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人就敢妄图攻占新疆？清朝“张格尔叛乱”，究竟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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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浩罕开始强盛，其显著标志是称汗、建国和扩张。所有这一切直接影响到它与清代新疆的关系。
1、浩罕的称汗建国
浩罕城和国家的真正奠基人是那尔巴图的两个儿子——爱里木和爱玛尔。
爱里木为那尔巴图的次子，于1799年即位。
爱里木一上台就面临着地方封建主的挑战：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和卓僧侣集团在中亚费尔干纳仍拥有相当大的影响。
爱里木公开反对苏菲派，但他又以教长自居，执行教规。当他听说什么地方有苏菲的依禅时，就把他们召来，让依禅从水池上空拉紧的粗绳上通过，看他如何行使奇迹。当依禅掉进水池中时，爱里木就下令用乱石击死。
爱里木汗下令收容托钵僧，强制他们放牧国家的骆驼，爱里木的严厉镇压政策引起僧侣们的强烈反抗，他被宣布为叛教者。 结局是，这位浩罕史上的第一位汗死于僧侣参与的一场阴谋中。
爱玛尔是那尔巴图的第三子，1811年年初即位。爱玛尔善于权术，他至少同正统的逊尼派上层人士达成谅解。
当时，费尔干纳最大的和卓是马苏木罕和卓。此人是玛哈图木·阿杂木的后裔，也是爱里木汗的妹夫、亲信，又是爱玛尔汗婚礼的主持人，在政治上有很大权势。但不久，爱玛尔便将他驱逐出境。
和卓僧侣集团的影响就这样被限制住了。乌兹别克明格统治者就这样在费尔干纳确立了自己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
爱玛尔时代，汗国的国家机构基本建成。明巴什，意“千人长”，地位仅次于汗，相当于宰相。明巴什总理全国内务，有权统帅军队，主持司法事宜，又是汗在外交事务上的高级顾问，通过阿奇木掌管各地军队的组织和招募；在立法上行使政策督察；有权任命达德华（法官助理），参加法庭审理，监督审判程序和法官的活动。
列什克尔统帅军队，艾米尔列什克尔，就相当于总司令。
胡什别克（有时又称为阿奇木）为维拉耶提(省、地区)的执政者。据记载，在爱玛尔时代，官吏总数达4万人。这在当时来说，是个相当庞大的数字。
浩罕汗国的建立是与它的扩张活动相联系的。爱里木统治的12年(1799一1811)就是不断发动征伐战争的12年。 为了推行扩张政策，爱里木实行全民总动员制度。这引起人民的无比憎恨，称之为暴君。
爱玛尔即位后继续四面出征，但他改革了爱里木的全民总动员兵役制度。 他规定每三个男子抽一人去当兵，即所谓的“三分之一归属汗”的兵役制度。对于人民来说，这比爱里木总动员制度的负担要轻一些，同时也保证了汗国军事机器在扩张战争中的运行。
浩罕向西、西北扩张的主要目标有两个：
一是跨出盆地的出口“霍占特大门”与布哈拉争夺乌拉退帕和治扎克；一是越过坎迪尔山口降服塔什干。
