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49岁的阎锡山亲自编写了一首《希望将来歌》，描绘他对未来的理想。他用通俗的语言，让全省人民传唱，从而鼓足勇气，提高信心进行经济建设。这是他对生活的歌颂，也是对山西未来的憧憬。
“无山不树林，无田不水利，无村不工厂，无乡不职校，
无人不劳动，无人不入校，无人不当兵，无人不公道。”
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阎做过很多的思考和前期探索。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进山会议”。
“进山会议”是1920年6月21日开始的，前后坚持一年多的时间。之所以叫“进山会议”，是因为会址在督军府内进山上的一个大厅。时年37岁的青年都督阎锡山亲自主持这项活动，很快风靡太原城，一时成为盛事。这种重大的民主政事，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是少有的。当时的山西军政界趋之若鹜，以有资格参加进山会议为荣，参会者陆续增加到134人。最后能获得参与的，都是由阎锡山亲自圈定，信得过、有水平、有地位的骨干分子和社会名流，包括进步人士，甚至共产党人。
阎锡山给会议规定了三条研究准则：一是研究的结论必须“对”，即“得乎人心之所同然”；二是研究的结论必须“无父母”，就是言行不惨杂一方、一派成见，要为山西好；三是研究的结论必须有“儿子”，就是不能不着边际、不绝“后”，就是有结果和途径。他还给会议提出了研究目标：“人群组织怎样‘对’”？所谓“对”，就是符合山西实际。
“进山会议”果然得出一系列符合历史现实的重要结论，以至对以后几十年山西的历史、人文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不能不在此简列出来：
一、对家庭问题的结论：夫妻所生的子女应该由自己养育，不应该推给别人，累赘别人；父与子应同居，各尽义务，有了妻室，则不同居。
二、对男女问题的结论：男女不能没有交往；男女应固定一夫一妻制，否定一夫多妻制；在男从女还是女从南问题上，应以生活能力为解决标准，原则上应定男性。
三、对教育问题的结论：教育必须道、艺并重（其它略）。
四、对自然物问题的结论：生则自种，死则归公……矿产公有公办而兼私办。
五、对工业问题的结论：工业应有限制。除必须之大工业，应偏重小工业；大工业应公办，小工业应私办。
六、对资本问题的结论：资本也可名为工本。由劳动而生，以补助未来生产者，皆资金也。因起始从人工而来，其终仍供人工而用，故也可名之工本。工本公用（即资由公给）。
七、对商业问题的结论：商业应有限制。因资本既由公给，商业自应限制。
八、对政治问题的结论：政治为随时修理人群共由之正道。使人人共由此道之行为，政教不分。对内由下而上，对外由上而下。
以上结论全面详实，深入具体，每一个问题展开来，直至今日仍可以写一篇大文章。百废待兴之际，说它是砸碎封建伦理制度的实锤，是新共和制度的奠基礼，毫不为过。“进山会议”的治晋之道，被阎锡山进一步归纳为：“六政三事”。
所谓“六政”就是：兴利方面的水利、蚕桑、种树；除弊方面的禁烟、天足和剪发。后来加上种棉、造林、畜牧三事，合称“六政三事”。
“六政三事”是建立在调查研究上的，也是我们研究现代晋风晋韵的起点。也许是晋商环境渲染，在那样的大环镜下，阎锡山做得有板有眼。他先后成立山西禁烟考核处、六政考核处，以留美学生边廷淦为首任处长，又将政治研究所改为政治实察所，委派政治实察员40多名，分赴各县，进行调查摸底。山西当时人口不足千万，以种地为主，年入约15000万元（旧币），而支出18000万元，全省岁亏3000万元，可劳动青壮年二百五十万，除去士农工商，用现在的话说，下岗失业职工30万人。“夫我晋有三千万之岁亏，三十万之游民，每一念及，不寒而栗。”
