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官员，尤其是中央官员，后来大多成了民国官员。民国北京政府似乎只是换了一块招牌，内部人员没有太多变化。
晚清官员弃旧朝而投新朝，自然有着生计的原因，但他们在做政治选择时，并没有太多思想方面的痛苦。清朝灭亡之际，曾作为维护清朝统治重要力量的官僚集团，上至三公九卿下到知府知县，他们在大厦将倾之际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大部分人选择投奔民国政府，少部分选择离开政坛，个别的则选择给清朝殉葬。
在那个乱世，不同的人做出了不同选择，而不同的选择也决定了这些人不同的人生路线，他们有的在民国飞黄腾达，成为一方高官大员；也有的一生坎坷，命运几经沉浮。这些人丰富多彩的人生轨迹，也为厚重的历史添加了无数的故事，让后人得以一窥当年社会的一角。
按照光绪三十四年 （1908）的行政区域划分，清朝境内共分省及特殊政区，省下辖府和直隶州，府下领散州和县。清末，由于权力变动和各种其他政治因素的影响，全国共分为二十二省、一百余个厅、二百余个府、二百一十余个州、一千三百余个县。如此计算的话，全国的督抚、布政使和按察使，“知府”“同知”和“通判”，知州和知县之类的大小官员可以说成千上万。这些人作为“大清”一手提拔起来的官员，在大厦将倾之际的表现十分诡异，大部分人对清廷的覆灭非但没有感伤，反而有一股幸灾乐祸的心情。
张国立饰演的知县。来源/电视剧《布衣知县梵如花》截图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原因也十分复杂。简单来说就三种原因，第一是到了清末，朝廷已经丧失了中央集权的威信。比如，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时出现的“东南互保”，就是典型的地方势力不服中央的案例。既然清廷中央已经没有什么权威，地方官员自然不想再为其效忠，而是开始各有打算。第二是因为清末官场已腐败至极，各地官僚集团都有自己的生财之道，而面对签署了大量不平等条约的赔款压力，清廷中央自己都难以在财政上约束地方，地方势力在各帝国主义的支持与合作下，更是不愿意在清廷这条下沉的破船上久留。第三则是军权的丧失，清末，全国精锐部队都已掌握在北洋系等地方实权派手中，清廷一手建立的新军又是革命党的主力，此时，嗅觉灵敏的官僚早已跟革命党有了各种各样的联系。所以，武昌起义炮声一响，随着革命军的前进，各地也纷纷宣布脱离清廷独立，清廷的统治最终瓦解。
殉葬的终究是极少数
辛亥革命胜利之际，为了尽快平息战火、恢复国家元气，革命党与旧势力还是做出了妥协。比如武昌首义成功后，同盟会湖南分会焦达峰、陈作新领导新军起义并成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随后很快占据都督府，下达了“不分满、汉，任职如常”的电令。也就是说，原来的清廷官员只要不反对革命，一律继续任职。这种事情在当时稀松平常，绝大多数的原清廷官僚都选择与革命党合作。这虽然减少了革命时期的暴力事件，也让辛亥革命成为一场不彻底的革命，为中国后来走的弯路埋下伏笔。当然，人性复杂，在浩浩荡荡的历史大势前，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孙中山（二排右二）与同盟会成员合影
首先谈谈那些“硬骨头”，尽管清廷极度腐朽，但还是有些清廷的顽固拥护者在最后时刻选择“杀身殉葬”。这些人中有跳九江自尽的时任江西巡抚冯汝骙。武昌起义爆发后，南昌新军响应时一度想把冯汝骙推举为都督宣布独立，却遭到冯汝骙的拒绝。后来冯汝骙为表忠诚，在九江自尽，成为为清廷殉节的汉官第一人，还被清廷诏谥忠愍。福州将军朴寿则穷凶极恶，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还浇油放火拉着全城人陪葬，组织旗兵负隅顽抗。最后福州被革命军攻破之际，朴寿被革命军抓到，但是他坚决不向革命军投降，最后被处决弃尸山下。事后被清廷赠太子太保，予二等轻车都尉世职，谥忠肃，也算一块硬骨头。另外还有闽浙总督松寿，在福州城破之际也选择自尽。同样的人还有山西巡抚陆钟琦，此人在最后时刻依然对清廷保持忠诚，甚至到了太原后，他还积极组织反对革命党的活动，对革命党造成了极大威胁。在关键时刻，太原革命党断然决定举行起义，1911年10月29日早晨，阎锡山指挥的起义新军士兵持枪冲入巡抚衙门，陆钟琦见到起义军时质问：“尔辈将反邪？”随即陆钟琦这个顽固反革命就被乱枪击毙……这些人算是清廷最后的追随者，按照罗正钧、吴庆坻、赵尔巽等人编写的《辛亥殉节录》《辛亥殉难记》《清史稿·忠义传》等书记载，当时为清廷“殉节”的文武官员，名流士绅多达328个，其中满族213人，汉族90人，蒙古族16人，汉军旗人9人。