爱里木汗先后征讨乌拉退帕达15次之多，但始终未获成功。浩罕对塔什干进行一次次征伐，终于得手(1809年)，并由此开辟了进入哈萨克草原的道路。
浩罕向东、东北方向扩张征服的对象是布鲁特游牧地。
早在1762年额尔德尼出兵抢占了布鲁特额德格讷部游牧地，后来在清驻喀什噶尔大臣的强有力的干涉下不得不退还鄂什。
然而，浩罕并没有停止对额德格讷部的征伐。嘉庆年间，额德格讷被迫退居鄂什以东噶布兰、苏提布拉克附近，而道光初年额德格讷“全部俱为（浩罕）所胁”。
大约到1821年，浩罕势力深入到塔拉斯阿拉套山（额德墨克岭)、苏萨麦尔套山，与清伊犁接壤。
这样，崛起的浩罕汗国成为当时中亚强大的汗国之一。
2、商贸引发的嫌隙
爱里木是浩罕史上第一位汗，但他对清廷还是恭顺的。他统治时期浩罕曾二次遣使进京朝觐。
嘉庆十六年(1811)，爱玛尔一登汗位即遣人向清当局报告，请求再次减税。
在此之前，有的商人则捏称带有浩罕伯克的货物，请求免税；更有甚者与当地阿奇木伯克勾结，让阿奇木出面替他们说话，而阿奇木得到好处后，竭力为之游说，驻扎大臣则听信阿奇木以免税为“羁縻外夷”之计。
日久相沿，致使进卡浩罕商人无不求免税事，虽减免多少不一，但竞成陋习、常事。这样浩罕商人几乎得到完全或部分的免税特权。
有些浩罕商人进卡后，不说恳求免税之事，而自吹自擂说清当局不敢抽他们的关税，进一步包揽其它地方商货，一律代为免税，从中攫取分外收入。浩罕汗本人也借入贡免税的特权大做买卖。
嘉庆十五年(1809)爱里木的入贡使节从北京返至哈密时，所购货物重达53000余斤。时入贡使团及行李由途中各军台负责接送，而这么多商货计需货车88辆，以致军台无力支应。
然而，浩罕方面的贪得无厌终于引起清朝方面的注意。
嘉庆十四年(1809)清当局训命浩罕伯克照例三五年遣使前来，不必年年来。但是，浩罕统治者根本不愿受此限制，其使节更是变本加厉地频繁出入喀什噶尔，大做生意。
据清官方统计，自1759至1809年浩罕遣使喀什噶尔23次，而1810至1820年间遣使达27次之多。这是说，这短短10年间浩罕遣使次数超过过去半个世纪的次数。
显然，浩罕频繁遣使的真实目的不是为了表“恭顺”，而是为了追求更多的商业利益。早在乾隆初定新疆时，有人就担心白银外流，建议多运些内地绸缎来。
从新疆流到浩罕的白银对于庞大的清帝国也许还算不上什么特别严重的问题，而对于浩罕来说，无疑是笔可观的收入。
爱玛尔初上台时，清朝方面希望他能安分守己，但爱玛尔的所作所为很快使清当局大失所望。
嘉庆十九年(1814)爱玛尔提出，要委派哈子伯克到喀什噶尔去，“自行办理安集延事务，不必阿奇木伯克管理”，试图直接干涉喀什噶尔的对外贸易事务。
早在1760年代，清政府就在浩罕商人中设商目，以保证其贸易活动。商目又称“呼岱达”（又作“胡岱达”，“呼岱依达”)，由清政府委托阿奇木伯克在浩罕商人中挑选“老成者”担任，其职责就是协助阿奇木伯克管束浩罕商人的商业活动。
呼岱达的任免和活动与浩罕伯克毫无关系。随着浩罕与清贸易关系的发展，呼岱达的作用愈来愈重要。爱里木就曾试图掌握呼岱达。
嘉庆十三年(1808)爱里木声称当时的喀什噶尔呼岱达萨赖占有账目问题，要将他追回。爱里木这种觊觎呼岱达任免权的尝试，引起清朝方面的极大不满。此时爱玛尔提出设哈子伯克的请求，实质上是对清主权侵犯的非分要求，而这一要求又是由浩罕这样一个小国向堂堂“天朝”提出来的，这令清廷愤慨不已。
