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芙蓉会议是在军事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中央红军到达通道时，蒋介石在通道东面的绥宁、城步，北面的靖州、会同、洪江、芷江一带构筑工事，修建碉堡，集结近20万军队，布置了一个大口袋，等待红军。面临五倍于己的强敌，中央红军如按原定计划北上湘西会合二、六军团，势必陷入敌人布下的口袋阵中，遭致可能全军覆没的灭顶之灾。在此危亡关头，中共中央于1934年12月12日，在通道召开了有关负责人临时紧急会议，有的说是军委扩大会议。出席的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还有李德，讨论进军方向问题。会议既无预定规格，也无明确程序，文献与回忆录公布于下，请仔细阅览后再评论:
一. 《红军长征史》写道：短促的通道会议，是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也是他的意见第一次得到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
二. 中央领导人到20世纪70年代初才公开说到这个会议。1971年7月7日，邓颖超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审查馆展陈列时说：上次你们提的问题，回去我问了恩来同志，在长征途中是否开过通道会议和黎平公议？恩来同志讲，是开过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后来党史上广泛使用开来。
三. 故李德在《中国纪事》一书中称之为“飞行集会”。这可能是通道会议见诸于史书中最早的名称。
四. 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中描述：“部队在12月占领湖南西南边境之通道城后，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了黎平。当时，如果不是毛 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3万多名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五. 担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毛泽东同志西进贵州的主张，得到多数同志的赞同。中央鉴于形势，接受了这一正确建议。后来通道县主张把通道转兵纪念馆建在通道老县城县溪的消息传到伍修权耳里，第一时间提出反对，说: “一纵队是指挥机关，二纵队是随军委行动机关，我没有过县溪浮桥，在通道老县城召开通道会议是不可能的。在播阳开会也不可能，因为播阳离贵州很近，如果在播阳开转兵会议，从时间上讲也迟了。”
六. 湖南绥宁县大事记【中华民国】：1934年12月12日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李德等在芙蓉一座古庙召开会议，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省进军，史称‘转兵会议’。
1934年12月12日这天，中央几个负责人在绥宁(今属通道)县境内的芙蓉木林庵召开了一次秘密的短暂会议，今史称“通道会议”。当日19时30分，中革军委发布《我军明十三日继续西进的部署》，要求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向黎平方向前进，“相机进占黎平”。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是这样记述的：“当我看到所发布的命令时，我才知道最后决定的全部内容。我请周恩来给我讲一讲详细情况，他显得有些激动，虽然他经常总是很镇定自若的。
老一辈革命家、老红军陆定一、伍云甫、张南生的长征大事记和长征日记：
1. 陆定一长征时任军委宣传部长，日记：【1934年】十二月十二日晴、军委二纵队到芙蓉寺附近，野战司令部到芙蓉。
2. 伍云甫长征时任中央军委三局政委，日记：【1934年】十二月十二日晴、大队伍六时出发，余守候一分队发‘5393’、‘5413’、‘5458’等台电报，下午到达芙蓉宿营；十三日晴、自芙蓉出发，经芦溪【村】进入播阳所。
3. 张南生长征时任国家政治保卫团政委，日记：[1934]十二月十二日到金殿。
4. 彭绍辉长征日记里记录：1934年12月12日、晴，行军。部队7时即准备出发，因'红星纵队'未过完，我师也未动。朱、周、博、洛、毛等同志也随'红星纵队'在此通过，我师才等到下午1时才出发，由两江口(本地俗称二江口)渡浮桥，经底艮(即地连村)、职笑洲(即菁芜洲)，'红星纵队'在此宿营(补充说明：当时蒋家堡村、九龙桥村、芙蓉村三村统称'芙蓉'或'芙蓉乡'，距离菁芜洲和地连村很近)。
5. 陈伯钧将军长征按照中央军委12月12日19时半'万万火急'电报部置：'五、八军团应赶进至土溪、元线[现]地域。并应由双江口不经牙屯堡另找路线西进']的指示精神，通过芙蓉、金殿等侗寨的日记: 12月13日、晴，行军。由麻阳塘经黄家堡、马家坝、双江口(今通道县新县城)、罗屋(今罗武村)、芙蓉到金殿，60里。本来8时许即出发，后因友军阻滞，遂将主力停止在黄家堡之线，造饭休息。后卫团则在麻阳塘、长安堡一带占领阵地，掩护我主力前进。15时以后，敌人在长安堡与我后卫团接触。至20时许，我主力已通过双江口，进至罗屋附近，即闻从双江口附近传来枪声。是晚敌人一直尾追我至马家坝(离双江口5里)。次日2时许，抵达芙蓉(村)，先头走错了路(从芙蓉向左一江头一黄江一金殿)，又耽误了两三个钟头，拂哓后才到金殿。(如果先头走中央军委路线芙蓉一金殿一炉溪或芙蓉一炉溪，会节省不少时间和路程) 12月14日、晴，行军。由金殿经沪[炉]溪、么姑到张黄，约35里。我军准备尾随我十五师之后，经新厂向贵州前进。所以今日黄昏前后由金殿出发，当晚赶到张黄宿营。我先头团则在晒渡(离通道县城县溪镇12里)宿营，并向通道[方向]警戒。我八军团则在深渡。
