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坡将军蔡锷在政治上颇有一套，今天我们便来看看蔡锷的领导才能有多优秀。
１９１１年，蔡锷所率领的重九起义军进驻昆明，并于五华山两级师范学院召开会议，宣布“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成立。蔡锷在万众瞩目中，登上演讲台，成为了云南军都督。
很多事说起来轻松，做起来难。如今的蔡锷已当家做主，但麻烦却接踵而至。当时的云南开发度不足，财政方面相当贫乏。一直以来，云南地区的支出都是靠国家财政帮衬的。在蔡锷上台时，云南每年财政支出大约为六百万两。然而，云南一整年的赋税收入，仅为支出的一半——三百万两。作为地方的最高领导，蔡锷这才感到当家方面的艰辛。
三百万的大窟窿，该靠什么方式来填满呢？
蔡锷虽然为云南带来了新气象，但他却没有三头六臂，解决不了财政方面的窘境。蔡锷最先想到的办法，仍是让中央帮扶，于是，他便向中央申请拨款。
１９１１年十二月，蔡锷起草了《为云南财政支绌请拨款协济及借款兴办实业呈答总统文》，内容为：
“查前清宣统三四年预算案，云南岁出年约需库平银六百余万两，地方行政经费尚不在内，而本省岁入不过三百万两，故每年除由部库拨款各省协济一百六十万余外，尚不敷一百余万。”
这是云南之前的情况，可这套惯例现在已经不适用了。去年刚刚闹了革命，推翻的不是其他，正是负责拨款的满清政府。如今连“部库”都没了，这笔钱该找谁要呢？
“自去岁起义，协款骤停，呼吁既已无门，应付将穷于术，而内戢匪乱，外固国防，加以援蜀协黔，在在需款。”
此情此景，怎一个穷字了得，蔡锷该如何应对呢？
蔡锷意识到自己还是太年轻，有些地方无法考虑周全。经过深思熟虑后，蔡锷终于想到了解决办法——以身作则，继续革命！
１９１２年１月，蔡锷已经当了一个月的云南都督，但他却没有半点志得意满的感觉。当一方领导，本质上也是一种工作，也要领取酬劳。换做其他人当了都督后，就该为自己挂红了，可蔡锷却没有这么做。
蔡锷继续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以身作则，拿自己开刀，筹措财政经费：
“吾滇自反正以来，整理内治，扩张军备，经费骤减，入不敷出，深恐财政支绌，不足以促政治之进，则唯有约我同人，酌减经费，以期略纾民困，渐裕饷源。”
自从云南“反正”之后，蔡锷就致力于整顿内政、购置军备，以至于财政状况急转直下。为了让财政不会落到捉襟见肘的地步，所以蔡锷只能要求各位同僚，开源节流，用省下来的这笔钱解决民生问题。
蔡锷说的比较委婉，放到现在来看，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财政要从领导的工资里抠出来。这里出现了两个字，让云南都督府的干部们大为欣慰，那便是“酌减”。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人情社会，所谓“酌”，就是酌情。
只要谈起感情，减少的工资便是九牛一毛。每个人都觉得，蔡锷只不过是做做样子，最后发下来的工资虽然有所减少，但大体还是说得过去的。没想到，“酌减”具体落实起来，着实让一众将帅心惊肉跳。蔡锷制定的减薪计划，覆盖了各个级别的干部。
级别越大的，减薪的幅度越大。级别较小的，减薪的幅度也小。像那些芝麻绿豆大的军官，如排长司务长，他们的薪资不增不减。至于士兵和班长，这些是基层的支柱，更是减不得。蔡锷的减薪，主要是针对那些级别高的军官的：
上等正都督，在“酌减”之前每个月的薪俸是六百两银子，经“酌减”之后变成了一百二十两，降低百分之八十。上等副都督，本来的工资是四百两，同样减低至一百二十两，和正都督的薪水画了等号，但降幅却仅有百分之七十。上等协都督，“酌减”之后的工资为一百两，原本的工资为二百五十两。至于中等、次等的，本来薪俸就不算高，所以降幅也不大。例如正都尉本来的薪俸是二百两，“酌减”之后变成了八十两，仅降低了百分之六十。次等协校尉，本来的工资为二十两，仅“酌减”了四两。
