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庄子、孟子、荀子,一文详解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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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庄子、孟子、荀子,一文详解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

本篇系精读中国史连载89,《战国史话》连载16,欢迎收看。

01、墨家思想之先进,超乎今人想象

墨子名翟,鲁国人(一说宋国人),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大约生于公元前468年,死于公元前376年。他出身低微,做过工匠,自称“贱人”。他的门徒也多半来自社会下层。

墨家组成为团体,这种团体表现出原始的组织性。他们生活俭朴,互相救助,服从教义,严守团体的法规,严格服从首领的指挥。墨子死后,团体的首领称为“巨子”,代代相传。

《墨子》一书,为墨家门徒所编,代表墨家思想。

墨家在战国时是一大学派, “世之显学,儒、墨也” (《韩非子· 显学》)。

由于墨子和墨家团体多来自下层社会,因此墨家代表了自由平民或者叫庶人的利益。

墨家有十大主张,即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 非乐、非命、节用、节葬。

墨子提出“非命”,强调人的力量,强调“自强”, 他认为富贵、贫贱不是命中注定。他说: “强必富,不强必贫”; “强必贵,不强必贱” ; “强必饱,不强必饥” ; “强必暖,不强必寒” 。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墨子主张节用、节葬和非乐,抨击了统治阶级穷奢极欲、挥霍无度,批判了儒家提倡的厚葬、久葬(行三年之丧)。当时的统治阶级,大讲排场,大修坟墓,“厚为棺椁,多为衣裘”,弄得“民苦于外,府库单(尽)于内” 。墨子猛烈抨击统治阶级对社会、对百姓造成的祸害,他说: “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 。墨子喊出了下层民众的声音。

墨子主张“尚贤”。他说: “官无常贵,民无终贱”。“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不但各级官吏要“尚贤”,还提出“选择天下贤王者,立以为天子”。墨子提出的尚贤,对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提出了挑战。

“兼相爱,交相利”,这是墨子提出的著名的“兼爱”主张, 但他主张的是普遍的爱,包括了国君兼爱一国,天子兼爱天下。儒家主张爱是有差等的,从反对儒家提倡的“爱”来说,墨子的兼爱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这只能是一种幻想,在阶级社会里,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是不可能“兼爱”的。

从“兼爱”的观点出发,墨子提出“非攻”。《墨子》书里有一著名故事:公输班为楚国造云梯准备攻宋。墨子日夜兼程从齐国赶到楚国,用一攻一守的假设性对战说服公输班和楚王不能大国欺侮小国;同时,墨子派人去宋国做了防守的准备,结果制止了楚对宋的一次战争。

墨子讲“天志”、“明鬼”。把天当作人格化的神,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认为鬼神能够赏贤罚暴,他要用鬼神来监督人间格局。

墨子还提出了“尚同”,即一层一层定是非,最后是“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天子“上同于天”。

墨子在认识上提出了有名的“三表法”。就是“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符合)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墨子的“三表法”在认识论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他认为言论是否正确要看是不是符合历史经验,是不是有所见所闻为根据,是不是符合国家百姓的利益。这种注重实际,把认识和社会效果联系起来,特别是和人民的利益联系起来的主张,在认识论的发展史上是可贵的。但他的“三表法”仍不免侧重感性认识,缺乏理性认识而陷入经验主义的错误。

《墨子》书中还有《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 《大取》、《小取》6篇,据研究这有别于《墨子》其他篇章,时代应属战国后期,几乎全属于认识、逻辑和科学的范围,称后期墨家。

后期墨家扬弃了墨子的“天”、“鬼”宗教迷信思想,在认识论和逻辑学方面比墨子有很大的发展。

后期墨家充分肯定人的认识能力, “惟以五路(五官)知”,是说通过感官与外界事物接触才能获得知识。他们认为知识来源有“闻知”、“说知”、“亲知”三条途径。

“闻知”是听别人传授的知识,“亲知”是自己亲自经历得来的知识,“说 知”是思维推理得来的知识。他们说“室中,说知也”,这是说在室内而不直接接触事物得来的知识,即判断推理,有理性认识的意思,克服了墨子在认识上的狭隘经验主义。

