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主这个问题的内容含量特别大，其实可以拆分成四个部分来回答。就是元朝百姓生活怎么么样？元朝需不需要国防？元朝是否重视商业？元朝是否管理松散？我来逐次回答一下。
首先来说说元朝普通百姓生活的怎么样。 负责任的说元朝普通百姓生活是悲惨的，生活质量肯定不高。几天前我看了一部韩剧，叫《我的国家》，剧里的靖远君李芳远（朝鲜开国之王李成桂之子）有句台词特别好，在李氏朝鲜取代王氏高丽后，说道：“国家的名字变了，但是天下可没有变啊！”，尽管王朝在不断更替，但做为古典王朝来说，阶级压迫的实质是不会改变的，封建王朝的普通民众永远处于被压迫的地位，生活能好到哪里去？元朝做为封建王朝之一，当然不可能脱其窠臼，做为蒙汉地主阶级联合政权，能过上好日子的永远是以元朝皇帝为首的蒙古贵族、汉族大地主还有西藏上层僧侣这样的统治集团。毫无疑问，他们生活无疑是花天酒地、纸醉金迷，所谓大金链子小手表，一天三顿小烧烤，滋润着呢！
就以元代皇室和宫廷为例，他们的浪费和挥霍就十分惊人。就比如元朝皇帝笃信藏传佛教，每年用于佛事的费用十分惊人，日涨一日，为前代所不及。清代学者赵翼就对元朝的佛事所耗物资、费用做过统计。就在元仁宗延祐五年之前，各个寺庙一旦要做佛事每日用羊万头，“此供养之费，虽官俸兵饷不及也”。寺院财产之多，就连皇亲国戚都比不上，“此财产之富，虽藩王国戚不及也”。可见当时元朝统治者在佛事的浪费上达到何种地步。
《陔余丛考·卷十八·元时崇奉释教之盛》：延祐五年，以各寺作佛事日用羊万头，诏易以蔬食。则未改制以前，每作佛事日用万羊。
再如元文宗时期，中政院臣奏“皇后日用所需，钞十万锭、币五万匹、绵五千斤”，宫廷费用非常惊人。而且元廷经常举行奢华的宴会，如顺帝时期，哪怕是“天灾方作，民食未充”，统治者依然熟视无睹，照例大宴，达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滋溪文稿·卷二十六》：盖天灾方作，民食未充，在位者于此时何忍相与饮食燕乐而不恤民乎！近年以来，朝廷无事，待遇勋臣固为优厚，然而宴享太频，财用不能无费。
有元一代对豪强地主特别宽容放纵，甚至超越了前代，尤其是在南方江南，许多跨州、跨县的大地主和原本的租佃关系被毫发无伤的保留了下来，所以汉族地主阶级的经济权益是极其强大的，“更田多富户每，一年有收二三十万石租子的，占着三二千户佃户”，可谓是普遍现象。就如松江富民瞿霆就有田2700顷，并租佃官田，两者相加高达10000顷，唐时刑部尚书卢从愿占田不过数百顷，已然有“多田翁”之号，其人更甚卢从愿数倍也。
经济权益的强大就带来了在政治方面的强势。如果诸位穿越到元朝对那些地主大吼一声：“有钱了不起啊！”地主们会大声回答你：“对！有钱真的了不起！”比如说用钱买个官，那真是分分钟钟搞定的事，松江富民上户曹梦炎愿意每年向朝廷缴纳10000石粮食以求官职，被朝廷授予浙东道宣慰副使。
《元史·卷十五》：淞江民曹梦炎愿岁以米万石输官，乞免他徭，且求官职。桑哥以为请，遥授浙东道宣慰副使。
难道能量就只有这么一点吗？当然不是，只要钱多还能打破朝廷条例的限制，娶黄金家族的血脉做老婆。在正常情况下，元廷规定“非勋臣世族及封国之君，则莫得尚主”，但是实际上，有地主就靠自己的经济权益交通皇室，联姻诸王，娶诸王女为妻。
《元史·卷一百八十一》：南昌富民有伍真父者，资产甲一方，娶诸王女为妻，充本位下郡总管。
所以，经济权益带来了政治利益，富户地主更常规的操作，以钱开道，与官府勾结起来一起压迫广大的平民佃户。
《通制条格·卷二十八》：豪霸之家，内有曾充官吏者，亦有曾充军役杂职者，亦有泼皮凶顽者，皆非良善，以强凌弱，以众害寡，妄兴横事，罗织平民，骗其家私，夺占妻女，甚则害伤性命，不可胜言。交结官府，视同一家，小民既受其欺，有司亦为所侮。
而广大的佃户自然是过着非人的生活，地主可以对佃户任意进行科派，对佃户进行非人奴役，进行典卖，“与买卖驱口无异”。所谓“主家科派，其害甚于官司差发。若地客生男，便供奴役；若有女子，便为婢使，或为妻妾”。
当然，奴役是不分民族的，不要只以为普通汉族百姓有这样悲惨的待遇，在一些人眼中所谓的一等蒙古人还在给汉族大地主做奴隶。
