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亡清兴的历史过程，探讨了明朝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在经济上、天时地利上、政治上有着难以克服的三重困局；而清朝实现稳固统治的核心步骤就是汉化，顺治帝吃透了帝王术的精髓，完成并深化了清朝汉化后的帝王专制。
1650年12月，多尔衮在专权多年以后去世，这时候清世祖顺治帝福临只有12岁。福临6岁即位，在多尔衮的权势阴影下当了6年皇帝。民间对顺治皇帝的印象是多情、冲动、信佛，甚至有野史说他后来秘密出家了，然而历史上真实的顺治并不是这样的，甚至他比被视为少年英雄典型的康熙还要早熟。接触过这父子二人的比利时著名传教士南怀仁，曾经在给朋友写的信中说，16岁的康熙在政治上还十分幼稚，经常自己拿不定主意，而要六部官员帮他做出决断，顺治从不这样，他“从小就凭自己的权力决定许多事情，全然不为大臣的意见左右”。顺治从12岁亲政，到24岁去世，短短12年里的作为足以证明，他配得上南怀仁的评价。甚至在历朝历代的皇帝里，顺治都堪称是帝王术的大玩家。他的这种素质，使得清朝完成了统治的汉化，而且发展出了新的专治制度，最终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下面我们具体描述一下顺治的帝王术。
一是将多尔衮实行满汉双头统治的权宜之计，化为了清朝皇帝绝对统治、满汉大臣相互制约的统治机制。多尔衮病逝后不久，顺治就宣布要亲政。他让济尔哈朗、苏克萨哈、索尼等多尔衮摄政时被压制的满族新贵秘密上疏议政，认定多尔衮有“挟制皇上、拘陷威逼诸亲王之罪”，后来又昭告天下，说了多尔衮一大堆罪状，然后剥夺了多尔衮的尊号和家人的爵位，把多尔衮控制的上三旗直接纳入了自己的管理之下。顺治还亲自阅览了所有重要官员的人事档案，然后毫不客气地说令他失望。为此，他对调了几个部的尚书职位，罢免了大批官员，通过清洗，巩固了他亲政的基础。
虽然顺治靠满族亲贵打掉了多尔衮的势力，但他并不打算重用满族贵族和多尔衮时期重用的北方汉族士大夫。很快，顺治下令南方籍贯、曾有东林党人背景的陈名夏、浙江海宁陈氏的陈之遴为弘文院大学士，辽东时期降清的洪承畴执掌都察院，取代了北方大臣。顺治还刻意将部分权力转移到汉人大臣主持的“内三院”，也就是国史院、内秘书院和内弘文院，以制约清朝贵族。清军总部和清朝朝廷从盛京，也就是沈阳，迁到北京后，北京的好房子都被清朝权贵占据了，汉族大臣一度连房子也找不到，顺治干脆让内三院大臣和家属搬到皇宫居住办公。过去，六部自己就可能决定官员的奖惩，顺治下令，所有章疏必须先交到内三院，由内三院先决定官员奖惩，包括满族官员在内也不例外。这样，实权就转到了汉人为主的内三院，而顺治再通过内三院的汇报最后拍板定夺。这样一来，内三院就如同明朝的内阁大学士，由官僚体系的代表变成了皇帝的私人秘书，专治在顺治手里得到了加强。
二是顺治以防止党争再现为名，改造了文人最高的理想，把文人士大夫的抱负从齐国平天下，变成了服务于皇家。顺治想要的是绝对的帝权，而不打算让士人们像明末那些道德英雄主义者一样行事，但这话又不好说出口，所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年轻的顺治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理由：防止党争。以此为借口，顺治让文人士大夫们认识到，他们的治国理想是有天花板的，这个天花板就是帝王的绝对权威。为此，顺治展现了极高的帝王术。
比如，1653年出了一个任珍案。任珍是汉军旗军官，立有功勋。他家有人不守妇道，任珍滥杀了几个家人和婢女。这本来是普通刑事案，但顺治抓住机会划分臣子的边界，显示帝权。顺治把这个案子交由刑部审理，刑部的结论是应判处死刑。顺治对这个结论不满意，两次下诏，让满朝的九卿科道一起讨论这个案件。结果满汉官员都一致认为应该维持死刑原判，但满族官员有满族官员的理由，汉族官员有汉族官员的理由。顺治抓住这一点扩大事端，他质问说，意见不同是正常的，但为什么满官的意见没有一个汉官赞同，汉官的意见没有一个满官赞同？这不是党争是什么？
于是，顺治拿有实权的汉官开刀，下令内三院、九卿满汉官员、六科、十四道、翰林院七品以上的官员都到午门集合，为参与讨论任珍案的28名汉官议罪。官员们一看这势头，都纷纷给这28个汉官泼脏水，最后议定：陈名夏、陈之遴、金之俊等三名汉族最高级官员死刑，13名汉官流放边疆，其余汉官降职、革职。顺治对这个议罪过程很满意，这个时候他站了出来，开始表现皇帝的仁慈，最重的处罚，不过是削官二级，罚俸一年，陈名夏等人的大学士照当。
顺治这样的帝王术用多了，多数人都明白了臣子的言行边界在哪里，治国平天下该怎么治。所以，从顺治朝开始，就再没有什么狂放的士大夫了，几乎所有人都认识到，自己只是帝王权力体系中的一个工具、一个零件，只需要做好技术性工作就行。明朝帝制专权就这样被顺治完整地继承了下来，而且还有所强化。
为了彻底让天下文人不再自行其事，乖乖从属于新帝制的体制下，1652年，在几个御史提出建议后，顺治颁布了禁止党社的命令。从此，明末复社这样活跃的书社、诗社就不复存在了。以往交友，都需要明确自己属于哪个盟社，现在只能明确是同窗、同年。“同学”这个词，就是在顺治禁止结社以后，开始流传至今。如此一来，党争虽然暂时没有了，但是士大夫的独立人格也丧失了，他们的政治理想只能在皇帝允许的范围内，士大夫阶层实际上已经异化。
我们再来说说那个陈名夏的结局。他曾经和辽东时期归顺的老臣宁完我在私下里提过，要想天下大治，只需要做两件事：留头发、复衣冠。陈名夏大概认为，这样异族统治给汉人带来的困扰就会完全消失，结果宁完我告了黑状，顺治亲自审问陈名夏，十天后，派人将陈名夏绞死。明末士大夫的最后一丝自由，随着帝权对陈名夏的制裁，从此消失不见。而痴迷汉文化的顺治，对于这样的结局似乎既满意也不满意。半年多以后，顺治在其他汉人大臣陪同下游览南海子，聊起了陈名夏。陪同的大臣当然是对陈名夏各种批判，顺治却沉默了半晌，幽幽说了一句：“陈名夏总归是个好人。”或许在这一个瞬间，顺治不是作为一个帝王，而只是作为一个痴迷汉文化的文化人，吐露了一点心声。
顺治看透了明朝专制统治的真谛，降服了士大夫阶层，巩固了清朝的专制统治，到他的儿子康熙时期，还出现了最后一次王朝盛世，但是，顺治也阉割了传统中国文化中的精华，同时抹去了清朝民族原有的野性和自由气息，当两种文明、两种文化相遇时，没有像隋唐那样发挥出正向的集合效应。失去灵性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制度，在清朝完成汉化的同时，也就接近走向了需要向死而生的阶段。清朝实现了定鼎中原的洪业，但是他们的统治，也让中国帝制时代的政治发展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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