后期墨家还认为得来的感性知识只有通过“心之察”和“心之辨”才能达到“其知之也著”。应该说,后期墨家在认识论上又比墨子进了一大步。

后期墨家提出了一整套逻辑思想和方法,当时盛行“辩”。他们提出概念要准确,要能充分表达事物的含义;理由要充分,要用同类的事物或概念进行类比、类推,不能把不同的事物或概念进行类比、类推。概念应该适应于事物的变化,不要强求别人承认自己的论证等。

他们还提出了“或”、“假”、 “效”、“辟”、“侔”、 “援”、“推”七个论式(《小取》)。“假”相当现在假设的意思, “辟”相当譬喻,“侔”相当推论,“援”相当类比,“推”相当类推。后期墨家的这些论证,对古代逻辑学的发展有很大贡献。

后期墨家的认识论和逻辑学,给空间和时间下了比较确切的定义,“宇”是空间的总称,“久”是时间的总称。空间包括东、西、南、北、中一切方位,时间包括古、今、日、夜所有历程。

空间有远近,时间有先后。这看来好像是很普通的道理,可是他们是针对名家的诡辩说的,是很有意义的。墨家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和他们许多人亲身掌握生产技能和自然科学的知识有直接关系。

秦汉以后,建立了中央集权国家,思想上定于一尊,墨家不适合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遭到排斥而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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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以黄老学派占优势的稷下学派,成为法家之源

稷下,是齐国国都城门的名称。在这城门附近建有学宫,各国的学者们来这里讲学、著书和辩论,他们被称为稷下先生。

由于时间长,来这里讲学的人也多,有许多有影响的人物,这里成了学术活动的一个重要中心,称为稷下学派。

来稷下讲学的不只是一个学派的人,道家的黄老学派在这里占优势。

战国齐威王、宣王时,齐国是东方的强国。在文化思想上,齐国既有西周礼乐制度的一些传统,又有适应新兴阶级的各种新思潮,齐王允许和鼓励不同学派在这里讲学,封稷下先生为上大夫,建造高门大屋的学宫,招揽天下的学士,稷下学派日益发展起来。

战国初这里就开始设立学宫,到齐宣王时最盛,前后活动大约100多年,人数多的时候达“数百千人”。“不治而议论”,他们都是些不当权的文人学士。见于历史记载的有名人物,有宋钘、尹文、慎到、彭蒙、田骈、环渊、邹衍、淳于髡、儿说、田巴、鲁仲连、接子等。儒家宗师孟子、荀子也来过这里。

稷下学派的著作不少。但目前除《慎子》残本外,其余失传。现只能从《庄子》、《管子》、《荀子》、《史记》等书中,略知他们一些情况。

稷下黄老学派分为三个支派,一是宋钘、尹文派,二是田骈、 慎到派,三是环渊派。

宋钘、尹文的著作大部失传,《管子》一书中的《心术》、 《白心》、《内业》是他们的著作。宋、尹继承老子,又改造老子。 把“道”说成是万物的本源,这是继承老子的学说。

宋、尹把“道”理解为“灵气”或“精”,这种“精”能生万物,还能够 “藏于胸中”。宋、尹认为“精”和“灵气”通过人的涵养努力能够保藏起来。因此,他们说的“道”和老子说的又有不同,老子的“道”不能藏于人的胸中。

老子主张绝仁弃义,反对礼义法度。宋、尹论证了德、义、 礼、法的含义,包含了不同学派的思想。宋、尹推崇明君圣人,明君圣人能够保持体内“精”和“灵气”,能够掌握“法”,这个“法”就是国家的条文规定。宋、尹还强调正名,“物固有形,形固有名” 。他们把“名”和“法”联系起来,要求 “名正法备”,可见宋、尹的学说属于道家向法家的过渡。

田骈,齐人,是彭蒙的弟子,长于名辩,号为“天口骈”。有说他“贵齐”,有说他“贵均”。“贵齐”是齐万物,万物皆齐于道。“贵均”意思是“贵分”,就属于法家范畴了。

慎到,赵人。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兼重“礼”、“法”,但他更多地谈到法。他说“定赏分财必由法,行德制中必由礼” (《慎子·威德》),又说“事断于法” (《慎子·君子》),一切以法为准绳。他还说“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 (《慎子· 君臣》)。应该不分亲疏,用法作唯一标准来衡量人的言论、行动。“治国无其法则乱”,没有法国家就会乱。慎到更多地提出了法的理论。田骈、慎到派已从道家转变成法家。

