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英宗时期军事实力到底如何?“土木之变”是人祸?还是天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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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初三,时年三十七岁的宣德皇帝朱瞻基在突然患病后驾崩,八岁的长子朱祁镇仓促中即位,在太皇太后张氏(仁宗皇后)的支持下,及内阁辅臣们的全力辅佐下,幼年皇帝平安接过皇位,以下一年为正统元年(1436年),在波澜不惊中成为大明王朝新一代主人。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内廷有太皇太后掌管,外朝以杨荣、杨士奇、杨溥等“三杨”为首,处理朝政,蹇义、夏元吉等分用各部事,内外安定无事,延续了仁宣以来清明的政治局势。但是,在表面安定之下,宦官势力作为潜流在暗暗滋长。

王振,原本是蔚县(今河北蔚县)读书人,而且已经做到了地方教谕,永乐末年因犯罪,本当发配,恰好内宫在蔚县选用宦官,王振乘机自宫,自荐入宫。当时宦官皆是文盲,王振因是儒生出身,一进宫就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见识,其本人有擅长权谋,地位一路扶摇直上。而且王振算是在官场混过,察言观色十分有经验,宣宗即位后,十分信任他,授予他东宫局郎之位,负责侍奉皇太子朱祁镇读书,及其他生活琐事。王振服侍太子十分殷勤,对于小孩子的种种要求,都尽可能的予以满足,太子对于他十分依赖,称呼其为“王先生”,这在之前的宦官之中,是绝无仅有的。

宣宗驾崩后,太子即位,即英宗皇帝,时年仅仅八岁。甫一即位,英宗即将王振提升为宦官之中的最高位“司礼监掌印太监”,以示亲近及重用。由于父亲早亡,自己年幼不谙世事,而王振在之前及以后均长时间守候在自己身边,事无巨细,呵护有加;潜移默化之下,英宗渐渐有了王振替代自己一部分“父亲”角色的潜意识思想。这也是以后王振能依靠皇权威执掌权柄的条件之所在。

在正统初年,王振虽然占据高位,但是外有号称贤相的“三杨”辅政,内有诚孝太皇太后主持,王振没有窃权机会。王振工于心计,处心积虑寻找空子,以自己对英宗的影响力,渐渐有了左右朝政的力量。对于太皇太后及阁臣们,他总是毕恭毕敬,每次奉旨前往内阁时都主动站在门外,以示不敢随意出入国家重地之意。当阁臣面,还常常跪地上奏英宗,劝诫勿以游乐耽误国事。以至阁臣们发出“宦官中竟有如此之人,真是难得”的感叹。

英宗年岁渐长后,每次临朝,王振总是将自己探得的各种消息告诉他,如何使大臣臣服、如何赏罚分明、如何数威,等等等等,皆晓以应对。英宗以王振所教应对朝政,往往灵验,对他非常钦佩,大臣们对于皇帝小小年纪遇事不慌应对不乱也十分惊奇,以为是天纵英才,没有人知道是王振从中做了手脚。

正统七年(1442年),太皇太后去世,内廷中无人再可以控制王振。而外朝,杨荣已在正统五年(1440年)病死,杨士奇因为儿子杀人而引咎辞职,杨溥一人且也老,不是王振对手。其开始肆无忌惮起来。

英宗年岁渐长后,为树威及建立所谓的边功,王振挑起与西南边陲麓川地方势力的战争,先后数次征伐麓川(也有的意见说明征伐麓川,于国家是正确有益的,有效的打击了西南地方势力,“夫振之恶虽不可殚述,然其主麓川一事,于国体、于利害、于忠臣义士之寃、于久逺之计,自今观之,殊为有得。”)。仁宣以后,逐渐开始掌控朝政的文官集团见王振权势越来越大,已有与自己分庭抗礼的意思,自然想将其压制下去,纷纷对英宗上疏,以“皇帝应亲自处理政务,不可使权力下移”的理由规劝皇帝,意图使皇帝约束王振。

英宗依赖王振,称其为先生而不呼名,对于朝臣上疏,约束王振之意见并不在意。王振气焰愈发嚣张,对于冒犯自己的文官,直接罗织罪名处死,,并利用手中权力,结党营私,并残酷对待反对自己专权及对自己不恭不敬之大臣们,造成王振势力与文官势力的尖锐对立,势不两立。

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王振的权势达到巅峰之际,西蒙古瓦剌部(即卫拉特部、后世的漠西蒙古)首领,太师也先再次遣使前来“朝贡”,以口头上的称臣获取实际利益。之前,也先祖父马哈木,父亲脱欢皆是瓦剌首领,在脱欢与也先手中,瓦剌统一了蒙古三部,名义上奉蒙元后裔脱脱不花为汗,实际上自己大权独揽。并以“朝贡”为名,向大明派出使团,以马匹换取中原物资。之前数次,瓦剌贡使均得到超过贡物价值的回赐,所以瓦剌逐渐增加贡使数量,从额定的五十人,渐次增加到二千人以上,并虚报为三千人,以获得更多回报,胃口越来越大!