“首在致富，富而后能强。”正是这种休养生息之举，使社会动荡平息，民心逐渐稳定，一传十，十传百，吸引山东、河北、河南各地流民趋之若鹜，纷至沓来，山西成为一时风头无俩的“模范省”。据统计，建国后山西的一些劳动模范，如陈永贵、李顺达、吴吉昌等都是那个时候从山东、河南逃难而来。山西称为模范省，最早见于国民二军军长岳维峻“贵省模范全国”的通电，后有冯玉祥将军的“民国十四年来，干戈扰攘，几遍全国，只留晋省一块干净土，外攘内安，苦心经营，是以有模范之目”的褒赞之语。
我注意到山西人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海南海口，当时有一位山西同事赵哈林，我们叫他“布哈林”，或者山西“老西儿”。在管理层、不同地域的争权夺利中，除了工作，他心态恒稳，一概不参与、不搬弄，是我喜欢的好朋友。从那个时候，我感受到山西人的不同。但这个根源在哪里？应该说，竞争并非是文明进化的必然，教化却可以扭转出新模式。在周围的河北、河南人看来，山西人最憨，山西人的钱好挣，却不知道，这正是因为山西人良好的诚实守诺精神；山西人的保守谨慎，正是山西人稳健守法的品格。一般来说，来自于中原、华北动荡环境磨砺中的人群，虽然狼性，却缺乏山西人温良敦厚、脚踏实地的品行素质，山西人在近代，曾经经历过最好和最长时间的有序管理，山西人的群体素质是不多见的。行遍全国的晋商，把山西的关公带到全国，带到整个华人世界，带进了神话队伍。这就是山西人。追根溯源，研究自我，研究民国以来的山西人的国民性，不能不正视它的治理者的理论和烙印。这个人就是阎锡山。他对山西的治理近四十年，其间历经军阀混战、抗日战争，直至全国解放。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也绕不开这个人。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研究阎锡山，研究山西人的发端。
但这种治理本身并非容易。阎锡山要求全省每人植树一棵，就曾要求机关职员、学校教师带头，每人植树两棵。他放下枪炮，成立了农桑总局，各县成立农桑分局。除了引进良种，改善畜牧业，还在山阴县设立了山西畜牧学校，山西棉业试种场。除了种树、桑蚕、畜牧，还剪发、禁烟、放足，大办工业。开风气之先河。“六政三事”对山西人文奠定，人民的风格教化，对现代山西的基础布局，仍然留益于当代。
自由和幸福之花往往是鲜血浇灌。
康佩珩是老同盟会会员，他负责阎的老家五台县东冶镇的放足工作。给缠小脚的女人放脚，不是我们现在想象那么受欢迎，甚至要用生命去换来。康佩珩先从家里开始，把枪放在桌子上说:“你不掺（解开裹脚布）脚板子，我抢毙了你！”他老婆和弟媳们是在这种威胁之下放了脚。
难度更大的是河边村。人们不满地说：“阎锡山实在管得宽，连女人们的脚，他也要管。”东冶镇16个标头，集合手下几百号人，包围阎府示威。后来，以河边村曲汝霖和宋周全为首，聚众一两千人去东冶镇，攻打康佩珩的保安社，并杀死县政府派来的公差。那天正逢东冶镇赶集，人越聚越多。保安社为驱散民众，不得已放了一枪。曲汝霖等人却高喊：“没枪子，是空枪！”面对围困，保安社真开了枪，当场倒地十几个人，人群才一哄而散。领头的曲汝霖、宋周全抓到省上，法官问他们：“临走（枪毙）还有什么事不放心？”曲汝霖说:“啥事没有，就是想见见老婆。”宋周全则说:“我家里还有七十岁的老母，没人奉养。”法官核实后，曲被杀头，宋配桩，被刽子手在脸上划了一刀，吓得屠户出身的宋周全昏倒在地。
后来，宋周全回村，还是杀猪卖肉，但若有人提到他陪桩的事，便吓得裤子里拉屎，彻底怂了。五台县剪辫子、放小脚新政才算就此推开。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阎锡山。