慎到又是法家中主“势”的一派,他说的势就是最高政治权力。权力要集中在国君手里,分散就有害,要有威势。他认为如果尧只是一个普通人,连邻人也治不了;桀所以能乱天下,就因为他是天子,有权势。他说“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没有势也就谈不上执法了,韩非集法家的大成,“势”就是继承了慎到的学说。

在稷下黄老学派中,真正继承老子的是环渊派。有人认为老子的《道德经》由环渊整理成上下篇,流传于世。环渊着重于道, 较多地保留了老子虚静无为的思想,主张脱离现实,独善其身。

1973年,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中出土一批帛书,在《老子》 乙本卷前有《十大经》、《经法》、《称》、《道原》等著作,它的成书年代不晚于战国后期,为我们研究黄老思想提供了新的资料,对研究稷下黄老学派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十大经》赞美黄帝“是以能为天下宗”,黄帝具有非凡的智能。《十大经》认为治国的根本,要有一套“成法”,主张法治,要推行法治,必须刚柔并用,刑法兼施,缺一不可。《十大经》主张通过战争来实现统一,要“伐乱禁暴”,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平乱,才能禁暴,才能统一天下。

《经法》的作者说:“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这里一方面继承了道家的学说,把道说成是万物的本源,还说法是由道所生的;另一方面又强调法是政治生活的准则。“以法断之”,进一步强调法的重要。

《经法》和慎到说的法很接近。《经法》还明显的表现了“贵农”思想,主张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些也和法家的理论一致。

《称》主要讲事物的名实关系和度量界限,《道原》专讲什么是道,较多的受《老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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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亚圣孟子

孟子名轲,邹(今山东邹县)人, 约生于公元前372年,死于公元前289年。他原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曾经游历齐、魏、宋、鲁、滕等国,但他的政治主张不为各国诸侯所用,晚年又回到邹国,著《孟子》一书。

“宗师仲尼”,孟子向来认为自己是继承孔子学说的正统。

孟子的政治主张是行“仁政”。他主张恢复井田制,这要从“正经界”开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井田制破坏了, 区分井田的”经界“破坏了,“分田制禄”也无法实行了。他描绘其理想的井田制是:“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滕文公上》)。

土地私有已经普遍存在,孟子还想实行井田制,这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

孟子反对兼并战争,他说:“善战者服上刑。”对那些提倡富国强兵,能战善战的国君、将领要施行最重的刑罚。这也是不合时宜的。还说:“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

但是,孟子的政治思想还是要维护封建制度,他认为封建社会“有大人之事(即劳心者),有小人之事(即劳力者)”。他说了一段有名的话:“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这种理论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赞赏。

孟子的“仁政”,表现在关心人民的疾苦。他主张“制民之产”, 八口之家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 “要省刑罚,薄赋敛”, “勿夺其时”。他要求广大平民生活能够稳定,赋税摇役能够减轻。这对人民是有利的。

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孟子可贵的政治思想,和他关心人民疾苦的思想一致。孟子敢说 “民贵君轻”的言论,这对统治阶级是不利的。他说,对于残害百姓的国君,国人可以杀。纣王是一暴君,孟子说“武王伐纣”是“诛一夫”,不是弑君。

孟子的“仁政”还包括"谨痒序之教”,要求统治阶级办教育,要人民懂得孝、悌的道德,达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维护封建秩序。可见孟子的“仁政”又是为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打算的。

孟子主张性善论,这是他哲学思想的基础。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人是性善的,仁、义、礼、智是从性善发端的,恻隐之心是“仁之端",羞恶之心是“义之端",恭敬之心是 “礼之端",是非之心是“智之端”。

仁、 义、 礼、 智,不是后天形成的,而是本性所固有的,这被批为脱离社会实践的唯心主义。

孟子对子思的“诚”作进一步的发挥,他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认为诚来自天道,又是人心所固有。他还进一步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这里他说的“诚”可以是自有的,有了“诚”,一切事物可以知道,可以掌握。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他说: “莫之为而为之者, 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这是说没有人去做而自然做出来的,就是天意;没有人去招致而自然到来的,就是命运。他还说,只要充分扩张善良的本性,就懂得了人的本性;懂得 了人的本性,就懂得天命了。这样就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也就能够顺“天命”了。

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500年左右出一个明君、 圣人,周而复始地循环。他又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也是逢“五”就起了变化。孟子开始把原始的五行说和主观唯心主义结合在一起,后来邹衍扩大五行学说,成为阴阳五行家。