当然，这些人中有部分人的“殉节”也不太好成立，比如曾任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后为四川代总督的托忒克·端方在被革命党抓住后苦苦求饶，还说自己是陶姓汉人，且平日对大伙不错请求饶恕。但是众革命党皆表示“此私恩耳，今日之事，乃国仇，不得顾私恩”。于是把端方和他弟端锦一起宰了。也许是为了遮丑，清廷得知端方死后也没追究他贪生怕死求饶之事，反而赠端方太子太保，谥忠敏，所以说这个“殉节”实在是水分大了点。除了官员外，也有不少文化名人为清廷“殉节”，比较著名的就有国学大师梁漱溟的父亲、曾任京师巡警厅任教养局总办委员的梁济。在六十大寿之际，他留下一封万言遗书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之后就投湖自尽。对他的死，傅斯年虽然在《心气薄弱之中国人》中将梁济和辜鸿铭、张勋并列为守旧的象征，但他也承认：“任凭他是什么主义，只要有主义就比没有主义好。”
托忒克·端方
另一个为清廷投湖“殉节”的王国维争议很大，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在万事妥当后，在昆明湖鱼藻轩自沉。事后人们在其内衣口袋内发现遗书，遗书中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虽然很多人并不认为他的死是给清廷殉节，而是另有原因，比如“逼债”“惊惧”等，但溥仪事后赐王国维谥号为“忠悫”的行为，反倒坐实王国维为清廷“殉节”一事，也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猜想。
对清廷以死明志的人固然有，但数量上实在少得可怜。正如清遗老王树枬感叹：“吾尝读宋、明诸史，见其末造鼎革之际，忠臣志士往往以一死殉君父之难；甚至瓮牖绳枢之子，足不出一乡，名不挂尺籍，而抗节不屈，或不惜捐糜踵顶，杀身以成其仁，或结身长往，以履土食粟米为耻。若此者，比比皆是也。独我朝养士二百余年，深仁厚泽，实远轶宋、明两朝，国变之后，士大夫之从容就义与国同尽者，寥寥无复几人；其有不降志辱身，高栖远逊，以老死于山陬海澨之间者，亦可偻而数也。”
他们还是地方实力派
绝大部分的清末官僚在改朝换代之际，还是老老实实地选择了和民国政府合作以换取仕途的道路。比如鲁迅讽刺过江苏巡抚程德全在辛亥革命时，“用竹竿挑去了抚衙大堂屋上的几片檐瓦，以示革命必须破坏”，然后摇身一变，成了民国政府的江苏都督。这种人才是当时清末的知府知县们的普遍状态。
中国山西省平遥县古代县衙二堂内景。摄影/秋影随风，来源/图虫创意
比如慈利县知县雷以动，在革命后，按照革命党的“留任”法令继续担任知县一职，还遵守了革命党要求的城乡普遍实行男剪辫发、女放裹足等命令。其他的大官如13位内阁、9大总督等，大部分人都选择跟革命党合作，成功保住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以所谓的“皇族内阁”里的徐世昌为例，此人50岁出任军机大臣，后任内阁协理大臣。辛亥革命时期，作为袁世凯的重要政治盟友，徐世昌不但在清廷倒台时起到了重要作用，还在1918年担任中华民国总统。除了他之外，“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也都在民国任职。作为“皇族内阁”司法大臣的爱新觉罗·绍昌，清廷覆灭之际也没有殉节，而是选择投靠袁世凯，最后还当上了弼德院顾问大臣。清廷9大总督之中，如前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在民国成立后，初任清史馆总裁，主编《清史稿》，后在段祺瑞政府任善后会议议长、临时参议院议长等职。直隶总督张镇芳，在清朝灭亡后继续从政，在袁世凯时期任河南都督兼民政长，直到后来跟张勋复辟才彻底丧失了政治前途。