阎锡山1883年10月生于山西五台县河边村，这里位于五台山与省城之间，被山面川，是向太原的必经之道。滹沱河蜿蜒流过，风景秀丽，并不偏僻，到阎锡山这一代，家境也初具规模。但是，阎小的时侯并不幸福。他出生的时侯，母亲就不在了，在外婆家长大，后来父亲经营破产，他当过放贷的小伙计，倍尝生活艰辛，为躲避债务，父子俩流落到太原。个人经历使他面对现实又精于算计，善于投机又走不太远，他深深感切社会的黑暗，才向往光明，留学日本时期接触到新思想，回晋组织辛亥起义。他向往财富、成名立万，富有危机精神，所以内固外稳，苦心经营，而独树一帜。
国民革命是从南方兴起，广州首义、北伐战争，所以革命党人一直以南方籍为多。而北方革命则以阎锡山为先，在袁世凯北方保守系列中，革命力量则是薄弱的。北方唯有山西革命与国民革命同行，襟北带南，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孙中山曾亲临太原，嘱咐“保守山西这一块革命基地”。阎锡山是同盟会在东京最早的创党骨干，袁世凯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实在是迫不得已，事实证明，不管是在南北议和，还是以后的反蒋抗争，这块土地既成为阎锡山的根据地，也是近代革命襟畿侧翼的关键力量。所以，中国近代革命不能没有山西，也不能没有阎百川。这是阎锡山不可埋没的功绩和政治权力的第一桶金。那时候的阎锡山是革命的先锋者。
要实行“六政三事”方略，必须依托组织保证，而组织体系的建立，最锐利有效的武器，在阎锡山看来则是“村本政治”。这是“进山会议”时就已经得出的重要结论，也是阎锡山的创造。所谓“村本政治”，即如阎锡山所说：“一家的事，一家处理，一村的事，一村处理，我们大权，我们自用”。自下而上，以村为本，对了由你，不对由我。
借鉴历史上郑国子产、齐国管仲、秦国商鞅变革，以及留学日本观察的社会架构，阎锡山认为，中国的政治起点不在省，不在县，而在最具体的村。“行政之本在村”。阎留学日本，正是共产主义传播中国之前，“共产党”的英文直译就是“公社”，即村镇自治体、最小的行政区划。“共产党”这三个字就是日文直译。阎锡山把他的行政治理单位直接到村，倡导施行村本政治，“以全副精神，排除万难，将政治放在民间，以完成我山西民治主义。”村本政治就是人民政治，虽然离村民自治尚远，但是，从基础开始，从上到下的贯彻方法并非无益。这是中国民主最早的萌芽。
确定村制后，按照《村民会议章程》，首先建立村民会议，选举村长，建立村公所。村公所是村中的行政机关，村长则为“一村之灵魂”。接下来就是整理村范（行政）、制定村约（立法）、建立息讼会（诉讼）、组织保卫团（武装）。你能想象得到吗？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山西民主政治许多方面比我们现在的村民自治走得更远，也更全面，更大胆。
在山西农村，阎锡山把现实中不守法的人分为十种：
一是贩卖金丹、洋烟者；二是吸食金丹、洋烟者；三是离婚者；四是窝藏赌博者；五是盗窃者；六是平素好与人斗殴或持刀行凶者；七是壮年分子游手好闲者；八是家庭有残忍情形者；九是忤逆不孝者；十是失学儿童。
村组政指导员都是经过他亲自选训后指派的。村管理管什么？一是人的管理，要做到“不让什么人进村，什么人进不了村；不让什么人出村，什么人出不了村”。二是物的管理，“不让什么东西进村，什么东西进不了村，不让什么东西出村，什么东西出不了村”。“村管理”、“兵农合一”和“新经济政策”成为他管理山西的三个抓手。生活、生产、战斗合一。对内压迫人民，规范不良，对外一致排外，针扎不进，形成了稳定的局域治理环境。
