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体现了一个历史巧合：
公元前200年，西汉建立不久，在白登围困汉高祖刘邦、给了中原王朝一个下马威的游牧民族，是匈奴；然而这也是当时匈奴人的最高光时刻，随着汉朝的逐渐恢复，这个马背上的民族逐渐处于下风。
500多年后的公元309年，匈奴人刘渊称帝，打着恢扶汉室的大旗，将国号取名为“汉”；公元316年，刘聪、刘曜攻破长安，俘虏晋愍帝，西晋灭亡，汉族人首次失去了中原地区的统治权，匈奴人也成了为五胡乱华的急先锋。
看起来很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感觉：匈奴人用了500年，终于入主中原。
但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匈奴人在秦汉之交及西晋末年的不同境遇，由所处时代的客观情况所决定的：
秦汉之交，匈奴是外敌；西晋时期，匈奴等是内贼在秦汉时期，中原王朝的民族构成相对单一，是传统的华夏族。以匈奴为代表的北方的游牧民族，居无定所，放牧劫掠为生，是中原农耕文明的天敌。所以无论是春秋战国还是秦末楚汉相争之际，中原政权对这些外族极为警惕、同仇敌忾；
西晋时期，由于东汉以来的开放民族政策，大量被降伏的匈奴人进入中原地区繁衍生息，同时鲜卑、羌、氐、羯族等少数民族也作为中原的臣民，在边境地带与汉人杂居。由于生活习惯、族群差异以及文化水平较低，这些少数民族基本处于社会生活的底层，比如羯族人普遍被当作奴隶买卖。但也有部分贵族生活在高层，匈奴刘渊就是典型。
但司马氏政府并没有处理好各民族杂居带来的现实矛盾，加上八王之乱造成了中央权力衰弱，刘渊抓住这一机会揭竿而起，实际上可以被视为晋王朝内部特定人群的反叛。堡垒往往从内部攻破，500年前匈奴“控弦40万”也不敢奢望的成果，被改为汉姓的刘渊父子轻易实现。
秦汉之交，中原生产力碾压胡人；西晋时期，双方已势均力敌当初刘邦在白登被围，匈奴虽在表面上占据优势，但实际上双方由于生产力代差带来的差距极其明显：
晁错曾称：一汉当五胡，也就是一个汉人士兵的战斗力可以对抗五个胡人。为什么这么说？举例为证-当中原王朝使用制式的强弓硬弩时，匈奴人的箭头普遍还是骨头制成；汉族士兵装备精锐的装甲时，匈奴人还配备着皮衣、木板盾牌......虽然匈奴人更加能承受风雨饥渴之苦，并且拥有机动性的优势，但双方在生产力上的差距，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阵地战时，这种差距表现得尤为突出，西汉李陵以5000步兵歼灭数万匈奴骑兵，就是这一技术碾压的直观体现。
然而在西晋时期，由于多年的杂居，少数民族对中原的先进生产力已逐步掌握；再加上他们天生的马术优势，使他们在面对中原汉人军队时占据了一定上风。西晋军队面对刘渊的兵马节节败退，就是因为以往的技术优势已不复存在。
秦汉之交，中原王朝尚武之风浓厚；西晋时期，腐朽的门阀士族大行其道经过了数百年春秋战国的频繁战争，秦汉之时民风彪悍、尚武之风浓厚；法家制度虽严苛，但在客观上也带来了令行禁止、纪律严明的社会制度。毫不夸张的说，直到秦汉之际，中原王朝仍称得上军国主义制度。正是得益于全民皆兵带来的天生战斗力，章邯带着武装起来的几十万苦力就能打得农民起义军节节败退；也正是因此原因，项羽带领的楚地起义军能把秦军精锐打的望风而溃。
而在司马氏的西晋王朝，一反曹魏时期严刑峻法打造的淳朴制度，实行放任自流的宽松政策；加上经济逐渐繁荣，社会风气奢靡腐化，门阀士族以骄奢淫逸、离经叛道、沽名钓誉为荣，互相攀比、追求金钱至上，石崇、王恺斗富的行径，将当时的畸形社会状态体现的淋漓尽致。
掌握政权贵族阶层腐化堕落，失去了进取心，无视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矛盾；手握重兵的诸侯王又屡次为争权大动干戈，数十万精锐丧命于内斗；身边却又环绕着一群心怀不忿、兵强马壮的匈奴、鲜卑等势力。对这些危险毫无警惕心的奇葩司马氏自作孽、不可活，但却害得中原王朝千百年来首次沦为各民族弱肉强食的战场，可谓当时无愧的历史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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