖“铜”这个生意，于是上书康熙说向内务府借钱来做生意，赚到的钱也是给内务府，康熙二话不说就答应了，只可惜曹寅辜负了他的信任，不知道具体什么情况，曹寅这十万两白银不了了之，后来找个借口不做这笔生意了，康熙也准许，那十万本金去哪了也不过问。
就如曹寅此类的情况，那是特别地多，康熙活了很多年，关系网越大，这就代表着上层社会越加地奢靡，这一切渐渐侵蚀着大清王朝，康熙后知后觉。
让康熙“醒悟”最直接的一件事情，就是康熙四十八年的“江南大灾”。
康熙四十八年，江南因为发生灾害从而需要朝廷赈灾，按照一般的赈灾办法，一般都是从当地的官府税收、盐税等各项收入直接拨款用来赈灾，可谁知道两淮的盐税居然还发生了137万两的亏空，按照常理来说，这根本是不可能的，除非有人贪腐了。
事实上，就是有人贪腐了，导致财政出这么大个漏洞，如果没有灾情那么暂且相安无事，一旦发生灾害，就会爆发出来，而在两淮盐税爆出亏空的时候，苏州织造李煦提出“官商分认”，他说这137万亏空，分成两个部分，商人填补一部分，他和江宁织造曹寅填补一部分。
而李煦和曹寅为什么要填这个漏洞，或许是出于他们本身属于康熙的“包衣家奴”，也可能是两淮盐税的亏空，跟他俩就有直接的关系，反正这个钱就得出。
可就是这么数十万两，曹寅到去世的时候也没有填上，康熙五十一年，曹寅病重，康熙也不忍心在发小面前催命，于是把担子都给了曹寅的大舅哥李煦（李煦的母亲也是康熙的乳母之一，曹寅是李煦的妹夫）。
这种转移让李煦和曹家开始发生离间，但不得不为之，曹寅去世后，曹寅之子曹顒接过了江宁织造的担子，他一上任，就是给父亲填补亏空，也是这个时候，李煦向康熙提出用盐税来填补织造府的空缺，康熙同意，这才把曹寅的旧账给还上去了。
可惜的是，织造府换人，盈利能力就下降了，加上康熙末年的时常灾难，织造府其实赚钱能力并不强，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曹顒居然也去世了，面对曹家如此的衰落，康熙只能让曹接过江宁织造之位，其实康熙对曹是很照顾的，但这个曹，经营能力并不强。
管中窥豹，江南地区的盐税、江宁织造曹家、苏州织造李家这种“亏空”现象不是特殊的情况，反而是极其可怕的普遍情况，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康熙知道自己的王朝成了什么样子，如果不想大清走入消亡的快车道，那么康熙只能选择一个打击贪腐的继任者，这个人正是他那个“关系清白”的四子胤禛。
关于曹家，随着曹寅、曹顒的离世，其实当时的人对曹家的认同感就不强了，因为曹只是一个“嗣子”，本来就只是曹的侄子，在血脉上就弱了一头，基于这种背景，曹家不可避免衰落了。
雍正即位，曹讨好不成反而作死。
康熙六十一年，康熙驾崩，留下一个“烂摊子”给雍正处理，对于雍正来说，再像康熙一样享受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了，父亲潇洒自己遭罪，这就是雍正的使命，所以雍正上位，他表明的第一个态度就是“反贪”、“改革”。
什么火耗归公、摊丁入亩、养廉银，以前在康熙朝都只是计划形态的方案，雍正一一实施，雍正的大刀阔斧让人叹为观止，也得罪了很多人。
为了反贪，雍正做的事情只能用“绝”来处理，比如他的大舅哥年羹尧，在他继位时“钳制”了十四阿哥，也帮助他抵挡住了准噶尔部的小动作，已经是雍正心腹中的心腹了，可年羹尧也因为贪腐，被雍正亲自处理（年羹尧的罪名里，贪污受贿、卖官鬻爵是最多的）。
再比如雍正的“舅舅”隆科多，当时他在京城继位，也是得到时任九门提督隆科多的“镇压”，才让八阿哥等人不敢轻举妄动，而隆科多也因为贪污受贿被雍正处理掉，抄家下狱，十分不讲情面。
