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汉武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有争议的皇帝。对汉武帝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对汉武帝的贬，最早见于生活在跟汉武帝同时代的史马迁写的《史记》。司马迁因为李陵辩护，被汉武帝处以“宫刑”，由此产生成见，于是，好事坏事都不记，单记他求神拜仙之事。从《史记》看来，汉武帝的一生，就是求神拜仙的一生。这显然是有失公正的。想不到秉史如此公，竟也以个人感情色彩记史！
历史上对汉武帝褒的一面说他：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开疆拓土，奠定版图，国家政权高度统一；贬的一面说他：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虚耗国力，给百姓带来了沉重负担。
汉武帝频繁发动对外战争，应该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首先，我们来看对匈奴的战争。匈奴人生活在北方草原、荒漠地带，以放牧为业，资源匮乏，居无定所，这个马背上的民族，桀骜不驯，野蛮好斗，无事了便要来中原抢劫一番，呼啸而来，席卷而去，给沿边一带百姓带来了沉重灾难。中国有史以来，对匈奴的战争就没有停止过。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北方沿边诸侯就筑城墙防胡。到秦朝，秦始皇除几次发动对匈奴战争外，还大规模修筑万里长城以自保。汉朝建国伊始，冒顿单于大肆侵略中国，汉高帝亲自带兵征伐，结果被困白登山差点回不来；后来听娄敬建议，采取和亲政策，总算换来边疆几年的安宁；但几年过后，便又翻脸重来。从此，匈奴对中国讨要不断，从高帝到景帝的五六十年间，不知要去了多少中原女子和财物，仍旧贪心不足，往往今天和亲，明天就来侵掠，从此，和和打打，打打和和，没完没了。匈奴人贪得无厌，你即使把他们统统供养起来都不能使他们满足。所以说，对匈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你不把他们打趴下，中国就永远不得安宁！正因为有汉武帝时的几次大举征伐，再加上昭、宣时期的几次有效杀伤，才换来后来数十百年的边境无大战事。和亲只是即时手段，不打，难道再去筑长城不成？战争给当时的百姓带来了沉重负担不假，但换来几百年的安宁，这笔帐划算！
再看东南和西部的战争。东方，辽东、朝鲜半岛，被汉武帝收归囊中。南方，现在的浙江南部、福建、广东、海南、广西、云南、贵州、四川西南部一带，就是汉武帝时期统一拢来的。西方，那时丝绸之路开通，跟西方的跨国贸易、外交刚刚打开局面，可是，西域那些部落、城廓之国，经常抢掠汉朝财物、杀死汉朝使者；并且，此时匈奴控制西域诸国，同西羌各部落结成联盟，为虎作伥，一起对抗中国。于是，就引起了汉武帝对西域的征伐。汉武帝征服西域各国，在黄河以西设立四郡，打开玉门关，打通丝绸之路，以此切断匈奴右臂，隔绝匈奴同南羌、月氏各部落之间的交通。单于失去外力依靠，不得不逃向远方，浩瀚的沙漠以南从此不见匈奴王庭。新疆与中原的统一，于是奠定基础。我们虽然反对侵略扩张，但评价历史人物，则要看他对祖国强大、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起了多大作用，而不能简单地以一时的得失论英雄。由此看来，汉武帝的对外战争，更有其积极的一面！
对内，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皇权的措施：在朝廷设立内朝（即尚书台，相当于现在中央书记处和办公厅的职能），削弱大臣的权力；在地方设置刺史，加强吏治；开创察举制选拔人才；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削弱诸侯国势力；将盐铁酒经营权和铸币权收归中央；采取“均输”、“平准”、“算缗”、“入粟拜爵”等一系列经济政策……使国家政权空前统一。正因为有汉武帝的强势统治，消除了国内和国际间的不安定因素，才有了后来的“昭宣之兴”。史学上，将“昭宣之兴”称为“昭宣中兴”，汉武帝之前是“文景之治”，之后是“昭宣中兴”，好像说汉武帝时期败落了似的。我看不然。没有汉武帝奠定基础，哪来“昭宣之兴”？所以，我觉得把它称为“昭宣继兴”，更为确切点。
汉武帝重杀伐，单丞相就自杀的自杀，诛杀的诛杀，接连杀了四五任，弄得后来丞相没人敢当。戾太子因巫蛊案死了以后，年幼的小儿子刘弗陵被立为太子，但因刘弗陵年龄太小（继位时只有八岁），汉武帝吸取汉初吕后的教训，竟将刘弗陵的生母——自己宠爱的钩弋夫人，拉出去处死，即所谓“立其子而杀其母”。汉武帝虽然重杀伐，但从封建统治（注意：我这里讲的是封建统治）的角度来看，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即避免了更大的杀伐。
