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系精读中国史连载228,《五代史话》连载08(点击蓝字可查看上篇),欢迎收看。
01、郭威黄旗披身
后汉乾祐三年(950)十一月,原邺都留守、天雄军节度使郭威进了大梁,天下事实上已经姓了郭,但是他偏要来一套掩人耳目的把戏。他请太后(刘知远的妻子)临朝听政,迎立刘知远侄子刘赟做皇帝,似乎并无取而代之的打算。
接着,北方突然传来契丹进攻的边报。十二月,郭威引兵北上,算是前去抵敌。兵到澶州,将士忽然鼓噪起来,撕开一面黄旗,披在郭威身上,拥护他做皇帝。
于是郭威回师南下,在“不得已”的口实下,夺了后汉的天下。刘赟本来在徐州,还没有走到大梁,便被废被杀。
这个王朝尽管历世不过两代,为时不满10年,它却大有兴革,使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都显露出一番崭新的气象,为北宋王朝的隆盛局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郭威和柴荣,特别是柴荣,恰恰在对统一集权这方面大有作为,因而应该得到比南方的几个君主如杨行密、徐温等高得多的评价。
后周是一个中原王朝,势大力厚,比南方割据国家条件要好得多。
后周开国时,后汉河东节度使刘旻(刘知远弟)在太原称帝,据有今山西中部和陕西的一小块,历史上叫做北汉,因此后周所有的土地,比后晋、后汉为小,但北起白沟,南至长淮,共有98州。南方各国,后蜀52州,南唐36州,南汉62州,都相差得很多。
当然,各州大小不同,应该考虑,但大概地比一下,也没有多大关系。以后,后周世宗柴荣从后蜀取秦、凤、阶、成四州,从南唐取淮南14州,从契丹取瀛、莫二州,共有118州,特别是在南方,推进到长江一线,发展尤为可观。
强弱大小的对比,当然是可以改变的,重要的问题在于人谋。
后汉、后周的时候,后蜀、南唐、南汉等国的统治者,骄奢淫逸,已达极点,休说进取,连守成也很困难了。
郭威和柴荣在这时候走上历史舞台,自然格外容易出人头地。
02、两个顺应时代的英豪
郭威和柴荣,比起五代前四代的皇帝,也是全然不同的人物。他们来自比较低的阶层,对于民间疾苦,比较了解。因此,他们能够成为符合当时时势要求的统治者。
郭威,字文仲,邢州尧山(今河北隆尧西)人,相传原姓常。父亲死后, 母亲改嫁郭简,他因而改姓郭。郭简做过刺史,在战乱中被杀;不久,母 亲也死了。
从后父的地位和遭遇看,郭威也只是破落的官僚家庭的子弟。
他从小得姨母抚养成长。18岁应募做军卒,仗着一身勇力,加上懂得书算, 一步步爬将上去。他虽则没有在脸上刺字,却也在颈上刺了飞雀,被人叫做“郭雀儿”。后来他自己说过:“自古岂有雕青天子!”
