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认为，其实“靖难之役”朱棣是赢的侥幸，建文是输得糊度。咱们撇开朱允炆削藩的目的和朱棣起兵的过程，就单独就战争胜负而言，朱允炆他确实对不起他爷爷的一番栽培。朱允炆个人的城府和性格，以及他的能力都完全逊色于他的四叔。但即使这样朱棣的“靖难之役”之所以能成功，也确实有很大的侥幸成分。就楼主提的问题，重摆兵马，复盘一局。朱允炆想要战胜朱棣需要如下方法（完全是推测）：
不管对错，既然已经开始了削藩，就不要盲目自信的认为战斗力最强的燕王会老老实实的听话，在家等着被削藩，当时已经派了张昺，谢贵，张信，宋忠等将屯兵驻开平，并调走了北平原属燕王管辖的军队。那么就应该马上进驻燕王府控制燕王，不给他以战争准备的时间，朱棣不是装疯卖傻吗，可以以此为借口让其返（押送）京（南京）调（杀）养（掉），或者在南京久驻。
其次是既然朱棣已经起兵，并进展迅速，那么应该在军事上大胆启用中青年将领，组成多股小型突击集团，不断的侵扰，分割，蚕食燕军，切断燕军与大都之间的联系通道和粮道。使地狭兵少将寡又缺粮的燕军无法集中兵力南下。而不是指望李景隆，耿炳文这些前朝的纨绔勋贵来组织人马众多的大规模围歼战役，朱允炆和他们熟，朱棣比朱允炆更熟悉他们的能力，这样做的失误是燕军可以集中兵力，发挥速度优势攻其一点，以突袭，夜战等方式让臃肿的政府军全线崩溃，而导致号称“百万之众”的政府军在滹沱河之战中大败。
政治上全力安抚其他诸王，马上停止削藩。并派朝廷特使到各个藩国加恩封赏，并强调中央政权的重要性和大明礼法上的权威性（当时基本上各地都是明朝第一代藩王，朱元璋和朱标的恩威尚在），令各王遵守皇明祖训，起兵勤王，争取一个是一个。结果朱允炆却防着诸王趁火打劫，各地藩王全都做壁上观，朱元璋除了朱标和朱棣外还有二十四个藩王儿子（朱权被朱棣忽悠起兵了）结果只有一个谷王朱橞前来南京勤王。
在舆论上占据道统的制高点，在战事中后期学汉景帝杀晁盖一样，诛杀黄子澄，齐泰等力主削藩的大臣，并降低身份“主动”劝朱棣“迷途知返，有罪全免”。这样做一则让朱棣失去“清君侧”的师出之名，二则稳定其他诸王之心，这时在明确朱棣的燕军性质为叛军，号召天下士农工商百姓心向朝廷，彻底孤立燕军。而不是听从齐，黄等人的怂恿，上来就祭告太庙，削朱棣宗室属籍，废为庶人。这么做让那帮叔叔们和天下士绅百姓怎么看？到底是谁折腾谁？是谁弃太祖之训而不顾？是不是“清君侧”清对了？正好给了朱棣一个《皇明祖训》中的说：“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的良好起兵名义。
最后，朱棣依然明确与朝廷为敌，那就不要顾及什么太祖四子，当朝皇叔的身份了。朱棣既然是燕军（叛军）统帅，那么作战目的就要明确，那就是擒贼擒王，斩杀敌首，不需要前狼后虎的顾虑，我是皇帝，他是叛王，下令对朱棣是生擒最好，死的也行。结果是朱允炆优柔寡断，畏首畏尾，既想剿灭叛军，又怕伤害他的四叔落下骂名，后来在东昌之战，夹河之战中朱棣率数骑游走于战场之上，面对这么一个大造反头子，没有朱允炆的明确旨意，没人敢杀，没人敢抓，让朱棣巡视一圈之后绝尘而去，这样的话等于自缚双手，赖不着别人。
至于战事上的战略包抄，主攻佯动就不具体细聊了。其实削藩这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后代生乱，在本质上是没有错的，但朱允炆刚刚继位，资历尚浅，各方势力还未彻底臣服，他当时的自身条件比汉景帝削藩之时的条件差的远了，连当年汉景帝汉武帝这样的政治高手，还要弄推恩令慢慢分化和瓦解各个诸侯国，而朱允炆面对手握兵马的叔叔们，听从近臣之言，上来就干，实在是操之过急了，得罪了天下朱氏皇族，所以朱棣起兵这一步棋也是看准了才走的。
靖难之役相对历史上大多数血流成河的残酷皇家内战来说，感觉朱棣就都跟打着玩似的，一共打了三年，朱棣一路向南，耿炳文战败逃遁，李景龙踌躇不决，在兵马钱粮上远胜于燕军的政府军无法阻止其进攻，除了山东巡抚铁铉在济南阻挡了一阵外，后期沿途州府不是望风而降，就是任由燕军通过，灵璧之战中政府军被燕军断了粮道，袭击了押粮部队，弄得政府军居然因无粮而军心涣散。扬州，镇江两个南京门户重地不战而降，最后守卫京师金川门的朱橞和李景隆看见朱棣麾盖，开门迎降。
以一藩之力敢搏取天下而功成，朱允炆不成熟的政治失误和优柔寡断占九成，朱棣雄心壮志和破釜沉舟和燕王身份占一成。江山总有人才出，个人认为靖难之役的成功和太祖朱元璋屠尽前朝功臣武将确实有很大关系，但不是决定因素，还是朱允炆的统治能力和政治智慧决定的。这完全是个人理解，一家之言权当娱乐吧，毕竟是知道历史写历史，属于马后炮，也许当时的情况是并非写的这么简单。见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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