后世称孟子为“亚圣”,视之为儒家学派的正统传人及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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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人性本恶”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子

战国时期,儒家学说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荀子。

荀子名况,字卿,又叫孙卿,赵国人。约生于公元前313年,死于公元前238年。 荀子到过齐国稷下讲学,晚年在楚任过兰陵令。著《荀子》一书。

韩非说“儒分八派”,孟子、荀子是最重要的两派。荀子的政治思想是“礼治”,这是他属于儒家的基本特点。他把礼放在刑和法之上,认为治国主要靠礼义道德的教化,礼治的基本要求是维护“上下有序,贵贱有等”的封建秩序,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封建制度和伦理纲常。

他说人是有欲望要求的,如何维持封建秩序呢?要有“度量分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争就会乱,“故制礼义以分之”,礼义就是这样因为需要而制定的。

荀子说的礼包括很广泛的内容,在政治制度方面,“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智) 愚能不能之分”。在社会思想方面他讲“群”的思想, “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分”就是“度量分界”,也就是等级秩序。

他还提出了敬、孝、悌、慈、惠的封建伦理。荀子对后来的“三纲五常”封建伦理道德有相当的影响。

荀子既重“礼义”,也重“刑法”,他说“治之经,礼与刑”,把礼与刑作为治国的根本。又把礼赋予法的含义:“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者也”。还说“庆赏刑罚,欲必以信” 。可以看到荀子具有许多法家思想,他实是儒法杂糅的人物。

荀子主张人性本恶,认为人本性“好利而恶害” 。他说“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逸”。人为了满足这些欲望则必争,这就是性恶的原因。

不过,荀子的人性恶又认为后天可以改造,能由原来的性恶改变成性善。他认为礼义、法、刑可以改变人性。他说“涂(途)之人可以为禹”,普通的人也可以成为大禹那样的圣人。

荀子的天道观是唯物主义的。对于自然界的变异,人们感到奇怪、害怕。荀子说凡是像日月食、风雨不调、 怪星出现等自然现象,哪一代都有,“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国家太平,即使自然界常有怪异出现,也无伤;国家险恶,即使这种现象一次也没有,也无益。

“天”是没有意志的,是自然现象,因此他反对迷信、巫祝、 祈祷。荀子很强调人的力量,他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二,则天不能祸。”这是一种可贵的无神论的世界观。

我们知道,从殷周以来的古代世界存在浓厚的天命思想,“天”被说成是有意志的,是神,要求人们顺从、 屈服于“天”,努力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求得吉祥福佑。而荀子阐述的天的思想,宣传了“天人相分”的唯物主义。

不仅如此,荀子还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人定胜天的思想,他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这就是说与其尊天的大而思慕它,不如把天当作物而畜养制服它;与其对天歌颂,不如掌握自然变化而利用它。这在当时很是难能可贵的。

荀子认为世界是可知的,他说“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 物之理也”。人能够认识事物,是人的本性;事物又是可以被认识的。人怎样认识外界事物呢?他说:“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薄其类然后可也”。

荀子说的“征知”,意思是辨别、取舍、推理;“天官”是指眼、耳、鼻、舌、身五官。 “薄其类”是接触事物。比较正确的处理了感觉与思维的关系。

荀子还说:不要“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即是说不要因为片面性而模糊了本质、真理。荀子还强调了“知之不若行之”,知道了要去做。荀子是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在思想史上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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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战国兵家代表人物孙膑和《孙膑兵法》

孙膑,齐人,生卒年代不可考,活动年代约在公元前380年至公元前320年,是战国时著名的兵家代表人物。

孙膑是春秋时著名的军事家孙武的后世子孙。他曾和庞涓一起跟随鬼谷子学兵法,庞涓学成后去魏国当了将军,自以为才能不及孙膑,召孙膑到魏国,依仗权势对孙膑处以膑刑(去掉膝盖骨)。

后来,孙膑在齐国使者的帮助下,逃到齐国。齐将田忌很器重他,把他推荐给齐威王,威王任命他为军师。后来,他通过“围魏救赵”、桂陵之战、马陵之战,除掉了庞涓,并帮助齐国削弱了魏国的实力。但孙膑的下场不知所终。后人猜测,或死于邹忌田忌争权之战中。也有传说,说其隐居著述的。