郭威即位称帝时年已48岁,30年的军旅生活给他以丰富的社会知识,登位以后,常以前代史事 作为鉴戒。这就是他的长处。
柴荣是郭威的内侄,后来被认做儿子。郭威的亲生儿子都被后汉隐帝刘承祐杀光,柴荣就成为他的唯一的继承人。
柴家是邢州龙冈的小地主家庭,柴荣的姑母嫁给郭威时,郭威只是一个小小的马铺卒使。
柴荣长大了,替郭威管家,那时郭家还不很宽裕,靠他经营得法,才逐渐发达起来。他不单单管理田庄,还远涉江湖,到江陵去贩茶叶。后来郭威的地位高了,他才跟着担任军职。
后周建国的时候,柴荣31岁,从管家经商到开国前担任的天雄军牙内都指挥使这样的高级军官,显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阅历。他精于骑射,也涉猎了书史黄老等文化知识,在当时的统治者中间,可以说是才兼文武、学识均优的人才了。
这两个人,比起前几代的统治者来,显然要高明得多。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由于他们的阅历,自己尝到过艰苦的味道,也比较了解民间的疾苦。因此,他们不走前人的老路,在政治、经济各方面,大力进行了改革。
03、郭威和柴荣主持的改革
郭威在位3年零半个多月,柴荣在位5年零5个月,合起来不满9年,事功却很有可观。政治、经济的改革,多半前后相继;独有军事的改革和南征北伐的成就,完全是柴荣手里的事情。后人特别推崇柴荣,原因就在这里。
先说政治、经济的改革。
第一是郭威、柴荣都比较注意节约。
郭威即位后下令:乘舆服饰,不得过于华丽;宫中应用的器物,力求朴素;各地不准贡献珍巧纤华的物品以及奇禽异兽鹰犬之类。他把宫中原有的玉器和用金银珠宝装饰的饮食起居用具数十件,在殿庭上当众打碎,告诫群臣,说:“听说汉隐帝天天和婴宠游戏,珍玩不离身边,此事不远,应当引为前车之鉴!”接着就下令禁止送这类物品入宫。
他在关中打仗时,见唐朝各帝坟墓,都曾被人盗掘,深知厚葬有害无益。后来做了皇帝,便叮嘱柴荣,身后只要薄葬,陵前不要用石羊、石虎、石人、石马,只要在碑上刻一行文字:“周天子平生好俭约,遗令用纸衣、瓦棺,嗣天子不敢违也。”
柴荣继承郭威的作风,重申禁止贡献珍奇食品和不用珠宝珍玩等命令。
第二是减轻人民负担。
郭威刚即位,就下令废除后汉窃盗一钱以上处死的苛法,遵照后晋天福元年以前的法律办事;规定除谋反叛逆以外,不得屠戮亲族。乾祐三年夏税残欠和前两年夏秋两税残欠一律不再追征。后汉管仓库的官吏,照例要收高额的“斗余”、“称耗”,使人民的实际负担,比税额规定的斗石斤两,超过很多,郭威也下令废止,不准再收。后周以前,各地每年依例进奉的特产名目繁多,郭威规定以后都不准再收。
取消“牛租税”。有一项叫“牛租”的税,是朱温统治时开始征收的。当初朱温在淮南抢到大批耕牛,他把牛发给河南一带的农民使用,每年缴纳牛租。事情过了几十年,牛早已死了,牛租却每年都要照缴不误。郭威做了皇帝,才把这项租税取消。
后周以前,各州府有分派民户当“散从亲事官”的制度,实际上就是责令当差的民户无偿提供政府和官员需索的物资。郭威认为这种制度使“贫乏者困于供须";反之,豪富的人充当了,倒可以逃避赋役,并把负担转嫁到穷人身上去。因此,郭威明令废止这种制度,并规定从节度副使以下官吏"差定当直"(为官吏当差) 的百姓人数,从7人到15人不等,不准超过。
盐和牛皮是五代统治者控制极严的两种物资。从中唐以来,盐 税一直是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官煮官卖,禁令森严。后晋以前, 犯禁的还分斤两多少定罪,后晋改为不分多少,一律处死。郭威恢 复分斤两多少定罪的办法,总算缓和了一点。牛皮一物,后周以 前,不准民间买卖。开头是由政府收买;后唐明宗时收牛皮只给 盐,不给钱;后晋连盐也不给,干脆没收;后汉法律,私犯牛皮一寸的,就处死刑。郭威把应缴总数减去2/3, 其余一分,按田地分 派,每10顷田地捐一张牛皮,其余归百姓自用,不禁买卖,州县 原设专管牛皮事务的巡检牛皮节级撤销。这比过去有很大的改进。
