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代开始一直有一种说法，《诗》的内容原本有三千多篇，是孔子删掉了绝大部分，保留了305篇，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诗经》。
很多教材中也是如此表述，但实际上关于孔子删没删《诗经》的问题，已经争论了一千多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定论。
我们现在看到的《诗经》，只能说确实经过了孔子的编纂。或者可以这么讲，孔子编纂过的《诗经》是这部作品最成功的版本。
“删诗”说法的由来以及质疑最初提出“删诗”说法的，是汉代司马迁。他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有如下记录：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司马迁记载，以前的《诗》有三千多篇，孔子以“礼义”为标准，对其进行删减、编录，就形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诗经》版本，共三百零五篇。
这个观点很普遍，王充、孔安国、郑玄等著名学者都对此深信不疑，明确表示《诗经》是孔子删掉了绝大部分诗歌之后形成的精华版。
直到唐代孔颖达对这一说法产生了质疑，“删诗”的真伪也正式出现了分歧。
孔颖达在《诗谱正义序》中说：
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这个说法很有针对性。
孔颖达认为，孔子将三千多首诗删成了三百首，这个删掉的比例大概是十分之九。那么，孔子之前的著作呢？它们里面引用的诗歌很多，应该发现不少不在这三百零五篇中的才对。
但是，如果看一下这些典籍就发现，它们引用的诗歌多数都在孔子编纂之后的《诗经》里，根本就没几首失传的作品。
两千七百多首诗都没几首被引用的？反而是都引用了孔子选出的三百零五首，这个巧合也太大了点。
孔颖达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司马迁所说古诗三千多首的话，根本就不可信。
清代盛行考据学，就相当于现在列数据的方式，赵翼沿着孔颖达的观点，做了一个清晰的数据：
《国语》引诗三十一条，逸诗仅一条。
《左传》中引诗共二百十七条，邱明自行及述孔子之言所引者共四十八条，而逸诗不过三条；列国公卿自引诗共一百一条，而逸诗不过五条；列国宴享歌诗赠答七十条，而逸诗不过五条。从这些数据对比来看，孔颖达所说的“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可谓直击要害。
“删诗说”的时间记载也有问题。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里面记载过吴国公子季札在鲁国听乐师演奏《诗经》的事情，《史记》中同样记录了这个故事。当时演奏的风诗就是现在的十五国风，并且名称都一样，只不过风雅颂的次序稍有差异。
而襄公二十九年，孔子年仅八岁，自然不可能删诗了，而诗歌内容次序又和后世接近，那就自然可以证明，“删诗说”是虚构的。
除此之外，“删诗”的行为也有问题。
《诗经》各国流传，或是民间诉求由采诗人进行整编，写成诗歌上达给政府；或是国家用以飨宴时候的音乐，由官方编纂的。
总之，《诗》的编写是一种政治行为，其权利由政府掌控。
那么，删改《诗》中的内容，应该由官方来进行。孔子在当时可没有后世如此尊崇的地位，他凭什么“删诗”呢？即使他真的“删”了《诗》，列国又凭什么要用他删改过的内容呢？
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删诗”一说，极有可能是汉儒对孔子的抬高。
《论语》中孔子对《诗经》的修正反对“删诗”的观点里，普遍认为，孔子对《诗经》做过两方面比较重要的工作。
《论语·子罕》当中，孔子明确表示自己对《诗经》进行过整改：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是说，孔子六十九岁那一年，自卫返鲁，对《诗经》进行过编纂，但却并没有说过是删改。后人所认为的“删诗”说，大概就是出自此处。
但如果孔子真的删诗，那大概就是这个时候，那为何之前提及的也是“诗三百”而不是“诗三千”呢？
所以说，这句话的涵义是后人的一种误读。
当时的书籍多用竹帛，较为昂贵，数量稀少；传播也多用笔录，容易出现舛错；在流传过程中，竹简容易散佚，帛书容易丢失焚毁，保存并不完善。即使是国家府库，同样也经常会有虫害、火灾发生，所以典籍的保存并不容易。
就是后来用纸张记录的文献中，经常会出现遗漏、衍文、错简等现象，在战乱年代里更是如此。
所以，孔子在晚年阶段，对诗经进行了修正工作，这就是“乐正”的含义。
除此之外，司马迁的记载有一句话值得注意：去其重。
因为当时书籍流传的艰难，难免会有不同的版本，所有的诗歌加起来有三千多首也不奇怪，但其实这“三千诗”之中，有很多是同一内容的不同说法，孔子所作的事情就是“消重”。
比如说《河水》即《沔水》，《新宫》即《斯干》，这些作品中有的版本缺句或者多句，有的版本残缺不全或者和其他作品杂糅在一起，或者干脆就是有人假作，孔子将这些内容一一甄别，整理出最有可信力的版本用以流传。
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因为引用的本身就是那“三百首”中的内容，只不过是有不同版本罢了。
这就是魏源在《夫子正乐论》中所提出的：
因是以通《史记》之言曰，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者，凡三百五篇。曰去其重者，谓重复倒乱之篇，而非谓乐章可删，列国可黜也。吾故曰：夫子有正乐之功，无删诗之事，三家之文有同异，则三百之外不尽为逸诗也。这种说法还是非常有可信度的。
“删诗”的真伪从唐代之后争辩了一千多年了，并且反对者逐渐占据了上风。
毕竟，孔子时代并没有明确提出“删诗”，汉代才出现此种论调，不信孔子之语反信后人所言，这实在没有道理。同时，越来越多的考证也说明了“删诗”的行为很难成立。
故此，魏源等人所认为的“去其重”说法，是最为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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