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是妇孺皆知的大奸贼、大反派，这是毋庸置疑的，崇祯皇帝评价说：“魏忠贤擅窃国柄，奸盗内帑，诬陷忠良，草菅多命，狠如狼虎。”
崇祯皇帝爱杀大臣，向来有很多争议，但对杀魏忠贤，却没有人说半个“不”字，无不拍手称快，足见魏忠贤之可恨！
不过，评价历史人物，不能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而是应该放在当时的条件下来判断，我们现在就来假设一下：如果崇祯没有杀魏忠贤，对明朝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平心而论，魏忠贤虽然是大奸大恶，但同时也意味着这个人有非凡的能力和手腕，所以才能飞黄腾达、位极人臣，就像曹操一样，在治世，则为能臣，在乱世，则为枭雄。
从某种程度上说，魏忠贤之恶，也是明朝腐败制度的产物，假如魏忠贤之才能被正确运用，那么也很可能是另外一种局面。
魏忠贤之恶罄竹难书，尽人皆知，就不多赘述了，但魏忠贤之“才”历来鲜有问津，今天我们就来看看，魏忠贤究竟有哪些对明朝有益的“贡献”。
魏忠贤所处的时代，明朝正面临巨大的危机，女真族在努尔哈赤的率领下，对明朝进行持久的入侵，已经严重威胁到明朝的生存！所以，如何有效调动明朝一切力量，抵御女真的入侵，是这个时期压倒性的历史使命。
抗击女真需要大量军费，而明朝晚期最大的社会问题，就是税赋不均的问题。
明朝长期以来土地兼并，到了晚明已经严重恶化，大多数贫苦农民无地少地，却承担着巨额的赋税，尤其是臭名昭著的“三饷”，使得广大贫苦百姓民不聊生，而大贵族、大官僚地主阶级则占据着大多数土地，利用权力和诡计免税和避税，这种日趋恶化的不公，严重影响着明朝的税收。
同时，明朝也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东南沿海地区自中古以来就是工商业繁荣兴旺之地，也历来是最重要的税收重地。然而，明朝中期以来，朝廷官场有大批人士都是通过科举出来的江浙地区学子，他们大部分都是这种新兴的工商业主和地主阶层，势必强烈反对朝廷对东南沿海地区征收工商税和矿产税等榷税，其中最为鼓躁出力的代表势力，就是著名的“东林党”。
很多人对“东林党”的印象不错，认为这些人都是满腹经纶的学者，张口闭口都是仁义道德，以“君子小人”来评价人，但实际上，“东林党”发展到后期，越来越变味了，成了一群只知道高谈阔论，却鼠目寸光的伪君子、真小人！
他们位居高位，却拿不出什么利国利民的措施，而私下里的贪污腐化，一点也不亚于他们一贯攻击的魏忠贤及其党羽。在他们的把持之下，明朝失去了最重要的榷税收入，只好将全部税赋压力都压在已经半死不活的农民身上。
再加上明朝晚期恰逢著名的“小冰河时期”，自然灾害频繁，广大贫苦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直接催生了大规模农民起义的爆发，这也是导致明朝覆灭的一个根本原因。
众所周知，东林党最大的死敌就是魏忠贤，魏忠贤虽奸，但他洞察秋毫，知道辽东女真不仅是大明克星，也是自己荣华富贵的终结者，所以他势必在确保自身利益的基础上，也力所能及地做一些有益于国家社稷的“善事”，比如派出自己的心腹太监，到江南征收各项工商税，在不断激起江南工商业者和雇工阶层的“民变”的同时，也确实让朝廷的国库充盈了起来。
魏忠贤还有一个拿手好戏，就是“抄家”。尽管魏忠贤制造过不少“冤案”，但按照老百姓的说法，被魏忠贤抄家的官僚，只会有漏网的，却很少有冤枉的！魏忠贤抄家，每每抄没巨额资产，除了一部分被魏忠贤和其党羽瓜分外，朝廷也是受益良多，至少可以减轻一点赋税的压力，老百姓自然也是拍手称快的。
但是，崇祯皇帝除掉魏忠贤后，再次倚重东林党，结果又断绝了东南沿海的税收“财路”，当全国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时，朝廷却财政枯竭，一个个只会高喊漂亮口号的东林党人，却谁也不肯为国家捐献一点。
更让人无语的是，到了关键时刻，这些“卫道士”又变成了首鼠两端的投降分子，李自成来了，就暗中投降李自成，女真来了，又丧尽民族气节投降异族，实在是让人大跌眼镜！
而反观魏忠贤，虽贪暴无耻，但在国家安危大计方面还是有正确的眼光的，正是他提拔重用了袁崇焕、吴三桂等一批良将，才多次抵挡住了女真的进攻。
因此，如果崇祯皇帝不杀魏忠贤，而是有效地约束住魏忠贤，利用其有胆有识、有益有利的一面，至少后来袁崇焕的悲剧就不会发生，吴三桂也不至于“报国无门”而投降大清，明朝的历史也许会有不少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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