有了“村本政治”这个平台，阎锡山相应颁发了《人民须知》、《家庭须知》，嘱为遵守，作为准绳。所谓《人民须知》对所有公民，共分八章，通俗易懂，白话写作。
第一章民德篇，阐述“信、实、进取、爱群”宗旨要义，提纲挈领，明确目标。
第二章民智篇，主讲作为民众的义务责任。比如儿童要受四年国民教育，学会打算盘、写信、记账等本领，成人要了解36条刑律读报识字等。
第三章民财篇，讲种树、种棉、桑蚕、种麻、畜牧、经商、凿井备荒。
第四章家庭篇，第五章社会篇，第六章国家篇，第七章世界篇。产育、勤俭，甚至慈善、信教一系列的家庭社会责任，立本树规，意义不可谓不重大，内容不可谓不周全。
在《家庭须知》中，以家庭为单位，对家庭道德、家庭礼节、家庭规则、家庭教育、家庭卫生各环节予以仔细规划，比如要求和气、厚道、严肃、正直、勤俭、清洁、安静；比如睦族睦邻、互相敬重、反对虐待、衣饰整洁等，无不是山西人留给我们的美德。
“六政三事”，催生、融汇了、上升了阎锡山的新政理念：“用民政治”。他说: “民德、民智、民财三者，皆用民政治之实质也。至此三者之细目，则民德所应注重者，为信、实、进取、爱群；民智所应注重者，为国民职业、人才社会各项教育，民财所应注重者，为农、工、矿、商四项。”民德是期望百姓成个好人，民智是期望百姓成个有知识的人，民财是期望百姓成为有钱又有知识的人。阎在他的文章里又说:“余之政治，不外做好人，有饭吃两句话。”这就是他所说“配好、当好、能为三者合一的路”。
阎锡山说:“适时之政治作用，与人生发展企图想顺者，为用民政治。”反之，为安民政治。他说: “我国后世政治，只求安民，不求用民，其善者以无事不扰为主，其不善者则与民为敌，愚之柔之。故其民知依人而不知自立，知守旧而不知进取，知爱身而不知爱群。”
为了实行用民政治，他成立了政治研究会，编写推出《用民政治实行大纲》，完善提出一系列实施办法。阎锡山研究者刘存善先生把“用民政治”理论，归纳为具体三个方面：一是推行“六政三事”，发展生产力，增加民财；二是普及国民教育，颁发《人民须知》，提高民德民智；三是建立行政网，整理村政，为实行用民政治提供组织保证。
现代晋风由此肇始。你们看山西人身上是不是有用民政治的影子？阎锡山的新政实施是曲折的、渐进的。用民政治是民国阴郁天空难得的一片艳阳天。
阎锡山在山西所做的，远远不止“六政三事”、整理村政那么简单，在枪炮和权力之下，在军阀割据的烽火硝烟之中，阎锡山干了许多与战争无关的事情。在对生产力的改造取得显著成果的同时，阎锡山探索打破生产关系的桎俈。这是轰动山西的又一件大事，也是阎锡山“用民政治”的一部分。
“金钱金钱，你是罪恶的源泉，因了你的娇宠，痛苦了劳动万千
……钱币革命早实施，取消你交易的权威，贬你为普通产物。
实物作货币，劳动能变钱，那才是货币革命的具体实现。”
1934年，51岁的阎锡山，又亲自编写的另一首《物产证券歌》，道出他心目中又一番理想。他重新审视生产关系，计划发行自己的货币。
他计划发行的是“物产证券”，即根据实际物产，发行代金券，货物等值。为此，他找到很多人来论证，先后与马克思主义者温健公、邢西萍、张友渔、侯外庐进行辩诘，他提出“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不是适应共产主义思想，相反是妄想用自己的思想抵御共产主义在山西的发展。
和其他军阀盯着兵力、地盘、军费，谁的势力大拳头大就跟着谁嚷嚷不同，阎锡山提出自己的“经济革命”和“社会主义”，他有一套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主张，其社会改良思想，集中在“物产证券和按劳分配”。所谓“按劳分配”，以“土地村共有”、“兵农工合一”、 “现代井田”为前提，主张劳动者可以享有一部分劳动成果，以推动山西的发展，显然是有积极意义的。