唐末以来,有一种“营田务”的制度,把官有的土地交给佃 户耕种。这些佃户的户籍不属州县,由户部另外设官管辖。他们的 身份实际上是国家的农奴。郭威取消营田务,把户籍划归州县管 辖,房屋、田地、农具、耕牛归佃户私有。实施的当年,划归地方 管辖的农民有3万多户。这些农奴变成了自耕衣,生产积极性大大 提高,修房子,种树木,收成也提高了很多。
郭威和柴荣都屡次下令减免租税。显德五年(958)均定田赋的措施,尤其是五代末年的一项重大改革。
均定田赋简称均田,内容实在很简单,就是按照实际的田亩数字收税。这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长期以来就是不用这个办法。
这也是中唐以来长期存在的问题。地方官只知道必须收满当地租税的总额。有钱有势的人隐匿土地,交通官府,广有田地而不纳租税。这部分土地的租税没有着落,官府就把它转嫁到贫苦农民的身上去。农民自有的土地,有时卖掉了,或者被河水冲坏了,有地变成无地,租税却仍得照缴。政府下令提倡垦荒,允许暂不纳税,地方官阳奉阴违,地还没有垦熟,已经要农民纳税。
唐诗人元稹在同州(今陕西大荔)做刺史时,深知这些积弊。他定出办法,查明当地实有田亩数字,分配税额,使富有的不能逃避负担,贫穷的不致流离失所。《元氏长庆集》中的《同州奏均田状》就是他向朝廷打的报告。
柴荣读了元稹的文章,觉得这是当务之急,便根据原文,制成 《均田图》,发给地方官,再派出大批人员,到各地均田,查出了许多隐匿的土地。
当然,这是封建社会中不可能根本解决的问题,我们在唐、宋、元、明等代,都看到它的存在。但是每经一番整顿,矛盾就会缓和一点,农民的负担就会减轻一点,农业生产从而也会有所发展。所以柴荣的均田对于约束豪强、减轻剥削、发展生产,自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
第三是惩治贪污的官吏。
郭威和柴荣都能毫不留情地严惩贪污的官吏。莱州刺史叶仁鲁是郭威的老部下,因贪赃15000匹绢、1000缗钱,被处死刑。郭威派人告诉他:“你触犯国法,我没有办法救你,只能抚恤你的母亲。”
柴荣时,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主管收税,因场官在正额之外,多收耗余,也被处死。有人说孟汉卿罪不至死,柴荣说:“我也知道,但不能不以此警戒别人。”
第四是招抚流散的农民,发展农业生产。
后周初年,幽州饥荒,难民纷纷流入后周的沧州等地。南唐发生旱灾,饥民步涉淮河,来到后周境内。郭威命令各地官吏,妥善安置难民,分发口粮,分配荒地,一共得到了几十万个劳动力。
柴荣即位后,也注意招集从南唐、后蜀、北汉等国流人的饥民。这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很大的好处。
五代时因民户逃亡而出现了许多无主的土地。怎样使这些土地不致荒芜?怎样使逃户回乡时不致失业?两面不易兼顾,是很复杂的问题。
显德二年(955),柴荣作出兼顾两面的规定。首先,准许农民向政府承佃耕种,缴纳租税。这样,土地不致荒芜,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有着落。其次,他设法照顾逃户的利益,凡3周年以内回来的,可以收回一半土地;5周年以内回来的,可以收回1/3; 5周年以上的,除坟地外,一律不能收回。这个规定,注意到逃户与承佃户的利益,确实是比较好的。
同时,他又对因被契丹掳去而离开土地的农户,特别放宽年限,5年内可以收回2/3, 10年内可以收回一半,15年以内的还可以收回1/3。
此外,柴荣还准许年老疾病的兵士退伍还乡。这样,国家节省了兵饷开支,农村中增加了一份劳动力(至少是半劳动力),对生产也有一点好的影响。
第五是治理河患,兴修水利。
自从后梁君臣用决河作为防御手段以后,黄河溃决的次数越来越多,滑、澶两州在晋、汉、周三朝,决了6次;同期间,怀州决了两次,郑州决了5次。
显德元年(954),周世宗柴荣即位后,便派李毂到澶、郓、 齐一带,征发民工6万人,堵塞决口。六年(959),因黄河在原武 (今河南原阳)决口,又派吴廷祚前去修堤,征发民工两万余人,把决口堵住。
