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首任国务总理唐绍仪）
（袁世凯与各国公使）
谢邀，现在就以民国初年，孙中山担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以及袁世凯北洋政府时期的几笔借款来分析。基本上，借款都必须有担保抵押，而中国政府拿来担保抵押的自然是拥有的优质资产和收入来源，比如优质国有企业，以及关税，盐税等。
1909年，英法德美组成了著名的四国银行团，专门负责对接中国政府的大额政府贷款，核心金融机构和是汇丰，东方汇理，德华，花旗等外国银行。
南京临时革命政府成立后，财政拮据，进行了多次对外贷款接洽，著名实业家“南通状元”张謇就任临时政府实业总长后，以自己主办的江苏铁路公司出面，和日本大仓组建立了三百万日元借款合同，以上海至枫泾的铁路资产为担保，其中50万给了江苏都督程德全，其余250万给了南京临时政府财政总长陈锦涛。
另外，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大总统之后，北洋政府的财政状况也很窘迫，新任国务总理唐绍仪出面和四国银行团开始谈判，后者答应在三个月内垫款700万两救急，此时，袁世凯还大方地从中拿出200万，通过上海汇丰银行给了南京临时政府，算是一份南北议和，两府合并的见面礼，这笔垫款以轮船招商局所有的商船为抵押。
然而就在此时，北京的北洋军因欠军饷而发生兵变，这个事件的直接后果就是，四国银行团感觉中国政治局势不稳，终止了后续垫款的支付，并暂停借款谈判。
此时，一直苦于无法进入对华借款银行团的沙俄出手了，以华比（利时）银行出面，与唐绍仪开始接触。华比银行的后面，则是大名鼎鼎的华俄道胜银行。
在俄国的斡旋下，唐绍仪与华比银行驻华负责人德弗斯开始谈判，最终达成了一笔高达1000万英镑的商业借款，相当于白银一亿两有余，换算成大洋，也有1.4亿元，几乎等于当时北京政府岁入的七倍，宣统时期前清朝廷岁入的70%多。
然而此时袁世凯和唐绍仪一方面和华比银行继续谈判，一方面和四国银行团中的美国财团代表司戴德开始勾兑，没想到兵变结束后，四国银行团对袁世凯北京政府的前途转为乐观，不仅同意继续垫款，还同意立刻重开谈判，另外，袁世凯为了安抚四国银行团，还和四国银行团达成了一个君子协定，不接受银行团以外国外金融机构的借款。于是，一个借款问题，不仅构成了唐绍仪和袁世凯的矛盾，也让北京政府的信用产生了裂痕：
1912年3月14日，唐绍仪不等袁世凯点头，就命令度支部和华比银行签约，根据合约，华比银行立刻支付100万英镑，实际到账79万英镑，担保物是京张铁路，折合800万两白银，其中230万两跟着唐绍仪到了南京，作为遣散南京周边革命新军的费用。
这一下，惹火了英法德美四国，四国公使直接找到袁世凯，指责袁世凯纵容唐绍仪违背了君子协定，与华比银行借款，更严重的是，既然是政治借款，就应该有明确的用款方案和预算，以及各项款项使用的监督机制，唐绍仪带到南京的230万两，以上措施一项也没有，所以后来四国公使提出，日后所有中国政府之大宗政治借款，必须由四国银行团选派审计组进驻监督，用于借款的抵押品，也必须由四国选派专业人士进行管理与改革。
对于这种条件，财政窘迫的北京政府自然也没什么调价还价的余地，于是同意了六国（四国加日俄）银行团的要求，签订了垫款章程，银行团宣布从5月开始，分三次给予北京政府900万两的垫款。唐绍仪因借款事件，上任三个月后即黯然去职。
第二年，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和北洋政府代表于1913年 4月26日在北京签订了善后借款合同21款和附件6号。借款总额2500万英镑，年息5厘，按84%实交，47年偿清，本息共计67893597英镑，以盐税、海关关税为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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