蔡锷品质高尚不假，但从减薪这件事上我们也能看出此前的清朝都督有多贪婪。财政上云南都督府已捉襟见肘，可从前的高官却自己享受着高额薪水，任由地方财政出现巨大漏洞。除此之外，基层干部的薪俸低得离谱，次等协校尉的工资竟然只是正都督的三十分之一！然而，这只是表面上的东西，待遇上的含金量又何曾有人计算过？都督出门在外，不论是衣食住行都不用花钱，连他家中的七大姑八大姨都能享受到惠利。相反，越是基层的干部，越要靠薪俸去养家糊口。所以，加上待遇之后，高官与基层干部享受到的待遇差远不止三十倍。
从古至今，不少行业都出现过减薪的情况。毕竟，经济这东西谁也拿捏不准，遇到年景不好的时候，就只能上下一心开源节流。蔡锷的减薪，先拿自己开刀。他是云南的一把手，所以他减得最多。下面的二把手、三把手即便颇有微辞，也不敢忤逆。
一把手都已做出表率了，自己还有什么可含糊的？
蔡锷是聪明的，他并没有动底层干部的利益。“弁护目并匠夫，饷银仍照旧章支发。”蔡锷所针对的，是高官、中官。没有品级的公职人员，本来就享受不到太高的薪俸待遇，倘若工资革命时把他们也算在内了，这不是又回到压迫的旧时代了吗？革命还有什么意义呢？
虽然，云南官员上下一心地支持蔡锷的革命行动，但暗地里叫苦不迭是肯定的。只不过，他们没想到这次的减薪还是一次阶段性的革命，等待着他们的“厄运”尚未停止。１９１２年六月，蔡锷的减薪新规又颁布下来：
“现因国事多艰，再加裁减，凡政军学警各界，除分认爱国公债外，其原薪六十元以上者，均减为六十元;以下递减，惟目并暂仍其旧。”
不得不说，蔡锷对自己真狠。这次减薪，蔡锷的工资水平从一百二十两骤减到六十两。放在以前，六十两顶多相当于中官待遇。
在那个人人都喊着革命口号的年代，蔡锷真可谓是行走在革命事业最前沿的先驱者。在当时，社会各界的收入都不高，除了一些商人能够获得暴利在外，包括医生、教师在内的各界人士工资水平都很普通。倘若当时社会各界的收入都很高，像现在一样大学教授每个月能拿到上万，医院的主刀大夫年薪几十万，而公务员的工资又徘徊在两三千元上下，这种情况必须给公务员涨涨薪水。
但蔡锷生活的年代，社会各界的收入都不高，偏偏官僚们拿着令人咋舌的高薪，这就有点离谱了。所以说，蔡锷的工资革命，还是颇有远见卓识的。若将云南比作一个集团或企业，这家企业在经营方面不当，每年都有大量亏空。然而，从ＣＥＯ到经理，每个人都拿着天价年薪，日子过得相当滋润。这样的企业，仍要向国家索取扶持款，向客户叫苦不迭，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蔡锷的政治手腕非常简单，就是以身作则。自己做到了，才会要求别人去做。包括减薪在内，蔡锷制定的规定都非常简单。
第一，禁止请客送礼，杜绝吃请和贿赂的情况；
第二，兼差人员概不得兼薪（这种情况比较特殊，就是被借调到其他部门的公职人员只能领取到一份工资，不得兼领两份工资）；
第三，禁止收受贿赂或贪污公款；
第四，禁止侵吞饷银；
第五，不得挪取教育经费。
瞧瞧，蔡锷所指定的这些“新规定”，放到现在看来相当简陋，有不少待补充的地方。即便在当时看来，这也只是没什么新意的“平常举措”。
既是如此，为什么蔡锷还能做得这般出色呢？
关键仍在以身作则。再完美的举措，没人去执行，也是白纸一张，没有效力。越是平常的举措，只要有领导以身作则带头执行，让政令上行下效，那便能取得不错的收效。相比于同时期的其他地方都督，蔡锷在带头表率这方面做得可圈可点。
“公费所入，衣食而外，一以佐军，不欲使家有盈余。”
受到蔡锷的感召，当时的云南政治清明，干部皆以廉洁作为风尚。
即便是现在看来，蔡锷的领导方针也有颇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什么是好领导？以身作则就是好领导，若制定出来的东西自己都不去执行，还能约束谁呢？
参考资料：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蔡锷》、《为云南财政支绌请拨款协济及借款兴办实业呈答总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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