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乾隆后期国库空虚以来，嘉庆的日子不好过，也影响了后来的道光。翻检《清宣宗实录》的记载，因为经济拮据，道光皇帝倡导节俭的言行随处可见，并且达到了古今罕见的程度。
他在即位之初，即下令停止进贡荔枝、扬州玉，减各省方物例贡，发给朱圈贡目，毋得任意加增。此后，贡目中的陕甘口外的梨贡，两淮盐政进贡的烟盒花爆等亦相继停办。
道光恪守祖制，连热河避暑、木兰秋弥等清朝皇室相沿成习的活动，因耗费过大、扰及地方也很少举行了。除了每年祭扫祖陵，他也很少离开京城。
此外，他停兴筑、罢南府、撤三山及各园苑陈设等等，尽量压缩官室的排场，内廷重要节日的进献，筵宴亦时常传谕停办。
道光元年（1821年），道光帝御乾清门听政，颁布《御制声色货利谕》，这是他崇俭黜华的上谕，其中不乏警句——
声色为之害大矣。
为人君者，尤当以礼自防，无为所惑。
后世子孙，若能体朕之心，法朕之行，成朕未竟之事，造次无忘不迩声色之谕，即我大清万世天下臣民之福也。
省一分，天下阴受一分之福，于吏治民生，不无小补也。崇尚节俭，励精图治，从我做起，这是好的，但为了节俭而节俭，以至于失去体统，就成得不偿失的表面文章了。
道光皇帝除龙袍外，上朝的时候还穿着打补丁的裤子。他的嫔妃平时不得穿锦绣衣服，臣工亦要求以俭为尚，结果弄得满朝文武都是破衣烂衫，上朝就像丐帮集会。
武英殿大学士曹振镛，天性爱节俭，平日花一文钱都要打算盘，这种德性让他和道光之间十分投机，每天都要被召进宫中长谈，不谈国家大事，只谈如何节俭过日子之类的家庭琐事。
一日，道光召见军机大臣，曹振镛跪近御座，道光见他裤子膝盖处有补丁，就问他：“爱卿的套裤也打掌吗？”
曹振镛回答：“裤子易做，但花钱多，所以也打补丁。”
道光又问：“裤子打掌要多少钱？”
曹振镛回答：“三钱银子。”
道光感叹：“你们在宫外做东西便宜，我在宫内还要五两银子。”
感叹完，道光从此逼宫中皇后嫔妃一律学做针线活，皇帝身上衣服有破绽，都交给后妃们修补，内务府一文钱也不得沾光。
因为道光皇帝节俭到了这种程度，京城出现了本末倒置的怪现象，旧货铺子的生意奇好，价格奇高。有些穷京官买不起旧衣服，只好自己做旧，把好端端的新袍子弄脏弄破，再加上补丁。
穿是如此，吃亦如此。
道光皇帝规定，宫中每餐不过四样菜肴，除太后、皇帝、皇后以外，非节庆不得食肉。
为了省钱，道光还曾明确规定：皇帝生日的万寿节、皇后生日的千秋节以及除夕、元旦、上元、冬至等庆贺礼仪筵宴都停止举办。
道光对皇后非常敬重，有一次，皇后生日，他破例为皇后祝寿，怎么个祝寿法呢？
特批御膳房宰了两头猪，赏献上寿礼的满朝亲贵大臣一人一碗打卤面。
然而，在满朝上下齐声赞颂皇帝俭朴崇实的圣德时，王公重臣如穆彰阿这一些人照样奢侈，照样腐败。这不奇怪，格局都在打补丁一类的小事上，道光实在缺乏雄才大略，不说他没有开元的宏规，就是节流，他节的也是眼前的小溪沟，在吏治反腐等制度设计上，既没有魄力，也没有能力。
道光节俭历来评价不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因节俭甚至达到了误政、荒政的程度。
鸦片战争，从头到尾他打的是吝啬仗、无出息之仗。
1839年，林则徐受命到广东查禁鸦片，林则徐说：“若鸦片一日不禁，本大臣一日不回。”这个时候，道光是支持禁烟的。但当林则徐逼迫英国领事义律交出鸦片，承诺一箱鸦片给英商五斤茶叶补偿的时候，道光一算账，收缴两万多箱鸦片，价值八百万两白银，因心疼银子，他马上变得犹豫不决了，最后还是林则徐表态：“所需茶叶十余万斤，应由臣等捐办，不敢开销。”道光这才批复同意。
吝啬之主多是患得患失之主，鸦片战争打起来后，道光即是如此，议和心有不甘，开战又没有底气，中途惊慌失措，签订《南京条约》后又意志消沉，难以振作。
即便拿道光在位时拿得出的一项政绩（平定新疆回部张格尔叛乱）来说，其所谓的节俭也是到了难堪的程度。
张格尔叛乱被平定后，道光赏宴有功之臣，两桌人，几道菜，却无人敢动筷，生怕一动筷，便要吃光那陋食。而道光坐在那里，也是既不吃菜，也不喝酒，只和功臣们干聊，一场庆功宴搞成这样，可见道光朝的气象。
至于其他政务也是如此，在讨论诸如海防、边防、黄河治理等问题时，只要一提到钱，道光必是面露不悦之色。
在探讨新疆防务时，将军们上奏至少要一万八千名士兵镇守，道光居然上来就砍掉了三分之二，只批准清军留守六千人。将军们愤然回击，提出专守新疆东部，让西部自治，不管算了。道光听了又指责其居心叵测，经过几年扯皮，道光最终才决定“各省绿营兵额内裁百分之二，岁省三十余万，以为回疆兵饷。”
另一让道光节俭不为历史所认可的便是他在修自己陵寝上的做派，外俭内奢，比乾隆花的还多。
总而言之，道光守成，守的是芝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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