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初三，时年三十七岁的宣德皇帝朱瞻基在突然患病后驾崩，八岁的长子朱祁镇仓促中即位，在太皇太后张氏（仁宗皇后）的支持下，及内阁辅臣们的全力辅佐下，幼年皇帝平安接过皇位，以下一年为正统元年（1436年），在波澜不惊中成为大明王朝新一代主人。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内廷有太皇太后掌管，外朝以杨荣、杨士奇、杨溥等“三杨”为首，处理朝政，蹇义、夏元吉等分用各部事，内外安定无事，延续了仁宣以来清明的政治局势。但是，在表面安定之下，宦官势力作为潜流在暗暗滋长。
王振，原本是蔚县（今河北蔚县）读书人，而且已经做到了地方教谕，永乐末年因犯罪，本当发配，恰好内宫在蔚县选用宦官，王振乘机自宫，自荐入宫。当时宦官皆是文盲，王振因是儒生出身，一进宫就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见识，其本人有擅长权谋，地位一路扶摇直上。而且王振算是在官场混过，察言观色十分有经验，宣宗即位后，十分信任他，授予他东宫局郎之位，负责侍奉皇太子朱祁镇读书，及其他生活琐事。王振服侍太子十分殷勤，对于小孩子的种种要求，都尽可能的予以满足，太子对于他十分依赖，称呼其为“王先生”，这在之前的宦官之中，是绝无仅有的。
宣宗驾崩后，太子即位，即英宗皇帝，时年仅仅八岁。甫一即位，英宗即将王振提升为宦官之中的最高位“司礼监掌印太监”，以示亲近及重用。由于父亲早亡，自己年幼不谙世事，而王振在之前及以后均长时间守候在自己身边，事无巨细，呵护有加；潜移默化之下，英宗渐渐有了王振替代自己一部分“父亲”角色的潜意识思想。这也是以后王振能依靠皇权威执掌权柄的条件之所在。
在正统初年，王振虽然占据高位，但是外有号称贤相的“三杨”辅政，内有诚孝太皇太后主持，王振没有窃权机会。王振工于心计，处心积虑寻找空子，以自己对英宗的影响力，渐渐有了左右朝政的力量。对于太皇太后及阁臣们，他总是毕恭毕敬，每次奉旨前往内阁时都主动站在门外，以示不敢随意出入国家重地之意。当阁臣面，还常常跪地上奏英宗，劝诫勿以游乐耽误国事。以至阁臣们发出“宦官中竟有如此之人，真是难得”的感叹。
英宗年岁渐长后，每次临朝，王振总是将自己探得的各种消息告诉他，如何使大臣臣服、如何赏罚分明、如何数威，等等等等，皆晓以应对。英宗以王振所教应对朝政，往往灵验，对他非常钦佩，大臣们对于皇帝小小年纪遇事不慌应对不乱也十分惊奇，以为是天纵英才，没有人知道是王振从中做了手脚。
正统七年（1442年），太皇太后去世，内廷中无人再可以控制王振。而外朝，杨荣已在正统五年（1440年）病死，杨士奇因为儿子杀人而引咎辞职，杨溥一人且也老，不是王振对手。其开始肆无忌惮起来。
英宗年岁渐长后，为树威及建立所谓的边功，王振挑起与西南边陲麓川地方势力的战争，先后数次征伐麓川（也有的意见说明征伐麓川，于国家是正确有益的，有效的打击了西南地方势力，“夫振之恶虽不可殚述，然其主麓川一事，于国体、于利害、于忠臣义士之寃、于久逺之计，自今观之，殊为有得。”）。仁宣以后，逐渐开始掌控朝政的文官集团见王振权势越来越大，已有与自己分庭抗礼的意思，自然想将其压制下去，纷纷对英宗上疏，以“皇帝应亲自处理政务，不可使权力下移”的理由规劝皇帝，意图使皇帝约束王振。
英宗依赖王振，称其为先生而不呼名，对于朝臣上疏，约束王振之意见并不在意。王振气焰愈发嚣张，对于冒犯自己的文官，直接罗织罪名处死，，并利用手中权力，结党营私，并残酷对待反对自己专权及对自己不恭不敬之大臣们，造成王振势力与文官势力的尖锐对立，势不两立。
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王振的权势达到巅峰之际，西蒙古瓦剌部（即卫拉特部、后世的漠西蒙古）首领，太师也先再次遣使前来“朝贡”，以口头上的称臣获取实际利益。之前，也先祖父马哈木，父亲脱欢皆是瓦剌首领，在脱欢与也先手中，瓦剌统一了蒙古三部，名义上奉蒙元后裔脱脱不花为汗，实际上自己大权独揽。并以“朝贡”为名，向大明派出使团，以马匹换取中原物资。之前数次，瓦剌贡使均得到超过贡物价值的回赐，所以瓦剌逐渐增加贡使数量，从额定的五十人，渐次增加到二千人以上，并虚报为三千人，以获得更多回报，胃口越来越大！
此次瓦剌贡使前来本以为与前次一样，会获得丰厚利益，但是主持封贡事宜的王振，这一次却并没有按照之前的惯例予以赏赐，而是一反常态，吩咐按实际人数给予赏赐，并将瓦剌贡物削价，按五分之一价值赐予回赠。瓦剌贡使没料想愿望落空，恼羞成怒，返回后添油加醋保之也先。也先于是以明减少赏赐，欺凌外藩为借口，兵分四路大举攻明，并亲率大军进攻大同。