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发现《孙膑兵法》等大批竹简和竹简残片,其中《孙膑兵法》经过整理,编辑出版了30篇,11000多字。这就是传世的孙膑军事著作,为我们了解战国著名军事家孙膑提供了宝贵的材料,能够使我们对孙膑的军事思想有一个基本的较为完整的了解。

孙膑继承和发展了先辈孙武、吴起等人的军事学说,总结了战国丰富的战争经验。《孙膑兵法》和《孙子兵法》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是我国古代军事学的又一杰作。

孙膑所处的时代正当战国七强并立,孙膑主张富国强兵,主张战争解决问题,“故举兵绳之”。对于如何进行战争,他有许多精辟论述。

孙膑说“事备而后动”,又说“用兵无备者伤”。战争以前要做好各种准备,否则会失败。

孙膑提出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可以战胜敌人,但要善战。善战的办法:如“让威”,不和敌人硬拼,避开敌人锋芒;“以骄其意,以惰其志”,制造假象,表示软弱,使敌人骄傲而松懈斗志。“营 (迷惑)而离之,我并率而击之。”迷惑敌人,瓦解敌人,集中力量,狠狠打击敌人。

孙膑提出,“必攻不守”,主张采取以攻为主的战略。他主张“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就是要灵活机动地突然打击敌人。

他主张严格治军,他说: “令不行,众不一,可败也”。军法严明,号令必行。能“令行如流”,下达的命令像流水一样畅通无阻。

孙膑主张赏罚分明,“赏者,所以喜众,令士忘死也。罚者,所以正乱,令民畏上也”。这样能够鼓舞斗志,严明法纪。

“旦暮服(佩带)之,未必用也”,“剑之为阵,有锋有后”。经常训练好的军队像佩剑一样,不一定马上用,一旦打仗就像剑一样地锋利,所向无敌。这就是养兵千日,用兵一 时的道理。

孙膑还注意指挥员的选择和培养,要求指挥员能够精通兵法,善于指挥,能有勇有谋。

战国时,战争阵法的运用比春秋有了很大的发展,孙膑讲了10种阵法,如方阵、圆阵、锥行之阵等,还讲了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阵法。

《孙膑兵法》朴素地反映了唯物和辩证的思想。 “形胜之变,与天地相敝(尽)而不穷。”万事万物相生相克的现象和天地共始终而无穷无尽。打仗也是一样,实力固然重要,但由于种种具体条件的运用,促使事物的变化也可以是无穷的。

“众者胜乎?则投算(古代计数用的算筹)而战耳”。如果只认为人多就能打胜仗,那只要算一算谁的兵力多少就可以定胜负了。他反对这种看法。他在《积疏》 篇里讲积疏、盈虚、径(小路、捷径)行(大道)、疾徐、众寡、 佚劳六对矛盾的相互关系。“众胜寡”,自然这是一般的道理。“众寡相为变”,“毋以众当众,毋以寡当寡”,这是说在一定的条件下能使众寡起变化,运用得巧妙,以寡胜众,以弱胜强是可能的。

《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竹简都在汉墓中被发现,对于解决长期以来关于两部书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很有帮助。司马迁在《史记》里说孙武是春秋时人,孙膑是战国时人,孙武有兵书13篇,即现存的《孙子兵法》,孙膑也有兵书传世。《汉书·艺文志》 也有《齐孙子》(即《孙膑兵法》)的记载。但《隋书· 经籍志》 却不见著录,因而后人提出种种异议。比较流行的意见认为《孙子兵法》源出孙武,完成于孙膑,这就否定了《史记》、《汉书》 记载的孙膑自己有兵法著作传世。两部孙氏兵书竹简的被发现,解决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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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对后世影响极大

《周易》讲阴阳,《尚书· 洪范》讲五行,原本是解释宇宙的哲学思想。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尚书·洪范》)。这里说的五行是五种物质和这五种物质固有的性质,没有和唯心主义的思想相结合。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有“天生五材,民并用之”。“五材”,杜预注为“金、木、水、火、土”,完全是物质。

《国语·郑语》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这段话的意思是不同的二物(和)在一起才能发展,相同的东西(同)在一起就不能发展(不继),这五种物质合起来可以造成百物、万物,以至发生无穷的作用。这是关涉到宇宙构成的学说,还属于朴素的五行说,没有被唯心主义的宇宙观所歪曲。