嘉庆帝上谕曰：
天朝尚不肯为越界之事，尔何得妄行生心，欲于天朝境内违例妄为！
嘉庆帝责令松筠严厉警告浩罕：
此后尔若不恭顺小心，遵守法度，即当通饬各卡伦，不准尔处之人前来贸易。
总之，清朝方面认定，浩罕此请是极“不恭顺”的表现，绝不可“开恩”允准，然而浩罕方面却不是这样认为的。
爱玛尔提出这个请求的前提是，和卓扎罕格尔（即萨木萨克之子张格尔）要攻打喀什噶尔，被他派兵截回。显然，爱玛尔的逻辑是：既然如此有功于清，那就完全可以向清提出种种请求以索取某些好处。
嘉庆二十五年(1820)爱玛尔要求并已擅自任命自己的征税官——阿克萨卡尔去喀什噶尔接管呼岱达之职。
清当局对此立即作出反应：
1、行文痛加训斥；
2、将浩罕的征税官博塔占、托克托和卓遣回；
3、将浩罕的货物全行抽税。
清与浩罕关系顿时恶化，这就为张格尔和卓的活动提供了方便。
3、张格尔之乱的缘起
张格尔的初次骚扰发生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
是年八月十一日(9月17日)，布鲁特头人苏兰奇首先向清政府报告卡外动乱情况，却遭到章京绥善的叱逐，苏兰奇遂叛清附敌。当日张格尔在图舒克塔什、喀浪圭卡伦烧杀后进军喀什噶尔。
清军领队大臣色普征额迎击，将张格尔击溃，追至霍尔罕庄，见天色已晚，乃就地扎营。张格尔、苏兰奇等二三十人步行逃至图舒克塔什卡伦外驻歇。
八月十三日（9月19日)，色普征额领兵到图舒克塔什卡伦外，见“遗火犹燃”却未追剿，坐失擒获张格尔的良机。
张格尔的这次骚扰规模并不大，附从者也不多，但是对清廷的震动很大。因为这是自乾隆三十年(1765)以来南疆发生的最严重的动乱。
起初，清政府并不清楚张格尔与浩罕封建主间的狼狈关系。
被俘虏的张格尔随从，向清当局供述：
“张格尔于本年五月内，曾向浩罕伯克爱玛尔借兵来抢喀什噶尔，未允”。
清当局一听即信，以为爱玛尔“恭顺”，派人传谕奖励，并责令“献贼立功”。爱玛尔对传送谕帖的清政府代表表示“感激欢喜”，但声称：“张格尔实未在浩罕居住，无从擒”。
爱玛尔玩弄政治手腕：他声称张格尔不在浩罕，就是拒绝交出张格尔；但他又让清使节见到张格尔，表明张格尔为他所掌握，就是要以张格尔为讨价还价的筹码。
1822年，爱玛尔死去，其子迈买底里承袭父位。迈买底里在位之时（1822一1842)正是浩罕史上最富于侵略、扩张时期。这时张格尔亦加紧了对喀什噶尔的骚扰活动。
道光四年八月二十二日(1824年10月14日)，张格尔纠集六七十名匪徒，袭击乌鲁克、图木舒克卡伦，当即为清军击溃。 张格尔则在塔什霍尔罕、托古斯托罗、木吉一带流窜。道光五年九月二十一日（1825年11月1日)帮办大臣巴彦巴图领兵200余名出卡搜拿，行至都尔伯津地方，询知张格尔已在五六天前潜匿他处，巴彦巴图凶残地将当地无辜的布鲁特牧民男女老少百余人全部杀害，并谎称是遇贼杀敌。这就引起布鲁特人民的极大义愤。
布鲁特萨雅克部头人汰劣克为死难妻子及属下报仇，围攻巴彦巴图。 这支清兵自巴彦巴图以下大部被杀。清兵的暴虐滥杀，把大批布鲁特人推到张格尔一边，张格尔之势日益猖獗。
4、清廷平定张格尔之乱的经过
此时，浩罕封建主仍继续玩弄两面手法。一方面，它在表面上仍与清当局周旋。道光四年秋，张格尔犯乌鲁克卡伦后，浩罕伯克派人向清廷是报说：“张格尔由该处逃出，追至阿赖地方，不及而还”。