阎锡山住在河边村，集中精力与他的秘书方闻、薄毓相加工修改他的《阎百川先生新村建设讲话》时发现，以正反两方面相互印证，更具说服力。于是，特邀各方面的学者先后到河边村，与他当面展开辩论。这就是又一项轰动效应的“河边会议”。
最早跟阎锡山辩论的是一位叫杜任之的共产党员、马列主义理论家。杜任之来到河边村，和阎锡山辩论整整十九天，围绕“物产证券和按劳分配”，先后与阎锡山讨论了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变与不变；二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会发生经济危机？三是关于“物产证券”的具体落实。可以看出，阎的“按劳分配”和马克思所指的“按劳分配”有显著区别，也并不是一回事。阎说：“我主张的‘按劳分配’，是劳动与享有一致，合乎人情，合乎道理，所以是永远不变的。”
1934年12月，阎父病逝，阎锡山仿照“庐墓百日”之古理，身穿孝服，守墓百日，进一步研究完善他的学说，计划召开理论研讨会。河边村召开理论研讨会的消息传开以后，山西各派政治力量和人民团体杜纷纷派人，到河边村参加讨论。一时间，河边村车水马龙，来宾熙熙攘攘。这中间，先后有侯外庐、张友渔、韩幽桐、邢西萍等一批共产党员、进步人士交流、讲学。
1935年4月，为使他的“物产证券和按劳分配”付诸实施，阎锡山与河边村的村长商量，欲在河边、宏道、芳兰等村试办土地村公有。当他说出自己的想法时，村长断然拒绝。阎锡山给他打气说：“怕什吗，有我替你撑腰！”村长说：“我看总司令也吃不倒老百姓！”阎锡山思之再三，最后没有敢在家乡搞试点。1936年，阎锡山将他的理论印制成单行本，并由太原绥靖公署编入《阎百川言论辑要》，大量发行，广为宣传。
“物产证劵”虽然最后胎死腹中，但不能不见到阎的抱负。其实际发展、控制山西工商业，增加财政收入。银行、煤矿、烟草，甚至铜元、火药无不收入囊中。他常说“算盘珠子底下有钱。”，“钱赚钱是不用管饭的孝子，300块一年的利息，比一个孝子一年辛勤劳动的收入还要多。”正是控制和掌握了三晋的财政、金融，才为他参加军阀混战，统治晋省，奠定了真正的实力。
实事求是地说，阎锡山的行政治理深度和成功经验，与山西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如果说青藏高原是世界的屋脊，那么山陕高原就是华北平原的高地，济河、沁河、卫河、漳河、滹沱河、汾河，三十多条河流发源卫护，形成天然屏障。又由于山西的独特盆地地理结构，东、南有太行山、中条山脉关隘，西有黄河天堑，北有长城沙漠和燕山山脉，相对隔绝。在相继于1917年击退陕西郭坚部侵扰，1925年击败樊钟秀部进犯后，“保境安民”成为阎锡山的政治主轴和生存法则，逐步在政治、经济、组织和军事领域推行。保境安民既是一种养精蓄锐、韬光养晦，也可以在娘子关内纵观天下风云，以逸待劳，克敌制胜，以弱胜强。这既是阎锡山治理理念的起点，避免山西人民的战争祸害，也是务实政治家的发展观。阎有政见，有政绩，是计划者，又是实践者，所以，阎锡山在山西、在中国近代，显然是一个值得敬仰的重要政治人物。
高铁、飞机航空，距离变轨小铁路的时代太遥远了。距离阎锡山1960年5月23日在台湾郁郁而终，也已经近六十年。这位曾经的“山西王”，从参加同盟会开始，历经满清共和，到抗日战争的可圈可点，解放战争的反共内战，退走台湾，从此步出历史。但是，他给山西留下的烙印太深了，这就是我追随他的影踪走到定襄的原因。
说道河边村就不能不说佛教四大名山之首五台山。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东汉年间开始，历代修造的名刹鳞次栉比，佛塔摩天，辉煌荟萃，不乏热闹。因为这个缘故，五台山至太原这一条川道，不像我在五台山背面看到的那么僻静，一条货运和客运的道路把滹沱河和河边村分割到两边。面河靠山，相距不远，分别是徐向前、薄一波、阎锡山的故里，就像湖南毛泽东、刘少奇的故居，江苏扬州和泰州两位领导人的世家并立，让人感慨。