《礼记·月令》则把五行说和宗教信仰系统地配合了。如《月令》把五神: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五帝:太皞、炎帝、黄帝、少皞、 颛顼;五音:角、徵、宫、商、羽;五味:酸、甘、苦、辛、 咸;五色:赤、青、黄、白、黑等和五行相配合。

真正使五行学说唯心化了的还是从子思、孟子开始,他们把主观唯心主义和原始的五行说结合在一起。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是近于五行的推算,此后五行说就变成自然和社会的演变法则。

孟子以后的邹衍,扩大五行学说,成为阴阳五行家。

邹衍,齐人,生卒年代不可考,活动年代比孟子稍后。他曾为燕昭王师,游历过魏、赵、燕、秦等国。《汉书· 艺文志》记载《邹子》49篇,《邹子终始》56篇,但他的著作目前已失传,我们从秦汉时他人的著作中才能了解邹衍的思想。他的学说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天论;二是地理学说;三是阴阳五行的五德终始学说。

邹衍依据当时的地理知识,称中国为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外面又是大洲大海,他谈的不着边际,但也扩展了人们的空间概念。

邹衍的学说,著名的和影响很大的还是他的五德终始说。《吕氏春秋·应同》有如下记载:

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

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蚯蚓)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

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

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

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

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

金、木、水、火、土“五气”就是“五德”,与天的青、赤、 黄、白、黑五色的所谓“机祥”相符应。“五气”相胜,木胜土, 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土胜水,一气胜一气,循环往复。

“五德”也循环往复,相代而兴。每一个朝代相当一个“德”,一切制度设施都要和这个“德”相应,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以宗教迷信的神秘色彩赋予皇权神授。

邹衍预言,代火者必将水,周德已经衰了,将有合于“水德”的帝王要统一中国,水德的征祥要出现了,就看谁有水德吧。这正迎合了战国各国国君统一中国的需要。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邹衍的门徒进五德终始说,为秦始皇所采用。周是火德,“今秦变周,水德之时” (《史记·封禅书》)。水胜火,秦是水德,“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衣服旄旌节旗皆上(尚)黑”。

后来,汉代董仲舒把五德终始说更细致演化为“天人合一”的神学, 经过唯物主义者王充的彻底批判,五德终始说才衰落下去。但后世帝王,亦多信此说。

墨子、庄子、孟子、荀子,一文详解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

07、“鼓盆而歌,逍遥于天地”的庄子

庄子,名周,宋国蒙人(今河南商丘附近),约生于公元前369年,死于公元前286年,他出身可能是没落贵族,曾在家乡做过管漆园的小官,没多久就归隐了。

庄子的思想,保存在《庄子》一书中。《庄子》分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过去传统的看法, 认为内篇是庄子自己的著作,外篇、杂篇是他后学的著作。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他把生死、贫富、饥渴、寒暑等,说成是命中注定的,要世人顺其自然,不要去奔波,达到“坐忘”。忘掉一切,忘掉自己,忘掉外界。

“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没有了圣贤才智的人,大盗也没有了,社会也就安宁了。因而主张社会回到“混沌”世界去,“同乎无知”,“愚而朴”。

庄子还描绘了一种超脱人世的所谓“至人”、“真人”。这种人水火伤害不了他,活也无所谓,死也无所谓,随随便便的来,随随便便的去,没有忧患,没有利害烦恼,听便邀游太空,达到理想境界。

他妻子死了,他敲起瓦盆唱歌:“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夏秋冬四时行也”。生死像是春夏秋冬更替一样,这就是庄子的“鼓盆而歌”,表示了他对生死的无所谓。

庄子主张的“浑沌”世界,是比老子的“小国寡民”更为原始的社会。这里自然界全没有开发,树木杂草丛生,飞禽走兽成群,人与禽兽同居,与万物并存,“同乎无知”, “同乎无欲”。

庄子的哲学思想和老子一样,也以“道”作为天地万物的本源。但庄子对“道”作了系统的阐述。“道”本身既是有形有实的,又是人们看不见摸不着的。“道”是根本,天地还没有的时候,它就已经存在了。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终了,也不知道,

“神鬼神帝,生天生地。”鬼神、上帝、天、地都是由“道”生出来的。“形非道不生”,自然界的万物也是“道”生出来的,“道” 是天地万物的本源。“道无始终,物有死生。”道是永恒的、绝对的、无变化的;万物是暂时的、相对的、有变化的。“道”无所不在。