这就是雍正，也是康熙选中雍正的原因，雍正对自己人都这么狠，何愁改革不成功。
也是基于这种背景下，雍正对曹家还是百般宽容。
曹家此时依然保持往日的“奢靡”，因为康熙生前百般庇护的缘故，雍正对江宁织造府的亏空一直没有严厉警告，跟康熙催曹寅补上一样，雍正也是经常下旨让曹上点心，可年羹尧、隆科多都先后倒台了，曹也没有解决这些问题。
（曹亏空的是新账，曹寅时代的帐已经还清了）。
曹很聪明，在雍正登基的时候，率先提出“分期还款”，和雍正说分三年来填上江宁织造的亏空，这个方案就堵住了雍正的口，谁知道雍正的宽容换来的就是曹的“糊弄”。
其实曹不是糊弄，他就是单纯的没能力，到了雍正四年年底，曹依然还是没有履行承诺，而雍正的“反腐”已经得心应手了，他给大臣的书信中，就提到了他对江南地区的“盐税”、“三大织造”的不满：
“诸凡奢侈风俗，皆从织造、盐商而起”。
雍正的意思很简单，之所以现在江南地区这么奢靡，都是织造、盐税系统这批人官商勾结引起的，说白了，雍正已经把矛头指向了曹家，而这个时候，雍正的“大舅哥”年羹尧早就在狱中去世了。
不得不说雍正算是很给曹家面子了，所以不久后，雍正决定“以身作则”，他要求曹要节省一点，就从江宁织造供给皇室的丝织品做起：
“所进御用绣线黄龙袍曾至九件之多，又见灯帷之上有加以彩绣为饰者，朕心深为不悦”。
所以雍正这个“节约皇帝”不是吹的，他的确是做到了约束自己从而规范朝堂，他说江宁织造给的龙袍太多了，而且每一件的做料都非常奢靡，不太妥当，意思就是以后不要这样了，以节俭为主。
可你猜曹怎么着？他还是这么干，该怎么花钱怎么来，因此把雍正惹怒了：
“杭州等三处织造运送龙衣，经过长清县等处，于勘内外，多索夫马、程仪、骡价等项银两”。
三织造这条“产业链”已经是烂到了骨子里了，光是运输就去了一大笔钱，这件事才真的把雍正惹毛了，如果是康熙，这么“隆重”送龙袍，他肯定是大肆赏赐下人们的用心，但这个人却是雍正，雍正百般说了要节俭不要浪费，三大织造却还是搞这一套，于是雍正下了决心，要彻底“清扫”三大织造。
不解决这个江南的“大毒瘤”，江南就没有未来了。
刚好这个时候有人上书弹劾曹骚扰人家驿站，雍正新仇旧恨一起算，曹本来说了三年还清的亏空没有下文，还一直作死，雍正决定抄他的家，就这样，鼎鼎大名的“江宁织造”曹家被一锅端。
不久之后，苏州织造李煦被雍正以他曾经为“胤禩”买过五个侍女的罪名流放黑龙江，可怜李煦七十多岁了还要被流放，下场也是悲哀。
在后世人看来，曹家或许是因为曾经站队八阿哥胤禩才被雍正给抄家的，但事实上，雍正对曹家贪污亏空、奢靡成风的行为更加痛恨，反而站队胤禩这件事就不值一提了，比如李煦，他就是因为关联到胤禩的罪名被流放的，可事实上，雍正流放他的根本原因就是他太贪了，如果真想用胤禩的理由去扳倒李煦，胤禩被软禁的雍正四年李煦就倒霉了。
其实除掉了“三大织造”的奢靡之风，这对雍正的改革是非常重要的，雍正在位时期所做的事情，绝不是单纯地打击政敌，他是实实在在做事，为的就是改变大清王朝腐朽的局面。
假如曹愿意带着曹家跟随着雍正的步伐来改变，曹家九成九是不会出事的，只可惜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而后世的曹雪芹所写的《石头记》，为什么有一些人读起来对其中“贾家”的奢靡之风有些不舒服的感觉，其实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正是雍正痛恨曹家的原因：
实在是太腐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