泱泱大明，将领和士兵是不缺的，万历打赢三大征靠的就是一个字——钱。战争的胜利代价也是及其高昂的。
大明发动三大征一共花了多少钱？
《明史》记载载：“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首尾八年，费帑金七百余万。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 。
万历十四年进士王德完说过：“近岁宁夏用兵，费百八十余万；朝鲜之役，七百八十余万 ，《两朝平壤录》记载兵部尚书邢玠言“用饷银八百万两，；播州之役，二百余万”。
据此可以粗略统计出万历三大征的军事开支一千一百余万到一千二百余万两白银。
当然这只是史书上关于花费银两的记录，实际上三大征的花费比上述费用要高的多，因为还要加上火药，器械，盔甲，马匹，饲料，战船，粮食，药品，损耗等，总计约在三千万两以上。
以万历三大征中奠定东亚格局三百年的朝鲜平倭来看，经略大臣宋应昌所汇的《经略复国要编》记载：万历二十一年到二十五年，一万六千名留着朝鲜的明朝守备军，每名士兵月给粮银1.5两 行粮盐菜银1.5两 衣鞋银0.3两 犒赏银0.3两，其将领更加优厚（朝鲜出不起那么多，这是明朝自己补贴士兵的部分，实际上每名士兵是3.6两，还要再加上其他补贴）。
粮饷从哪里来呢？主要是是通过户部的太仓库，太仆寺和京通仓支出和转饷。
银子出自明正统七年(1442)始置的太仓库，又称太仓银库，俗称银库，掌管贮银（包括茶，盐，罚没，田产和棉布绢丝等折银），因为明朝没有所谓的国库，所以税银的收入支出靠太仓库来计算。万历朝通过张居正改革，银库充盈，号称万历中兴，然而在朝鲜壬辰战争与播州之役后，库银所剩无几。
粮食出自储备国家粮食的粮库的京通仓储，《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十一年(1583)十二月粮共有一千八百一十八万五千四百石，到万历三十年(1602)，“京仓实在之数四百四十八万余石，仅足两年之支”。
明代太仆寺，“掌牧马之政令，隶属兵部，并于滁州设立南京太仆寺”。
万历三十五年(1607)太仆寺少卿上书称：经过计算在嘉隆年间旧库存银有一千余万，很是富足。
然而
万历十八年西征哱刘，借一百六十万；
东征倭，借五百六十余万；
二十七年为边饷借五十万，又为征播借三十三万；
三十一年又为边饷动老库二十一万、马价三十万；
三十二年又以年例借三十万余。先是，二十九年以边饷不给，顿借百万，前后所借在计部者已九百八十三万矣。
而二十九年，工部以大婚大礼借三十五万。
三十一年光禄寺以年例借二万，又借三十七万，今老库见存者二十七万耳。
《明史兵志四》载：“（太仆寺库）先年库积存四百余万，自东西二役兴，仅余四一。朝鲜用兵，百万之积具空。”
这是还只是从库中拨出的粮饷，还没有算上转自各地增加的农税，兵税，布政使司（藩台）和州府，道筹措和协济的粮饷，至于万历肯定也动用了多少自己的内帑银，但和朝廷巨大的支出，象征意义更大一些。
万历三大征自万历二十年宁夏乱卒执杀巡抚党馨，至万历二十八年杨应龙自焚死。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也让这个在当时GDP占世界百分之五十五的强盛帝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虽然使得天朝再现辉煌，但也确实也为后来明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三大征当然这也是万历朝花费冰山一角而已，王德完在上给万历的奏疏中还说到：（万历三大征后），“皇长子及诸王子册封、冠婚至九百三十四万，而袍服之费复二百七十余万，冗费如此，国何以支？”，光给宗室册封，婚礼用的袍服，费用就达二百七十万两！
当时一个壮劳力在市井上打短工一天才70文钱，一斤猪肉才二三十文钱。（万历朝一两等于1200文左右）。
国库空虚导致百姓的的赋税增加，万历二十七年(1599)开始平叛杨应龙之时，增派赋税之情况“比二十年以前，十增其四”，“天下盈实之户，比二十年之前，十减其伍”。
万历二十四年(1596)，神宗皇帝以“营建两宫，计臣束手”和战争开支巨大为由向全国各地派遣矿监税使，开始恢复征收嘉靖年间天下反对而停止的矿税。
除此之外“盖国家钱粮，徵收有额，曰税粮，曰马艸，曰农桑，曰盐钞者，为正课，各运司者为盐课，各钞关者为关课，税契赎锾香商鱼茶屯折富户等项为杂课”，这些税外，后来还怎加了不少税课，甚至卖官鬻狱，纳粟入监。
各种苛捐再税，各种加派徭役使得明朝后期的百姓生活越来越难，再加上明朝祖制世袭的宗室和世爵巨大的消耗和官宦的贪污，最终压垮了明王朝的财政和民心。
因为加税加赋激增不断，全国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流民起义。万历二十九年(1600)，白莲教徒赵古元在徐州一带聚众发动起义;万历三十七年(1609)，安徽、江苏一带流民又“千百成群，在在行劫”;
直到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农历八月二十一日，在山西米脂李继迁镇，太安里二甲一支的李姓贫苦家庭出生了一个小男孩，这个人就是明朝的掘墓人——李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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