庄子的“道”和老子有不同的地方,老子的“道”是客体的,庄子的“道”是指人的主体精神。他认为人只要自以为精神上得 “道”,就可以与“道“同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天地和万物与“我”是合而为一的东西,“道”既然存在于天地万物中,也就存在于“我"。

"我”就是“道" , “道”就是“我”。

他认为万物是在变动的。“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 。万物在急剧地变动,无时无刻都在变动,这是很辩证的思想。

因而,庄子的认识论是相对主义,“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也是此,此也是彼,是也是非,非也是是,果真是有是非呢?果真是无是非呢?

“以差观之, 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 。就是说,从大小不同的角度看,你看着是大,就是大;你看着是小,就是小。

在庄子看来,万物都是相对的,只有“道”才是绝对的,永恒不变的。

庄子从相对主义的认识论又走到极端怀疑论。有一个庄周梦为蝴蝶的著名故事,说庄周梦为蝴蝶,醒来仍是庄周,“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究竟是庄周做梦变为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为庄周?

总之,庄子哲学是战国时一个重要的思想流派,《庄子》一书是一个庞大的哲学思想体系,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很大的影响。在道家学派中,庄子与老子齐名,并称“老庄"。庄子提出和论证了哲学上的一系列问题,开拓了人们的思路和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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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世异则事异”的韩非: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韩非,约生于公元前280年,死于公元前233年,是荀子的学 生。他的著作有《韩非子》一书。

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时代在不断前进、变化,不是停滞,不是倒退的。他认为圣人也不是循守一种东西不变的。他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 ,时代变了事物也变,事物不同了做法也要改变。

韩非所处的战国后期,兼并战争很剧烈,这就要看谁有力量 了。韩非说:“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谁力量大就能兼并谁。他着眼于“力”,即要富国强兵。

在韩非看来,要富国强兵就要实行法治,要实行法治就要批判儒家的仁义。

韩非提倡以法为本的法治,是法、术、势的结合,他总结了过去法家的经验教训,主要继承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他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在他看来,法、术、势不可缺一。

他指出商鞅在秦国行“法”,因为没有“术”,“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变法的果实落到了权臣的手里。申不害只讲“术”而没有“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弊病也很多。所以他说:“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法和势都是关系到法治的成败问题。

韩非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就是以官府的宪令作为法治的依据,人人遵守。宪令不能违反,不能“去规矩而妄意度”。法,是规矩准绳,不能离开,不能任意行事。

他主张大力宣传法,“法莫如显”,连“卑贱”的人都要知道“法”。 他说,“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就是所谓“法不阿贵”,无论什么人不能犯法。为了行“法”,不惜设重刑,“上设重刑而奸尽止”,认为重刑能够杜绝犯“法”。

韩非说“术”是国君驾驭群臣的手段,是一种权术。“术不欲见”,“术”是不能让人知道的。商鞅行法,数十年没有能够成就帝王的事业,“主无术于上之患也”。在韩非看来,没有掌握“术”,“法”也等于失败了。

韩非的“术”,后来被统治阶级继承成为使用权谋驭人的手段。

韩非说的“势”是国君的最高权力,他说:“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他说, 暴君夏桀能够控制天下,因为他是天子,“势重”;尧是普通人时,谁也不服他管,因为“位卑”。

韩非强调权力要集中,“事在四方,要在中央”, “要”指中央集权,国君要紧紧掌握这种权力。

他认为对于“势”运用得如何,关系到法治的成败。

韩非强调富国强兵,很注重推行耕战政策,认为这是必由之路。“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有事无事,都可以立于不败之地。韩非在《五蠹》篇里把不从事耕战的游说之士、侍臣、学士、 游侠、工商之民斥为社会的五种蠹虫,他严厉批判儒墨等言仁义而妨碍耕战的行为。

韩非的哲学思想继承了荀子的唯物主义传统。他批判地改造了老子“道”的思想,把“道”说成是自然界的本身和运动着的规律。他认为自然界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的,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

“一存一亡,乍死乍生”,“不可谓常”。“万物”服从必然的总规律,“万理”体现不同事物的特殊规律。他对“道”和“理”关系的解释,类似我们今天说的万物各有特殊规律,所有特殊规律共同体现了普遍规律。

