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是我国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
屈原出身贵族之家，少年时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志向远大。
出仕早年，他深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兼管内政外交大事。 他对内主张举贤任能，健全法度，对外则力主联齐抗秦。
后来因遭贵族排挤诽谤，被罢官流放。楚国被秦军攻破后，因感叹国破家亡，不愿做亡国奴，遂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国。
从以上屈原的“简历”中，我们可以知道，屈原首先是一位政治家，一位爱国者，其次才是一位诗人。
汉武帝时期，太史公司马迁开始忍辱著《史记》。
在《史记》这部“良史”中，司马迁秉笔直书，直抒胸臆，对屈原做出了正面的，中肯的评价。
《史记》中的《屈原列传》，节选自《屈原贾生列传》中有关屈原的部分。必须说明一点，这是现存的关于屈原最早的，最完整的史料，是研究屈原生平事迹的最重要的依据之一。
咱们从本“列传”中看，司马迁对屈原的评价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白描”叙事，不渲染，不夸张，就事论事，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以“信任→疏远→罢官→流放→自沉”为线索，紧紧围绕屈原的“有志而最终不得”，主要记叙他政治上的悲惨遭遇。
通过夹叙夹议，我们能从中体会到，司马迁是在通过屈原的真实经历，突出表现屈原的一生和楚国的兴衰存亡息息相关，进而赞颂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正直高尚品德。
在这个叙述过程中，作者“不虚美，不隐恶”，不抬高，不贬低，虽有议论，但符合事情的发展规律和人的认知规律，没有高唱赞歌，也没有低述悲愤，只是娓娓道来。这也是“良史”的可贵之处。
2、在“列传”的结尾，有这样一段话，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过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司马迁说：我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等屈原的作品，为他的志向不能实现而悲伤。每到长沙，经过屈原自沉的地方，都会流下眼泪，追思其人其事。看到贾谊凭吊屈原的文章中责怪他：如果凭他的才能去游说诸侯，哪个国家不会容纳他呢？然而屈原却选择了这样的道路！读了《鹏鸟赋》，把生和死等同看待，认为被贬和任用是不重要的，这又使我感到茫茫然失落什么了。
司马迁为什么要说贾谊对屈原的评价呢？
原因之一，屈原和贾谊被他写在同一篇列传，即《屈原贾生列传》中，而且他们有相似的人生经历；
原因之二，是贾谊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西汉文学家贾谊在《吊屈原赋》中说：
……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
贾谊说，……屈原啊！在这混乱的世上甘愿遭受祸难，就是您自己的原因。依你的才能，到哪里都能可以辅佐君主，又何必苦苦留恋故国家园呢？……
在这里，表面看，是贾谊在责怪屈原，实际上，贾谊是在同情他的遭遇，更有同病相怜的感叹。
司马迁之所以这样写，这样来给这篇“列传”结尾，当然也有和贾谊相同的情感表达，即同情屈原。但还有更深的用意：你（指贾谊）既然知道屈原的悲惨遭遇是源于什么，既然你把生和死都看的很淡，认为被重用和被贬官都不重要，可为什么你也走了类似于屈原的老路呢？——这是在自问，又是在问贾谊，也是在问屈原，更是在问我们。但同时，也升华了对屈原的评价：屈原就是一位地地道道，坚贞不屈的爱国者！
太史公很冷静，很客观，很深沉地在叙事中，一步步升华对自己“心中的英雄”的复杂感情，把对这位爱国志士，伟大诗人的追思，崇敬，同情，怜悯之情，都不露声色地表现了出来。
可以说，司马迁对屈原的评价最客观公正，最全面完整。至此之后，研究屈原的专家学者越来越多。屈原的高大形象，伟大情怀，文化成就，才被越来越多的人更深入知晓和了解。
泛泛而谈，不知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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