《元典章·卷五十七·禁典卖蒙古子女》：回回、汉人、南人典卖蒙古子女为驱者，诏书到日，分付所在官司应付口粮，收养听候，具书开申中书省定夺。
明太祖朱元璋曾经和臣下们讨论元朝灭亡的原因，在元朝政府入职过的马翼说道：“元有天下，以宽得之，亦以宽失之。”，被朱元璋直接否定，被元末战乱折磨过的朱元璋总结道元朝不是宽，是纵弛，“其失在于纵弛”，简而言之，就是元朝政府不作为，任吏治败坏，忽视调节社会矛盾，导致埋的雷越来越大，一触即发，所谓“近睹有元之末，生居深宫，臣操威福，官以贿求，罪以情免，台宪举亲而劾仇，有司差贫而优富，庙堂以为虑”，对元朝的弊政可谓是一针见血。
至于元朝有没有国防？这当然是有的，怎么可能没有，不然元廷平定海都之乱、昔里吉之乱、乃颜之乱靠的是佛经不成，肯定是军队嘛！提问者有此问无非就是受了明朝诗人李开先作品的影响，其《西野春游词序》文曰：“元不戍边，赋税轻而衣食足”。
很多人就拿着这句话认为打仗是蒙古人的事，不关我们汉人啥事！这个就不对了，要知道诗人不是史学家，文章源于现实高于现实，但是当做现实就不对了，事实上打仗、戍边这样的事，蒙古军、汉军、新附军一视同仁都得上，没有谁得了便宜的事。就比如说在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就征发过蒙古军、汉军、新附军去四川甘孜一带镇戍的调令。
《元史·卷九十九》：六月，碉门、鱼通及黎、雅诸处民户，不奉国法，议以兵戍其地。发新附军五百人、蒙古军一百人、汉军四百人往镇戍之。
在平定乃颜之乱的时候，忽必烈命令汉军诸卫军和蒙古五投下军队一起做为主力参战，“宗王乃颜叛，（李庭）驿诏至上都，统诸卫汉军，从帝亲征”，在乃颜老巢失剌斡耳朵，汉军表现的极其给力，先击退了攻击乘舆、威胁忽必烈生命安全的乃颜叛军，还与蒙古军一起发动总攻，击溃乃颜军，“乃颜之党金家奴、塔不歹进逼乘舆，汉军力战，乃皆溃，卒擒乃颜”。
《新元史·卷一零五》：王师三十营，间以汉军步队，皆执长矛、大刀进退，时与骑卒叠乘一马，及敌，则下马先进。 有元一代实行的是诸色户计，从民户之中的中户中签取军户来做为作战力量，李开先文中所谓的“元不戍边”之语可能是指除了军户之外，其他的户计就不用承担军事任务了，而不是指汉人不用接受军事征发。
至于商业，元朝那当然是相当重视的，毕竟商业所带来的利润也是国库收入的一大块，可以为“军国之用”，当然要重视。 元朝政府在国内贸易这块其商业主要是控制在政府、贵族、官僚、色目商人手里，实行专利垄断政策，金、银、铜、铁、盐等都是由政府专卖。或由政府独家经营；或卖与商人，商人再运往市场出售；或由商人、手工业者经营，政府抽分其利润。尤其盐利是元政府重点运营项目，所得收入非常高，天历年间所得盐课钞为7661000余锭，远远高于其他税课。
元朝的海外贸易也非常发达，专门归市舶司进行管辖，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都参与其中，当时的民间商人有不少因为海外贸易而致富，如嘉定州沈氏“因下番买卖致巨富”，而且于元朝有海外贸易的地区和国家很多，据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的东南亚、南亚国家和地区就有97个之多。 所以，元朝的商业确实是非常发达的。
至于元廷对国家的管理确实比较粗疏，这可能是由于元朝蒙汉杂糅的体制造成的，元统治者将蒙古游牧官制度和汉地职官制度嫁接起来，蒙、汉各设一套，管理机构可谓是叠床架屋。
比如说在地方上有行省、宣慰司、路、府、州、县五六级，地方官府和官署数量急剧增加，冗官、冗员远远高于南宋，要命的是这帮人还掌握实权，这就造成了“十羊九牧”的后果，这就使得元朝行政效率比较缓慢、停滞，自然对基层的控制也就一片馄饨，以致于造成管理松散的印象。归根到底还是汉法改革不彻底所导致的。 以上，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引用文献：《元史》、《新元史》、《元典章》、《通制条格》、《明太祖实录》、《滋溪文稿》、《弇山堂别集》、《南村辍耕录》、《陔余丛考》、《山居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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