如果按照之前的大明与蒙古诸部的摩擦来看，此时明军虽不及太祖成祖时期的精锐，但是余威尚在，宿将勋臣尚存，即使不能击败瓦剌来犯之敌，只要边将据长城坚守，再以精锐择机出动，攻其薄弱，至少不会以大明士卒物资之丰富，断没有大败的道理。但是，王振骨子里一个半吊子文人，又受英宗无条件的信任，几年间掌握大权，诸事皆顺，志得意满之下，居然也“热血”起来——直接鼓动皇帝，效法成祖北征，亲征瓦剌，他以为只要皇帝出征，瓦剌必然见而远遁，不敢接战。英宗也想建立曾祖父那样的赫赫武功，更想证明自己是天纵英才。于是，在一片仓促之下，原本应该详细布置的皇帝亲征之役，短短四十天，就在英宗赞同，王振操控下，鼓噪而出了。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十六，英宗以立两岁的长子朱见濬为太子，以皇弟郕王朱祈钰辅佐两岁的太子朱见濬，留守京师。亲率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大学士曹鼐、张益等文武百官五十余人，及京师三大营为主的二十万大军出征，号称五十万，意图以煌煌上国的气势，压服瓦剌，一战破之。
本来大军出征，诸事繁琐，一切军政大事必须处理得井井有条，尤其后勤是重中之重。但是英宗深信王振，弃宿将英国公张辅等有实际经验的勋臣不用，也不采纳随军的兵部、户部尚书邝埜、王佐的意见，将一切大权军政交至王振，诸事需先得王振同意，才得以施行。而王振，即毫无军政经验，又滥施淫威，前军主帅成国公朱勇，以“膝行入帐”才得以见王振请示，兵部尚书邝埜和户部尚书王佐，因事触怒王振，被罚跪于草丛之中一天。这些国家大臣尚且如此，普通士卒民夫更加不值一提，自大军出征起，便因粮草准备仓促及军事组织不当，引起军内自相惊乱，尚未到达大同，乏粮之事已经发生。军民死亡逃离无数，尸骸满路，人情汹汹，军心已经不稳。
八月初一，大军抵达大同。瓦剌见明军前来，故意示弱撤退，英宗、王振见敌军撤退，以为瓦剌畏惧天兵之威，决定继续进攻。得大同镇守太监的真实战况汇报后，又十分害怕，连忙自大同撤军。途中王振为耍威风，令大军绕道蔚县，以使皇帝驾临家乡，展示荣耀。行至半路，又想起大军过境，会踏坏自己家乡的庄稼，再次令改道转向宣府。八月初十，大军至宣府，而瓦剌骑兵追踪而至，英宗以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率兵断后，自己急忙与王振向京师撤退。吴克忠、吴克勤拼死抵挡，均壮烈战死沙场。英宗惊慌失措，再以成国公朱勇等率骑三万前去阻击，又于鹞儿岭陷入瓦剌重围，虽英勇奋战，但寡不敌众，朱勇以下三万人全军覆没。
八月十三，在后路明军不顾生死的阻击下，英宗大军暂时摆脱瓦剌骑兵的追击，抵达怀来县城二十余里的土木堡。此时，如果以精锐护送英宗急速驰奔怀来城，或趋居庸关，无论大军如何，至少皇帝本人的安危可以保证无事。但王振为等待装载有一路搜刮得来财物的千余辆辎重车，不顾皇帝、文武百官及大军安危，严令大军就地扎营。而就是这一命令，改变了数十万人的命运。
八月十四，大军拔营，为时已晚，瓦剌追兵已团团围住土木堡。明军被围两天，极度缺水，军心大乱，陷入绝境。也先又谎称议和，遣人入营麻痹明军。英宗与王振见瓦剌议和，大喜之下，放松警惕，不辨真伪，立即答应，并派人去也先军营谈判具体议和事宜。也先再故意令军队稍稍退后，将土木堡南面的河水旁空地让出，预备明军放松之际，出营争水时出兵突袭，一举击溃明军。明军见瓦刺军后撤，不加分析，轻易相信议和为真，一哄而起，纷纷奔向河边取水，阵营大乱。瓦剌伏兵见机转头直冲入阵，一面大肆砍杀，一面高呼“解甲者免死”，混乱中明军无法组织抵抗，大部溃逃而散，一部分解甲投降。英国公张辅、驸马都尉井源、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侍郎丁铭、王永和以及内阁大学士曹鼎、张益等五十余名大臣战死，英宗被俘，而王振，在乱军之中，被无比愤恨的护卫将领樊能击杀。土木堡一役，明军大败，社稷几乎倾覆。
综上所述，土木堡之变，无关于天灾，就是人祸！而要为这一惨败负责任的，首先就是王振，擅权开衅，逢君作奸，纵百死莫能赎。其次，英宗也要负很大责任，宠幸王振，导致朝政紊乱，听信怂恿，轻率行事，从而兵败被俘，咎由自取。而这一切，在正统元年，英宗即位，王振成为司礼监掌印之时，祸根就已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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