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
在美轮美奂的圆明园里，道光皇帝长出了一口气。两年多的战争，巨额的军费支出，屡战屡败的不愉快经历，总算要过去了。
为了给这件事划上句号，皇帝给负责谈判的官员下了命令，要求他们与洋人谈判时，把后续所有的事情都考虑清楚、写明在条约里，避免后患，“万不可将就目前，草率了事”。
一句话，端坐在京城的皇帝，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沙子，不管周围环境如何，不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不在意谈判谈了什么，只想尽快签约、收场，让所有事情重回原来的轨道。
只可惜，有的事情发生了，就不可能再回到从前。有的人来了，就不可能再走。
因为这个决定，道光皇帝把大清帝国推上了坠落的悬崖。
一、把节省用错了地方道光是个非常节省的皇帝。
道光皇帝
作为一个读了32年书、当了22年储君的皇帝，他久经世事，当然知道金钱的力量，知道财富来之不易。因此，他把节省变成了自己的生活习惯，变成了评价文武官员的标准，变成了贯穿三十年执政生涯的治国理念。
用这种理念来审视之前的战争，道光皇帝得到的最大启示就是：钱花得太多了！
签约后，英国人索要的赔偿是2100万银元，已经够心痛的了。没想到，两年多的战争打下来，前前后后竟然花了2500万两白银军费！
作为一个舍不得坐轿子、穿裤子要打补丁的皇帝，道光心里充满了愤怒和惋惜。这么多钱，能买多少顶轿子？又能买多少条裤子？
皇帝告诉大臣们，洋人的船很快，一会到南一会到北，要想防住他们，就得让所有沿海省份都戒严。而且，咱们与他们隔着大海，就算在岸上打胜了，也不能下海去“扫穴犁庭”，得不偿失。朝廷的银子，能这么白白消耗掉么？好在洋人只是想做生意，还是给点好处、尽快把事平了吧。
于是，等洋人的舰队撤出长江后，皇帝发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要求沿海各省裁减军备、节省军费，连刚刚招募起来的水师都要解散。此后，直到1850年去世，道光皇帝一直按照节省的思路来办事。
有的官员组织仿造西式战舰，他一开始倒是很感兴趣，将造船图纸发给沿海省份借鉴。但当地方官员报告说花钱很多后，他就失去了劲头，不再过问。
有的官员仿造出了新式洋枪，性能很好，但比旧式鸟铳贵很多，他缺乏信心，没有兴趣，好像算命先生一样告诉上奏的官员这事绝对干不成，“必成望洋之叹”。
有的官员提议仿造火炮和火轮船，希望投入大量经费，高价从澳门雇佣外国工匠，他也不允许。
皇帝真是太健忘了。就在不久之前，他还在感叹，大战在即，没有得力的将官，没有精锐的士兵，没有强大的战船，这仗怎么打？但打完仗之后，他的心思已经变成了“莫提钱，提钱伤感情”。只要签了条约，就是天下太平，没必要在军备上花钱。
皇帝没有想到，手上的钱，只有花出去才能产生价值。该花的钱就必须得花，如果全部捂在手上，反而起不到半点作用。裁撤军备、不造枪炮船，当然可以省钱，但也丧失了建成强大武力的可能。面对来到家门口的外敌，无兵、无枪、无炮、无船，下次该怎么应对？难道上战场后派人直接用银子砸吗？
二、装睡的皇帝叫不醒战争结束时，60岁的道光皇帝已经执政20年了。20年来，帝国发生了大大小小的事情，但在他看来，主要就是管理财赋、治理腐败、赈济灾民、剿灭匪寇等几件事而已。至于洋人，只不过是大一点的匪寇，只要给点好处，招安就行了。
经历过战争时期的心力交瘁，皇帝已经不想折腾了，他只希望诸事平稳，耳边平静，最讨厌手下的官员惹出事情还要让朝廷来收摊。
按照这种想法，道光皇帝对战败的总结，首先就是“用人不明”，甚至悔恨得“握拳捶心”。为此，他严厉处罚了所有参与这场战事的大臣，主张抵抗的林则徐，主张妥协的琦善、奕经、奕山、伊里布，带兵打仗的杨芳……等等，只要跟这仗败仗沾边的官员，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林则徐
皇帝把责任推给了臣下，畅快地发泄了自己的愤怒。但他没有想到，这些封疆大吏都是官僚体系的佼佼者，一个人失败可以理解，一群人全失败又意味着什么呢？他更没有功夫听取这些“无能”臣子的汇报，或要求一线的官员如实报告情况并提出建议。所以，在后来的历史上，参与鸦片战争的官员几乎没有人对国家提出有用的建言。
虽然当了20年皇帝，道光还是没有悟透一个道理：做事失败和追究责任是两回事。追究责任是必要的，但绝不能代替对问题的查找和对教训的总结。找不到真正的问题并拿出有效的方法，下一次还是要失败。
大臣们慑于皇帝的威严，不敢再谈论与洋人有关的事情，碰到相关事务都绕着走，生怕被皇帝迁怒，但也有人的眼光开始看向外面的世界。