后又派出使节伊满胡里，前来“试探”，“只字不敢提及张逆犯卡之事”。 另一方面，它继续暗地支持张格尔滋事。道光五年春，张格尔一度表示要投诚，浩罕伯克曾寄信给张格尔，“劝其未可轻投，许以派兵相助”。
道光六年(1826)春，清当局探得，张格尔在哈瓦克、托古斯托罗、呼瓦赫依、阿克赛库克赛、察尔巴克等地方聚集了三四千人，就一面着手调伊犁、乌鲁木齐官兵2500名到南疆，一面檄谕皞罕：“如各逆窜投，毋许收留容庇”。
但受到张格尔蛊惑的人愈来愈多，张格尔自恃羽毛已丰，公然差人传话：“天朝有多少兵力？”
不久，清军接连将张格尔的帮凶奇比勒迪、胡达巴尔底、伊斯玛依尔击毙、擒获。
1826年7月14日，这个消息传到北京，道光帝正在庆幸：“张格尔等自更闻风胆落”，可4天后（7月18日)，张格尔大举窜犯喀什噶尔，整个西四城全行变乱。
1826年7月18日夜，张格尔伙同浩罕头目爱萨由伊斯里克、图舒克塔什两卡间穿过，不扑卡伦，径直由开齐山路突进，五更时到阿尔图什庄，遂进入牌罕巴尔玛杂（坟园）。
清政府闻知，即派兵迎截。此时张格尔已聚众千人，交战后，一股退守玛杂内，一股向东北窜出。清军将玛杂团团围住。
7月20日夜，张格尔趁雷雨突围而出。张格尔令人编写传单，说张格尔如何慈厚，煽动、欺骗当地人舍命舍财前往迎接。
7月26日，张格尔开始攻喀什噶尔城，清将乌凌阿、穆克登迎战，两将同时阵亡，喀什噶尔局势急转直下。
这样，清政府对南疆西四城周围地区基本失去控制。
张格尔攻喀什噶尔汉城，久攻不下，他担心伊犁清军援兵到，决定向浩罕求援，许诺“四城破，子女、玉帛共之，且割喀城酬劳”。浩罕答应了张格尔的请求，公然出兵入侵喀什噶尔。
当浩罕军队开到喀什噶尔城下时，张格尔已经不再欢迎他们了。因为张格尔已探得“喀城无援”。张格尔与迈买底里之间发生冲突。
恼羞成怒的浩罕汗迈买底里决定撇开张格尔自己单干，张格尔则在一旁作壁上观。浩罕本想一举攻下喀什噶尔独占之，但攻城一再受挫。
浩罕攻城不下，处境狼狈，“又恐回人（指张格尔）背之，腹背受敌，率兵宵遁”。 但“张格尔使人遥陷其众，复归投者二三千，张格尔置为亲兵”。由此张格尔的气焰更为嚣张。
道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1826年9月26日)，喀什噶尔陷“落，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等城也先后沦陷，清驻扎大臣庆祥等殉难。
一股张格尔匪军甚至侵入浑巴什河南岸，距阿克苏40里。
清将王鸿仪领兵600迎击于都齐特，阵亡。张格尔军逼近阿克苏，而阿克苏守军不足千人。清兵扼河拒之，昼夜抵御。
张格尔再分兵二支，一支仍屯浑巴什河南岸，一支顺河向西北逼近乌什，整个天山南路处于危险之中，清廷为之大大震动，当即令伊犁、乌鲁木齐官兵6000调赴南疆，令陕甘总督杨遇春以钦差大臣统陕甘兵5500，驰赴哈密会同进剿。
道光帝授长龄为扬威将军，又派山东巡抚武隆阿参赞军务，并以殊批谕长龄：“痛加剿洗，令其心胆皆惊，望风披靡”。
七、八、九3个月中，军机处一道道檄令，调动伊犁兵、乌鲁木齐兵、甘州兵、陕甘兵、宁夏兵、西安兵、四川兵、西宁兵、吉林、黑龙江兵总计36000余，远征张格尔。