这些人都是清廷举足轻重的官员，他们的表现也让清廷的覆灭有了讽刺意味，而那些普通的知府知县转变更快。比如，广西梧州宣布独立后，迅速利用自己在当地根基深厚的优势，把控了梧州新政府的各个要职。前清道台沈林一为总管兼梧州税关监督，前清知府张德渊、知县张祖杖继续留用，武官统兵不变，一切机关行政均按旧制，梧州独立的成果事实上已经被窃取。更让人愤怒的是，这帮人还制造借口在当地百花冲杀害了超过400名革命志士。从此一地就可见，留用旧势力，对辛亥革命成果的窃取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失，类似的事情在全国各地都有上演。比如苏州知府何刚德在得知江苏巡抚程德全“挑去檐瓦”式地宣布起义后，便和家人拿了两张白床单一拼，写了“起义”俩字挂上屋顶就宣布苏州光复。后来何德刚官运亨通，1914年出任民国江西内务司司长、长江豫章道尹，还在1922年一度担任代江西省长一职。这都是当时的缩影，大部分的前清官僚都在辛亥革命的大潮下，选择与革命党合作，并且多数在民国继续干着老本行。
心灰意冷，套现跑路
当然，也有部分人在清朝覆灭后对政治心灰意冷，选择隐居或从商从学，还有人干脆跑路，而这些人的比例也有不少。上文提到过的清廷皇族内阁和提督知府们，很多人对辛亥革命并不抱着支持的态度。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们或是逃走，或是归隐，离开了政治舞台。
比如，摄政王爱新觉罗·载沣就是典型例子，载沣在溥仪退位后便回家安心种花养鸟，不再过问时世。后来张勋复辟时曾专门请他出山，却被拒绝。甚至后来伪满洲国成立，载沣不但拒绝同行，还力劝溥仪不要过去，也算是大是大非面前立场不变。
载沣与溥仪（右）
再如，曾任清末第一届内阁总理大臣的庆亲王爱新觉罗·奕劻，此人虽然庸碌无能，但搞钱倒是一把好手。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循披露，庆亲王的银行存款高达712.5万英镑，相当于数千万两白银。但在清廷大厦将倾之际，他还是义无反顾地逃跑了，最后他于民国六年 （1917）一月二十九日死于天津租界，时年七十九岁。又如陕甘总督长庚，在得知清帝逊位后，立刻将总督印交布政使赵惟熙，随后离职回家养老。类似这样的高官不胜枚举，除了高官外，那些“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知府知县们亦有不少卷款逃亡的。比如在青岛，因辛亥革命逃亡到这里的各路前清官僚众多，他们带的金银细软也多，为了防止被贼人偷抢，他们多居住在巡捕房附近，其中住在巡捕房的宁阳路的人最多，以至于青岛百姓称其为“赃官巷”，甚至闹出了很多人只知“赃官巷”不知宁阳路的笑话。其他的帝国主义在华租界区也有很多前清遗老的身影，尤其是天津、上海等地，一时间兴建了不少豪宅府邸，当然都是用他们曾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建造的。
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后，便把内阁中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交通等要害部门收入囊中，惟将司法、教育、农林等几个清水衙门让给南方革命党人。袁世凯的手下基本都是前清官僚，这些部门上上下下岿然不动。同时，南方地区出于种种原因，强大的旧势力依然牢牢把控基层，大部分知府知县根本就是原来的官员继续掌权，这让辛亥革命成为一场很不彻底的革命，故有人感慨，民国初期简直就是一个没了清朝皇帝的大清。这也引发了后来一系列诸如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历史事件。
袁世凯
辛亥革命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制度，从此，皇权帝制遭到唾弃，这不得不说是一场划时代的胜利。然而，我们也认识到，由于革命党缺乏先进的理论指导和坚强的领导核心，并没有彻底摧毁旧制度，而这也在客观上给了前清官僚可乘之机，尤其是中下层的知府知县们，更是利用他们官场人脉和行政经验在民国时期混得如鱼得水。用鲁迅在《阿Q正传》中的话：“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