杰出人物好风水。唯一不同的是，交通便捷，正是这些最初的革命者走出忻州、太原，走向世界的便利条件。我的想象中，一直认为滹沱河在河边村的南面，实际上滹沱河在西，河边村在东。此时微风夕照，背后的绿山与村庄一片辉煌。就好像太极拳故里陈家沟的村落街道，婉延向里、向上，装饰的灰墙、活动的石板路、污染的工厂和奔跑的货车，熙熙攘攘，为旅游和财富而来，恐怕就不是阎百川所要的安宁了。
这里见到最多的当属“文”、“沱”，文是背面的文山，三面环抱，绿色绵延；沱是滹沱河，登高远眺，面阔界宽。阎姓在本地并非大姓，闫出名以后都搬到了太原，后来又到台湾。
从高往低、从东往西是阎锡山家族的祖坟、子明慈幼院、东花园、得一楼、总督府、新南院、西花园。就是这个河边村，中原大战，阎锡山为阻止冯玉祥归陕，竟派人将河边村到忻州公路的石桥炸掉，冯玉祥车到桥边，不得不长叹一声，无可奈何返回西汇别墅。被软禁达半年之久。
就是这个河边村，擘化一统的蒋介石曾亲自登临；朱德总司令也到这里，共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事。
还是这个河边村，当年阎氏父子建学校，办慈幼院，设医院，创工厂，开己巳渠，带头实行“村本政治”，遍布了阎锡山的足迹。与近代许多政治家不同，他的新政无不从自己的家乡开始。所以，在家乡打听阎锡山，好多年来，并没有什么好感。
流连在阎府旧址，你还可以看到阎府四墙两院别有特色的石刻条幅，有人统计共有24条之多。条幅内容大多讲究做人之道，反映出阎锡山的立身、民治思想。这也是在近代政治家的旧居难以看到的景致。
所谓：“处人莫好于久敬，能久敬人者，人亦久敬自己，互敬之下无惡因，无惡因即无恶事”、“用人当宥其错，惩其恶，严其限，密其则，宽以待之，专以责之，节以使之，明以考之，密以察之，当以赏罚之。”还有：“以公道处事则事顺，以恕道处人则人服，以和道处家则家睦”等，也有“唯心不适于今日，唯物反有害于人生，适于人生必心物一体”等。平易融熟又缺乏凝练的戒律和忠告，却可以深深体会到阎锡山的人生感悟。
说到这里，阎氏这个人物的所谓新思想，不外是新瓶旧酒，这就是近代革命党人的局限性。一分惑人，一分自省，一分糊涂。包在这个山西人躯壳里的是一个字：“中”，如果是两个字，就是求中。关于“中”，阎锡山说得很多:
“就形式上说，不过不及为中。就内容上来说，线的事，是无损为中；面的事，是俱利为中”、“中不是唯心唯物的折中，中是求对”、“世上无论何事，均只有一个恰好处。此恰好处，即是中。”
“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曰‘执两用中’，曰‘中也不中’，曰‘致中和’”。
阎百川“中”的思想和三晋治理，来源于孔孟的中庸之道和老庄的方圆之说，来自于传统教育深厚，从小熟读四书五经。又来源于日本明治维新后的近代思想传播，日本近五年，正是他心智成熟期。比如村级自治、武装自卫、户口管理，在山西整理村政的行之有效就来源于此。三是辛亥革命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影响，阎锡山一生自认笃信三民主义。四则是山西群雄环伺的现实使然，从君主立宪、变法维新，到民主共和、恢复汉室的转变，在那个清末民初的社会碰撞、交替时期，小国割据，左右逢源，重实利而轻战略，阎锡山的治理观，不免新旧具陈，充满局限。
在那样暴风骤雨的环境之下，刚直不阿者早已折戟沉沙，城头变幻大王旗，没有一点退却和头尾不一的变幻，要经营一方土地，培植一方势力，在这种间隙中生存游走，谈何容易。他一方面臣服袁世凯，一方面又和南方革命军遥相呼应，一方面抗日，一方面又屠杀共产党人，一方面对外宽襟护晋，树立形象，另一方面对内兵民一体，挤压人民。坚持实用主义的阎锡山为什么终止了和共产党的合作？一贯现实，想做山西王的阎锡山为什么不保全自己，接受和平解放？