此次瓦剌贡使前来本以为与前次一样,会获得丰厚利益,但是主持封贡事宜的王振,这一次却并没有按照之前的惯例予以赏赐,而是一反常态,吩咐按实际人数给予赏赐,并将瓦剌贡物削价,按五分之一价值赐予回赠。瓦剌贡使没料想愿望落空,恼羞成怒,返回后添油加醋保之也先。也先于是以明减少赏赐,欺凌外藩为借口,兵分四路大举攻明,并亲率大军进攻大同。

如果按照之前的大明与蒙古诸部的摩擦来看,此时明军虽不及太祖成祖时期的精锐,但是余威尚在,宿将勋臣尚存,即使不能击败瓦剌来犯之敌,只要边将据长城坚守,再以精锐择机出动,攻其薄弱,至少不会以大明士卒物资之丰富,断没有大败的道理。但是,王振骨子里一个半吊子文人,又受英宗无条件的信任,几年间掌握大权,诸事皆顺,志得意满之下,居然也“热血”起来——直接鼓动皇帝,效法成祖北征,亲征瓦剌,他以为只要皇帝出征,瓦剌必然见而远遁,不敢接战。英宗也想建立曾祖父那样的赫赫武功,更想证明自己是天纵英才。于是,在一片仓促之下,原本应该详细布置的皇帝亲征之役,短短四十天,就在英宗赞同,王振操控下,鼓噪而出了。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十六,英宗以立两岁的长子朱见濬为太子,以皇弟郕王朱祈钰辅佐两岁的太子朱见濬,留守京师。亲率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大学士曹鼐、张益等文武百官五十余人,及京师三大营为主的二十万大军出征,号称五十万,意图以煌煌上国的气势,压服瓦剌,一战破之。

 本来大军出征,诸事繁琐,一切军政大事必须处理得井井有条,尤其后勤是重中之重。但是英宗深信王振,弃宿将英国公张辅等有实际经验的勋臣不用,也不采纳随军的兵部、户部尚书邝埜、王佐的意见,将一切大权军政交至王振,诸事需先得王振同意,才得以施行。而王振,即毫无军政经验,又滥施淫威,前军主帅成国公朱勇,以“膝行入帐”才得以见王振请示,兵部尚书邝埜和户部尚书王佐,因事触怒王振,被罚跪于草丛之中一天。这些国家大臣尚且如此,普通士卒民夫更加不值一提,自大军出征起,便因粮草准备仓促及军事组织不当,引起军内自相惊乱,尚未到达大同,乏粮之事已经发生。军民死亡逃离无数,尸骸满路,人情汹汹,军心已经不稳。

八月初一,大军抵达大同。瓦剌见明军前来,故意示弱撤退,英宗、王振见敌军撤退,以为瓦剌畏惧天兵之威,决定继续进攻。得大同镇守太监的真实战况汇报后,又十分害怕,连忙自大同撤军。途中王振为耍威风,令大军绕道蔚县,以使皇帝驾临家乡,展示荣耀。行至半路,又想起大军过境,会踏坏自己家乡的庄稼,再次令改道转向宣府。八月初十,大军至宣府,而瓦剌骑兵追踪而至,英宗以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率兵断后,自己急忙与王振向京师撤退。吴克忠、吴克勤拼死抵挡,均壮烈战死沙场。英宗惊慌失措,再以成国公朱勇等率骑三万前去阻击,又于鹞儿岭陷入瓦剌重围,虽英勇奋战,但寡不敌众,朱勇以下三万人全军覆没。

八月十三,在后路明军不顾生死的阻击下,英宗大军暂时摆脱瓦剌骑兵的追击,抵达怀来县城二十余里的土木堡。此时,如果以精锐护送英宗急速驰奔怀来城,或趋居庸关,无论大军如何,至少皇帝本人的安危可以保证无事。但王振为等待装载有一路搜刮得来财物的千余辆辎重车,不顾皇帝、文武百官及大军安危,严令大军就地扎营。而就是这一命令,改变了数十万人的命运。

八月十四,大军拔营,为时已晚,瓦剌追兵已团团围住土木堡。明军被围两天,极度缺水,军心大乱,陷入绝境。也先又谎称议和,遣人入营麻痹明军。英宗与王振见瓦剌议和,大喜之下,放松警惕,不辨真伪,立即答应,并派人去也先军营谈判具体议和事宜。也先再故意令军队稍稍退后,将土木堡南面的河水旁空地让出,预备明军放松之际,出营争水时出兵突袭,一举击溃明军。明军见瓦刺军后撤,不加分析,轻易相信议和为真,一哄而起,纷纷奔向河边取水,阵营大乱。瓦剌伏兵见机转头直冲入阵,一面大肆砍杀,一面高呼“解甲者免死”,混乱中明军无法组织抵抗,大部溃逃而散,一部分解甲投降。英国公张辅、驸马都尉井源、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侍郎丁铭、王永和以及内阁大学士曹鼎、张益等五十余名大臣战死,英宗被俘,而王振,在乱军之中,被无比愤恨的护卫将领樊能击杀。土木堡一役,明军大败,社稷几乎倾覆。

综上所述,土木堡之变,无关于天灾,就是人祸!而要为这一惨败负责任的,首先就是王振,擅权开衅,逢君作奸,纵百死莫能赎。其次,英宗也要负很大责任,宠幸王振,导致朝政紊乱,听信怂恿,轻率行事,从而兵败被俘,咎由自取。而这一切,在正统元年,英宗即位,王振成为司礼监掌印之时,祸根就已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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