这些工程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但终究减少了灾害,也说明柴荣是五代时唯一的认真修治黄河的皇帝。
修治以汴水为主的航道,是柴荣在水利史上的大贡献。
显德四年(957),柴荣命疏浚汴水,向北流入五丈河。六年 (959),再加了一番疏通的工夫。这条航道,河宽5丈,从大梁向东,渐折向东北,注入梁山泊,下接济水。这入济以后的一段,大体上与现在的黄河相仿。这是从汴梁到相当于今山东省各地的航运路线。
黄河和淮河之间的水道交通线,本是唐朝中央政府取得东南财赋的生命线。南北分裂以后,这条航路从埔桥(在今安徽宿州)以下的部分,完全淤塞,成为一片沼泽。柴荣有统一的雄心,要用兵东南,从显德二年(955)起,便命武宁节度使武行德,初步加以疏通。显德五年(958),又疏浚汴口,沟通黄、淮间的全部航线。六年(959),又在大梁城外,引汴水通蔡水,沟通京城与陈(今河南淮阳)、颍(今安徽阜阳)之间的水道交通。这是汴水以 西、大体上与汴水平行的一条水道。以后北宋靠汴水为立国之本, 每年从东南运来大量粮食,靠的就是柴荣建设的成绩。
此外,柴荣还派何幼冲疏通泾水,灌溉农田。关中自经朱温的大破坏以后,简直没有人做过建设工作。后汉时赵思绾叛乱,长安城中人口从10多万人减少到1万多人,又经过一番破坏。柴荣在这方面的设施,尽管不大,也很值得称道。
第六是开封城市的建设。
北宋的东京是气象宏伟、市容华美的城市。它的基础也在后周时奠定。
开封本来城廓不大,街道狭隘,完全不像首都的样子。五代时,开封做了梁、晋、汉、周四代的都城,官衙商旅越来越多,这座城市便显得格外狭小了。
显德二年(955),世宗决定建筑外城,先立下标志,等冬天农闲时兴筑,农忙停工,秋后再继续进行。这座新城周围48里233步。政府先划定官衙、仓库、街道的范围,其余让人民自由建造房屋。大梁城中许多旧街,本来并不宽广,又被居民造房屋时占用了一部分,以致能通行大车的不多。改建时都拉直加宽,最宽的有30步阔。
这个改建的工程前后进行了3年,完工以后,面貌完全改观。
有些工于心计的人,看到改建京城、疏浚汴渠等大工程的开展,预料日后航运畅通,商货云集,必有一番空前繁盛的局面,就动起脑筋来了。有个叫周景的官员,请世宗准许人民沿汴渠种植榆柳,兴建楼阁,以壮观瞻。世宗答应了。他首先在渠口重要地点,造起12间高楼。后来各地商船来得多了,周家的楼房正当停泊的地点,客商留宿,堆放货物,都极方便,因而获得巨大的利益。从这个事例来看,后周末、北宋初开封的商业,显有很大的发展。
这个开封城与隋唐的长安城是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产物。隋唐长安城坊市衙署各有固定的位置,商业区域限于东西两市,坊和市都是封闭性的,住宅和商店的门都在坊、市里面,没有向大街开的。唐代中叶以后,情况逐渐有了改变,据唐人诗歌反映的南方扬州等城市,市容繁盛,已经看不出封闭性的特点。
然而建设首都,对开店造屋,除特定宫殿官衙区域外,不加限制,实以后周大梁为最早的实例。五代以后的封建社会,其面貌与五代以前显有不同,在这里是表现得非常明显的。
以上六项是后周在政治经济上比较突出的改革。其他如重视官吏的选择;废去大批寺院(共废30336 所,保留2694所),鼓励僧尼还俗参加生产,或用其所长,参加别的工作;大量铸造钱币,解除钱荒,都是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积极作用的措施。
五代的前四代不必说了,在南方有善政可述的各国,也没有一个国、一个君主,有过这样规模巨大的改革。郭威和柴荣确实可以说是五代时期统治阶级中的杰出人物,柴荣尤其是五代时期最英明的君主。
本文内容编选自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与“读史”联袂打造的中国读本《经典中国通史》之《五代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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