韩非反对天命鬼神,他认为“天”是没有意志的,就是10个尧那样的“圣人”,也不能使衣作物在冬天里长出一株穗来。韩非反对迷信鬼神, “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他认为迷信鬼神是国家将亡的一种征兆。

韩非认为客观事物是可以认识的,他说“物有常容" ,事物有一定的内容和一定的表现形式,即有一定的自然常态。怎样去认识呢?“虚以静后" ,即认识产生于对事物的观察研究以后。他在《解老》篇里批判了“前识者无缘而忘 (妄)意度也”,即还没有接触事物就想当然得出认识的先验主义。

秦王政(即秦始皇)看到韩非的书很有感慨,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后来,秦王政果然逼迫韩国将韩非送到秦国。但韩非的同学李斯正为秦相,怕韩非抢了自己的位置,所以最终怂恿秦王政将韩非下狱,并害死了韩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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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吕氏春秋》,杂家代表作

《吕氏春秋》一书,是吕不韦的门客按照吕不韦的意旨所著的,全书分八览、六论、十二纪,览、论、纪的下面又分许多小题目,共26卷,20余万言,是一部自成系统的杂家代表作。《汉书·艺文志》把它列在“杂家者流”,说它“兼儒、墨,合名、法”,就是说各家的学说兼而有之。

《吕氏春秋》想把各家的不同学说统一起来,他认为,“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意思是要取人之长,采取各家的长处。他还举了一个通俗的例子说,天下没有纯白的狐狸,但有纯白的衣裘,这是从许多狐狸身上取来的。

《吕氏春秋》在政治思想上有因袭儒家之处,它赞成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反对家天下,讴歌禅让。“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

《吕氏春秋》主张分封诸侯,它说“故观于上世,其封建众者,其福长,其名彰" (《慎势》)。但是它又主张政治上的统一,它说“乱莫大千无天子" (《谨听》),“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一则治,两则乱" (《执一》)。“一”就是统一,是权力专一。这又是法家思想。 它还说治国“无法则乱" (《察今》),这也明显是法家思想。

它还把儒家的礼义与法家的赏罚相结合,“赏罚之柄……其所以加者义”。它既取儒家,又取法家思想,把儒家法家的思想揉合在一起。

《吕氏春秋》说:“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此神农黄帝之政也。” (《上德》)这是把儒家“德”的政治思想与道家结合起 来。道家是“非乐”的,儒家则非常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吕氏春秋》把“道”说成是音乐产生的本源,也把道家、儒家揉合在一起。

《吕氏春秋》在《孟冬纪》的下面,编入了《节葬》、《安死》 两篇,这是企图把儒家的“孝亲”和墨家的“节葬”调和起来。

《吕氏春秋》对于阴阳家的《月令》很重视,它把月令作为十二纪的架子,12纪是全书的主要部分。《月令》分“孟春之月”等12个月,即分春、夏、秋、冬四季,每季又分孟、仲、季三月。

《吕氏春秋》的天道观基本遵循道家,认为“道”是天,是太一,是自然,不是意志的人格神。

《吕氏春秋》的主要倾向是不相信鬼神的,认为鬼神是无知者主观虚构的东西,因而卜筮等是不可信的,这里它吸收了无神论思想。

《吕氏春秋》采纳了许多家的学说,它所说的采纳各家之长, 说不上是对各家学说批判的继承和总结,实际上只是按一定的意图把各家的学说编织起来。

不过,《吕氏春秋》在文化史上有相当高的价值,司马迁说它“以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它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史实。章学诚评论《吕氏春秋》说:“吕氏将为一代之典要。”如《上农》等4篇,就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农业史料。

本文内容编选自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中国读本《经典中国通史》之《战国史话》。

《经典中国通史》全套共有16本,分别是:《夏商史话》《西周史话》《春秋史话》《战国史话》《秦汉史话(上)》《秦汉史话(下)》《三国史话》《两晋南北朝史话》《隋唐史话(上)》《隋唐史话(下)》《五代史话》《宋朝史话》《元朝史话》《明朝史话》《清前期史话》《晚清史话》。

这套书是由十多位大多出生于上世纪上半叶的老一辈历史学家,耗时数年,精心编撰而成。从夏商到晚清的历史迁徙,五千年华夏史全景描绘,专业权威,又通俗易懂,老少皆宜,传世经典,值得学习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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