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6月，南昌机场突然莫名其妙地爆发了大火，蒋介石刚从意大利购来的十几架霞飞式轰炸机被烧毁，位于现场的最高官员、航空署署长徐培根被民众和记者团团围住。面对愤怒的百姓，徐培根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忍不住地流泪。
这批被烧毁的飞机是用千万华侨的血汗，无数市民的积蓄，乃至妇女的首饰和学童的零花钱购买的。在日军侵华步伐不断加快的形势下，这批飞机当时被寄予厚望，它们是中国空军的主要装备，是中国空军抵御日军飞机的希望，对于国家抗战和百姓安危来说，都具有特殊意义。
蒋介石得知南昌机场失火的消息后，异常震惊，他立即命复兴社元老邓文仪着手调查机场大火原因。经调查取证，邓文仪发现原来凶手就是航空署署长徐培根。
徐培根此人妄想一夜暴富，在上海做起了投机倒把的买卖，他利用职务之便赚了不少钱，但随着欲望越来越大，他竟私自挪用购买飞机的公款。不久，徐培根投资失败，亏空了300多万元，因无法弥补，于是纵火焚烧车库，借此妄作报销、填补亏空。谁料因天气太热，大火失控殃及航空仓库，致使飞机烧毁。
徐培根知道事情败露后，非常紧张，为保住性命，他向邓文仪送去了10万美元，让邓文仪做了一个假报告呈给蒋介石交差。邓文艺照做后，徐培根暂时安全无恙。但不久东窗事发，蒋介石知道真相后，不仅徐培根被投入监狱，而且对邓文仪大失所望。
“CC派”首脑人物之一陈立夫见机会来了，趁机火上浇油，向蒋介石控诉邓文仪以中国文化学会名义大肆招摇撞骗，在文化界引起了许多不良影响。
关键时刻，陈立夫为何落井下石，扩大事态，置邓文仪于死地呢？其实这里面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蒋介石统治下的派系之争。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取得绝对地位后，为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便于独揽大权，他玩起了以派制派、分而治之的权术，在这种背景下，为蒋介石立下汗马功劳的嫡系人马逐渐分化为三派：黄埔系、CC派、政学系。
CC派以陈果夫、陈立夫为代表，陈氏兄弟先后帮助蒋介石击败了丁惟汾、汪精卫、胡汉民等人，垄断了国民党党务，形成了“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局面。
政学系主要是由蒋介石身边的军师和谋士组成，其代表人物有杨永泰、熊式辉、黄郛、张群等人。
黄埔系主要是黄埔军校师生组成的派系，其组织为复兴社，统治领域在军队、警察、宪兵及军统特务系统。
三大派系之间矛盾重重，彼此之间的争斗一直没有停止后。比如，陈氏兄弟不断攻击政学系的头目杨永泰、黄郛等，最后杨永泰被刺杀，黄郛背上了卖国贼的罪名被迫辞职。尽管CC派和政学系之间的斗争中，CC派占了上风，但在与黄埔系的斗争中却处于下风。
大家可能觉得CC派的领域在党务和文化教育方面，黄埔系的领域主要在军事领域，两派井水不犯河水，按理说CC派和黄埔系不会发生油突。但事实不然。
黄埔系认为，蒋介石的天下是黄埔系流血牺牲打下来的，也就是黄埔系的天下，CC派不能独霸文化教育部门，就以此与其争夺地盘。
1933年12月，复兴社骨干萧作霖在南昌成立中国文化学会，奉蒋介石为名誉会长。不久，萧作霖又到上海会同刘炳黎筹备中国文化学会上海分会，广泛征求会员，不到一个月就征集到七八百人入会。随即，他们举行上海分会成立大会，在上海打开了局面。继上海分会后，浙江分会、河南分会等也相继成立。
复兴社成立中国文化学会，令CC派措手不及，于是向蒋介石诉苦，但蒋介石有意让复兴社和CC派斗，并没有理会CC派，随之CC派与复兴社在文化教育界的恶斗愈演愈烈。
复兴社依仗枪杆子，不把CC派放在眼里，到处对他们进行挑战，凡是CC派伸手所及的地方，复兴社也一定要跟着伸手去进行争夺。
身为复兴社重要成员的邓文仪在南昌飞机场飞机被火焚毁一案中，因弄虚作假被蒋介石痛斥，CC派岂能错失这绝好机会。
在陈立夫的控诉下，蒋介石大怒，不仅撤销了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职务，而且下令解散中国文化学会及所有分会。从此，文化教育界又成为CC派的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