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是一种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
其主要内容则是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通过购买劳动力进行剥削，所以，在这种制度下，以其各种形态出现的资本是主要的生产资料。资本可以表现为用于购买劳动力和生产材料的货币和信贷，也可以表现为有形的机器（狭义上的资本，或表现为成品、半成品的存货。但是，无论采取什么形式，它总是资产阶级所掌控的私人拥有的资本。
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是指在一些手工工场中，拥有资金、原料的工场主雇佣具有自由身份的雇工，为市场的需要进行生产的这一现象。
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我国的经济史上曾出现过几段“资本主义萌芽”期。有不少学者甚至称：“明末的资本主义萌芽被改朝换代的历史背景所扼杀。”实则不然，即便明代不消亡，中国亦不会朝着资本主义转型，资本主义萌芽同样无法茁壮成长。
明末清初的战乱结束后，国家经济在顺治朝经历了数十年的休养生息，到了康雍乾盛世时经济市场已更胜往昔，超过了明末的水准。当时的经济市场是什么样的，在《红楼梦》中便可管中窥豹。
在清中叶以前，规模化生产、市场化、商品经济这些现象在南方地区屡见不鲜，比之明末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代表着，经历了改朝换代后，资本主义萌芽尚在，且发育良好。
那么，既然经济市场并没有受到朝代更迭的影响，“萌芽”为何没有茁壮成长呢？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没有像西方世界一样朝着资本主义社会转型呢？
若从细处讲，恐怕又是一套长篇大论。去繁从简，还得从一个经济史上著名的人物说起。黄道婆，这个在史料中连名字都没留下的女人，一度改变了江南的经济市场。自宋元以来，由她所研制的“崖州被”的纺织技术，带动了松江乃至江南地区的经济产业，使当时的江南棉花种植面积超过了水稻，并让纺织业成了江南的支柱产业。
之后，随着从事纺织行业的劳动力越来越多，一条“产钩织销”的产业链正悄然兴起。在这种经济市场下，“品牌效应”应运而生，诞生了诸如“漆纱方巾”、“精线绫”等知名品牌。这些品牌迅速抢占了南方乃至南洋市场，成为大航海时代的畅销品。然而，这种经济模式的转变却仅存在于江南一隅，根本无法在十七世纪的其他地区找到类似的情况发生。
为何江南经济的兴盛无法带动其他地区呢？
钱穆先生曾表示：“明朝与清朝的体制在我国历史上是最大的退步。”
显然，这一切都源于清朝落后的政治制度。当时的中国人，仍持有“士农工商”的旧思想，国家也以农业为支柱。就在西方世界正在遭逢剧变时，大清国仍没有摆脱“小农经济国家”的标签。在统治阶层、官僚阶层的眼里，商业是不重要的。此时的统治者脑海里还没有“经济”这一概念，“重农抑商”仍是治国之主流。
任何经济转型，都离不开国策的支持。没有统治阶层的支持，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又不能影响到其他地区，是以“资本主义萌芽”虽仍存在，却始终无法生长。就像是将一颗种子埋入了肥沃的土壤中，给予它充足的养料和水分，却不给它足够的日光照射一样，这样的种子虽可萌芽，却无法继续生长。
黄道婆所带来的经济变化，最终还是没能脱离“小农经济”的领域。虽说随着江南纺织业的兴盛，从事此行业的一批商人和农民赚了一笔钱，但他们却无法改变清朝的基本国策，亦不可能将纺织业继续做大做强。
且看西方世界是如何完成资本主义建设的，在外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期间，商人往往会成为众矢之的，经济会让他们与宗教、政治产生直接冲突。这种冲突，诱发了各式各样的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
从这一惯例上我们可以看出，资本主义模式的建设离不开文化、宗教、政治的支持，若无完全的准备和支撑，资本主义转型是根本无法完成的。清朝时期的江南商人，虽有模糊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但却无法对国家经济产生丝毫影响。
早在唐宋时期，中国就已有了向资本主义转型的契机，然而却错失了这一经济进化的良机。
到了清末，时代再次赋予了封建王朝最后一次改变的机会，可当时的统治者仍与其失之交臂。
被后世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只不过是一次封建统治的回光返照罢了，此时的满清已注定走向衰败。
在西方各国都已为革新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之时，大清国仍像是沉睡的病猫一般在封建守旧的牛角尖里越钻越深，逐渐被世界所淘汰。
所幸，如今我国已找到了比资本主义更有前景的经济发展方式——市场经济。将来有机会，笔者再为大家讲讲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异同。
参考资料：
【《中国的历史上的几次“资本主义萌芽”》、《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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