通道芙蓉会议的时间确定后，通道会议的地点便可以从众多红军指战员留下的文献资料(特别是第一手资料)中得到确认。同时，这些资料如果能够相互印证，便更增加了其可信度。红军长征时有多人留下了珍贵的日记，这些日记对判断其所在部队的行进路线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彭绍辉长征时有非常详细的日记，且对天气都有记载，因此可以判断为当时所记，绝非后来的回忆(回忆难免会有偏差)，因此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据其12月11日的日记记载：“我师受领掩护‘红星纵队’的任务。上午‘红星’在龙坪未动，下午尾随‘红星纵队’行进，‘红星纵队’到流源宿营，我师超越20余里到下乡宿营。”流源当时为绥宁县下乡乡(今属通道县下乡)所辖的一个村，在下乡东南6公里处，东距湘桂边界约6公里。由此可以确定1934年12月11日， “红星纵队”已由广西龙胜县进入湖南通道境内，并且夜宿通道县下乡乡流源村。彭日记与长征时主管机要电讯工作的伍云甫(编在军委一纵队)的日记又相互吻合，伍记载：“余随一分队十一时出发，十七时左右到流源宿营。”
由此可见，彭绍辉所记载的“红星纵队”11日上军事史林·2015年第5期·43·万方数据 午“未动”情况属实，该纵队1l时才出发，伍日记更是清楚记下“红星纵队”l 1日到达流源的准确时间为十七时。彭绍辉日记、伍云甫日记又同时与陆定一日记相印证。陆定一长征时编在“红章”纵队(即军委二纵队)，陆12月11日日记记载：“军委二纵队到了辰口(属通道县马龙乡——笔者注)，野战军司令部到平等。”野战军司令部即“红星纵队”。由此可以判定，此时军委二纵队走在一纵队前面。同处军委二纵队的国家政治保卫团政委张南生日记同样记载：“12月11日到辰口。”12月12日，15师原计划上午7时出发，因“红星纵队”未过完，该师上午在下乡掩护未动。
彭绍辉日记记下了当天从其面前经过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名单：“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朱德、副 周恩来，中共临时中央 博古、中央人民委员会 张闻天(洛甫)，中央执行委员会 毛泽东等同志也随‘红星纵队’在此通过。”这一记载尤为珍贵，它透漏一个重要信息，即参加通道会议的朱德、周恩来、博古、张闻天、毛泽东等人此时已经都会合在“红星纵队”了，这为开会创造了必要条件。
长征出发时，博古、周恩来、朱德在第一纵队，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第二纵队。这两个纵队行军时距离时远时近。如陆定一在名篇《老山界》中就写到，本属第二纵队的他跑到第一纵队的尾巴上。但为了安全起见，两个纵队一般都保持一定距离的。同时，彭日记记下了“红星纵队”的12日的宿营地： “我师到下午l时才出发，由两江口渡浮桥，经底艮，职笑洲， ‘红星纵队’在此宿营。我师本应到瓜坪宿营，因道路被敌挖断不易通过，故折回朱家桥宿营，翌日晨3时方到达。行程约40里。”查通道县地图，无底艮和职笑洲地名，而在下乡至瓜坪一线上有地朗和菁芜洲地名，且均在两江口往瓜坪村方向。彭日记中所称底艮和职笑洲当为底朗和菁芜洲的误写。地朗和底艮，职笑洲和菁芜洲字形相近，很可能是作者在撰写日记时顺手写下地名，且其地名来自当地老百姓的口头告知，后来出版时便排印成了“底艮”和“职笑洲”。
这一现象在其他指战员的长征日记中也有体现。如同一个地名牙屯堡镇金殿村，在陈伯钧1934年12月13日的长征日记记载为“金殿”，而在童小鹏的日记中记载为“金店”。彭日记关于“红星纵队”12月12日宿营地的·44·军事史林·2015年第5期记载，与伍云甫的日记记载完全吻合。伍云甫12月12日的日记写道：“大队伍六时出发，余守候一分队发‘5393’、‘5413’、‘5458’等台电报，下午到达芙蓉宿营。”伍云甫时任中革军委三局政委，跟随“红星纵队”行动，属纵队所辖的四个梯队中的第一梯队。其12月12日的宿营地即为中央领导人宿营地。
同时，芙蓉村的地理环境也为通道会议的召开创造了良好条件。芙蓉村在菁芜洲西南5公里处，现属菁芜洲镇，处于一块地势开阔的小盆地中，在万山丛林、溪流密布的通道地区，由紧密相连的三村十八寨组成，当时就有四百多户人家，实属大村。康克清也回忆通道会议的召开地为村子： “出了老山界，来到湖南境内，不久走到通道县的一个村子里??。中革军委在这里临时开会，研究下一步红军行动的计划。”因此，可以确定，通道会议是在菁芜洲镇芙蓉村召开的。但具体是不是该村的木林庵堂，则到目前为止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从绥宁县大事记和芙蓉等村大部知情人都承认当年红军是在芙蓉古庙木林庵召开"转兵会议"的。
如果县溪镇能拿出那么多文献史证来证明当年中央军委一二纵队"在"县溪的铁证，才指人信服！否则就是弄虚作假。以后，希望广大媒体发挥实事求是的历史观，不然会误导人家，害人害己的报道不要出。牢记弘扬真实历史，才是正确不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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