第一个这样做的人，是林则徐的好朋友魏源。林则徐知道皇帝的心思，不敢在奏章上提及洋人的事情，但他心中到底充满焦虑。于是，他把自己在广州组织人翻译的外国书报等材料都交给了魏源。魏源受好朋友托付，继续收集各种材料，在战争结束的1842年编成了一部50卷的《海国图志》。5年之后，在1847年又将全书扩充为60卷。最后在1852年，定稿为一部100卷的大书。
《海国图志》
在这部书里，魏源系统介绍了欧洲各国的历史、经济、政治情况，并对战争失败作了总结，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想法，也就是学习洋人的长处来对付洋人。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比如建立翻译官翻译外文书以便了解外国的情况，在广州建立官办的造船厂、枪炮厂，学习洋人练兵之法变练士兵，等等。
还有一个叫徐继畲的官员，在1849年编了一部10卷本的书—《瀛环志略》，说明了地球上大陆、海洋和各个国家的分布，系统介绍了西方各国的地理情形和经济政治制度。
可惜的是，尽管这两部书都在道光皇帝执政时编成，但皇帝从来没有看过它们，甚至可能没听说过在他的治下还有这两部书。皇帝不知道，自己在战争期间问出的一系列问题，如英国到底地方有多大？所属国有几个？英国到新疆有没有旱路可通？与中亚地区的以前有没有来往？都能在这两部书里找到答案。皇帝更不知道，这两部书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很快就被日本人当作至宝，买回去翻译、学习，由此这个岛国踏上维新之路，并在几十年后像洋人一样彻底打败他的帝国。
1845年，也就是战争结束之后第三年，经道光皇帝批准，清廷向俄国赠送了藏文版的《大藏经》。俄国政府的回礼，是800多册西方图书，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技术、工艺、地理等各个类别。道光皇帝对此并不感兴趣，所以有关部门收到这批图书后，只是把书名翻译出来就存档了。蕴涵宝贵知识的书籍，一直放在皇宫的书架上停灰。直到13年后的1858年，才有官员在库中看到它们，并深深感叹，如果早点把这批书翻译出来，肯定能对朝廷了解国外情况、处置交涉事务有帮助啊！
此时，距离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只有两年时间了。道光皇帝的继承者——咸丰皇帝，面对的是和他的父亲一样的困惑：英国法国到底在哪？面积有多大？人口有多少？实力有多强？最难的是，又该到哪去了解这些情况呢？
三、选择“复刻版”的继承者道光皇帝自诩是个守成之主，他认为自己的帝国很太平，即使有少数洋人作乱，也影响不了大局。因此，他想把这种安定的局面维持下去，期望他的继承者也像他一样四平八稳，当个守成之主。至于守成的皇帝能不能适应鸦片战争之后的大变局，他不想知道，也不想操心。
在老成持重的皇四子奕詝和英气勃发的皇六子奕䜣当中，道光皇帝经历了长时间的考虑。最终，选择奕詝继承皇位，也就是后来的咸丰皇帝。道光皇帝的这一决定，使大清帝国彻底走上了衰退之路。
面对洋人的侵略，奕詝在不了解双方实力对比的情况下作出了开战的决定，导致京师沦陷，自己仓皇北逃。奕䜣则奉命留守敌占区，与洋人谈判，收拾残局，并在此后推动洋务运动，建立负责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组建培养翻译人才的同文馆，支持洋务派官员建海军、办实业、派使臣，使大清帝国跌跌撞撞跟着时代的脚步往前走。
曾国藩
面对地方势力的壮大，特别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和湘军、淮军势力的崛起，奕詝始终是警惕和打压，终其一生没有给曾国藩授予地方主官的职位，上下离心离德。奕䜣则在此后的岁月里，与这些新晋的实力派抱团取暖，相互支持，成为支撑大清帝国的中坚力量。
最关键的是，奕詝体质薄弱，1861年就去世了，年仅31岁。死后留下独子，就是后来的同治皇帝。同治皇帝同样年纪轻轻就去世，没有留下后代。奕䜣则身体康健，一直活到1898年，终年67岁，比道光皇帝所有的儿子都活得长，并且生育了4个儿子、1个女儿。道光皇帝选择奕詝的直接结果，就是在变乱的年代，在最需要领导力的时刻，大清帝国却没有一位成熟的君主掌控朝堂，50年换了4任皇帝，权力被慈禧太后掌握，国家呈现一派衰败景象。
喜欢当“鸵鸟”的道光皇帝，不在意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注重失败教训的总结，不关注未来方向的选择，不仅在鸦片战争失败后的8年内毫无作为，而且选择了不合适的继承者，亲手为帝国埋下了分崩离析的爆炸引线。
作者：我方团队特邀作者听竹
参考资料：《清史稿·宣宗本纪》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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