所谓“中”的理论，从红军东征，刘志丹牺牲在山西，到忻口、平型关对日战役，直到解放战争，我军耗时七个月，付出重大代价的解放太原，可以看到阎锡山反动顽固的力量。另一面，我们看“中”也不中，正如他施行的不过是“存在就是一切”。“三个鸡蛋上跳舞”。他说“我们必须要备下三个窟窿，才能存在。要有一个不存在，你们的脑袋和老婆娃娃都完了”、“明知组织起来是个乱子，不去组织是个空子，为了防止人家钻空子，出了乱子，还不如自己去组织，掌握在自己手里，就可以防乱子、补空子。”
阎百川“中”的思想也来自于小时候经商生计的经验和成长环境的挤压，他说：“一切要适时，夏天穿夏布衫子，冬天穿虎皮皮袄。这就是适时”、“抗日要准备和日，拥蔣要准备拒蒋，联共又要准备反共。”拒蒋又拥蔣，联共又防共，抗日又和日，不仅仅是自相矛盾，更是陷入实用主义的泥潭，远没有那么高尚。这个时侯的阎老西和所有的军阀又有什么区别？最后选择逃跑台湾的阎锡山，一个和时代脱离、或者落后于时代的阎锡山，留下了一个灰暗的结尾。
阎锡山讲“中”的哲学，认为“对在两不对之间”，所以戒烟戒毒多半半途而废，达官贵人、富豪乡绅大多带头复吸。整理村政成立的保卫团也成为阎锡山绞杀革命者和工农红军的工具。比如陈旧的尊孔读经，抵制新思潮。阎锡山的用民政治充满曲折，充满荒诞，也充满局限。但在当时中国大部分地区在军阀混战、日寇入侵的的水深火热之中，人民流离失所，被奴役被迫害的动荡世界，山西相对社会安定，被称为“世外桃源”。
在河南商丘火车站，饭店内一位清扫垃圾的老者看我专心致志地看书，上前凑过来看，我合上书，老者看到封面阎锡山三个字，立即说:“阎老西是个了不起的人，统治山西三十多年。”显然，在北方，或者在后来人的映像中，阎锡山始终是一个重大的话题。民间自有民间的评价，比如说他修窄轨铁道，把所有的人货挡在山西境外。比如抗战史论中灰色的牺盟会，比如山西人相对于河北、河南人诚实和谨慎的民风，比如与他私情、为他自焚的表妹阎慧卿之间的传说。
“事到难为宜放胆，人非知己莫谈心”。（阎锡山语）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1912年2月12日，宣统帝溥仪退位，有清历史结束。北洋政府自1912年袁世凯大总统始，经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段祺瑞1927年止，执政近17年。中华民国又22年，自1927年北伐至1949年10月止，城头变幻大王旗，也是中国革命风起云涌之际。在这段历史中，阎锡山一直在山西耕耘，基本始终。那么，阎锡山是怎样一个位置呢？我们怎么看山西，看阎锡山在山西，看阎锡山的另一面？恐怕不能用“好”与“坏”、“红”与“黑”来简单评价。
在那样一个波澜壮阔时代，我们的新文化运动中出现了茅盾、沈从文、鲁迅这样的文化、文学大家，在政治领域我们有指点江山的孙中山、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这样的风云人物，在战争和军事史中我们有北伐共和、红军长征、抗日战争和蒋介石的解放战争，涌现出一批军事家、战略家，而在治国理政方面，唯一中国式治理探索者是阎锡山在山西。许多人不知道，山西是民国时期唯一的管理“模范省”。所以山西近代文化之根就在这个河边村；中国近代治国理政之探索者就在这个河边村。这是阎锡山的厥功至伟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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