道光六年（1826)底，清重兵2万余云集阿克苏。浑巴什河之战和柯尔坪之战，扫清了阿克苏附近的张格尔匪军。
长龄于道光七年二月初六(1827年3月3日)亲率满汉步马官兵21950人，分前后两军，启程征伐张格尔。
清军迅猛推进，势如破竹，一周内，与张格尔-浩罕联军会战于洋阿巴特庄（3月20日)、沙布都尔庄（3月22日)、阿瓦巴特庄（3月25日)。张格尔-浩罕联军土崩瓦解。
3月26日喀什噶尔光复了。清军很快收复了英吉沙尔（3月31日)、叶尔羌(4月11日)、和阗(4月24日)。
清军再出兵帕米尔、阿赖，搜索了10个月。
道光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828年2月12日)，张格尔窜到伊斯里克卡伦附近，次日长龄闻报即亲率二路官兵6千余追剿，十二月二十九日(1828年2月14日)于喀尔铁盖山，将张格尔生擒，张格尔随后被带到北京处死。
5、与浩罕的直接对抗
在剿灭张格尔的过程中，浩罕与清事实上已处于军事上直接对抗状态。
有大批浩罕官兵参加了张格尔的骚扰活动。 据报告，在沙布都尔庄、阿瓦巴特庄和克复喀什噶尔战役中击毙、俘获“安集延大头目”色提巴尔提、占巴克、阿瓦子迈玛特、那尔巴特阿浑、推立汗、萨木汗等。
杨芳追击张格尔，在阿獭“遇浩罕二千余，贼诱官兵入伏，鏖战一昼夜，军几殆，步步为营，严阵出险”。
清廷早已获知浩罕参预张格尔的骚扰活动，起初并不想深究其来历，直到道光六年十一月乙巳上谕还称：
“从逆安集延想系该部落贸易回子挟嫌滋事，未必全部落皆助该逆，亦不必差人檄谕”。
随着浩罕之参预程度加深，清对其态度趋于严峻。
道光七年（1827)四月清廷谕告长龄：
“必当严行檄谕霍罕（浩罕）…如竟敢纵匿，即当移兵进剿”。
与此同时，长龄奏报：
已严发檄谕，责令浩罕将张格尔家属缚献，如敢存留，立即提兵往剿。
不久浩罕迈买底里汗派头人密尔杂爱斯玛特到喀什噶尔来。
该头人诡称：浩罕伯克曾带兵来帮助官兵，差人进城送信，反被杀，因此浩罕伯克立即带兵返回。长龄责问为何不交出张格尔家属。
密尔杂爱斯玛特强辩道：
“若送交其家属。张格尔更不敢问浩罕，只是想先将张格尔拿住，再送家属”。
长龄认定浩罕使“甘言诱我，不足凭信”，当即限期20日，责令浩罕交出张格尔家属。
浩罕又派额尔勒巴杂尔比、密尔杂爱斯玛特再赴长龄大营，呈递浩罕伯克来禀，要求多赏元宝，即派兵1万前往擒拿张格尔，代为拘禁。
长龄严正警告：
“尔既不肯拿献，以后尔处永远不必进卡贸易”。
擒获张格尔后，直隶总督那彦成受命赴南疆主持善后，道光谕令那彦成，如果浩罕尚存观望，即严守卡伦，不准通商。
看来，清政府仍在盼望浩罕最终割断与和卓复叛势力的联系。
为对付张格尔之乱，至道光七年（1827)十一月，清政府已拨银1116.5万两。各路大军云集阿克苏、喀什噶尔，每日需粮500石，调拨雇买转运骆驼26500只，沉重的财政负担已不允许事态继续扩大。
但局势并不以清政府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清与浩罕之间的藩属关系连一点表面形式也维持不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