人是讲公道的，但人也是动物，动物的本性是：如若失去制约，私欲就要膨胀泛滥。封建统治，就是要强权政治。不杀不平。不杀就将酿成更大的杀伐。纵观历史，汉高帝时的战争杀伐，带来了惠帝和高后时的安定；高后末期对诸吕的杀伐，带来了文帝时的安定；文帝的仁慈，带来了景帝时的七国之乱；景帝时对七国的杀伐，带来了武帝时的安定；武帝时的杀伐，带来了昭帝时的安定；昭帝的幼弱和宣帝早期的政权旁落，引起了宣帝后期更大的杀伐——霍氏灭族之狱……其他各朝，无不如此。所以汉武帝虽然杀心重，但小杀伐，避免了大杀伐。汉朝前期，每任皇帝统治时期都有诸侯叛乱，从武帝之后，国内基本没发生大的战争杀伐，赢得了一百多年的安定。霍光虽然是汉武帝指定的托孤大臣，但霍光要是在汉武帝时代，决不可能让他坐大到如此地步！霍光家也就不会被灭族！所以说杀伐能带来安定，小杀伐能避免大杀伐。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大多是由于前朝后期皇帝的软弱无能导致的，改朝换代的战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多大的灾难！
当然最好是没有杀伐，小杀伐、大杀伐都没有，这就需要健全民主法制，要有完善的制度来约束。但在封建社会，这简直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衡量历史。
汉武帝晚年的所谓“轮台罪己诏”，我看，除了对“求神拜仙，祈求长生不老”和“巫蛊案”真实悔过外，在对外用兵一事，与其说是悔过，不如说是年老失去了斗志。武帝在经历“巫蛊案”之后，年老神衰，身体每况愈下，再没了往日的雄心壮志；国家和人民久经战争，矛盾加深，也需要修补，故有此诏。
汉武帝对战争没有什么好后悔。从汉武帝对卫青所说的一番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战争的看法是十分透彻的。皇后、太子觉得皇上对他们的宠爱渐渐淡薄，常有不安之心。武帝有所觉察，对太子的舅父大将军卫青说：“我朝很多事情都还在草创阶段，再加四夷侵扰不断，朕不变更制度，后世将失去依据准则。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国家之祸，将在外夷，为此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指频繁的对外战争），是袭亡秦之迹，祸将在国内。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守文之主，无贤于太子。闻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无此必要。你可以朕之意相告。”武帝征伐四夷，太子常谏阻。武帝说：“我现在劳碌，你将来就能安逸，不是很好吗？”你看，汉武帝深明其义，难道对他发动的战争会后悔？所谓“后悔”，也只是在装装样子，摆摆姿态而已。
汉武帝在位时期，也是人才辈出的时期。《汉书》说：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儒雅有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笃行有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荐贤有韩安国、郑当时；定制有赵禹、张汤；文章有司马迁、司马相如；滑稽有东方朔、枚皋；应对有庄助、朱买臣；历数有唐都、洛下闳；协律有李延年；运筹有桑弘羊；奉使有张骞、苏武；征战有卫青、霍去病、李广、赵破奴；受遗（托孤）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记！真可谓人才济济，群星璀璨。“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单凭这一点，汉武帝也是值得肯定的。
当然汉武帝也有错误，比如杀伐太重（虽然它所引起的后果是积极的，但就杀伐本身来说，毕竟不能当做功劳来论的），敛财过度，生活奢靡，尤其是过分的求神拜仙，虚耗国库，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由此也可看出，当一个人的权力失去了制约以后，就可为不可为之事。这是值得后世引以为戒的！通观汉武帝一生，功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这对一个封建皇帝来说，应该是值得肯定的。
二、
汉武帝重视法治，实行强权政治。但历史上一直来，即便历史学家也好，都说汉武帝听取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简直是荒谬的！
汉武帝尊儒，首先见自《史记》。但生活在跟董仲舒同时代的司马迁写的《史记》，对董仲舒提也没有提及，只在《孝武本纪》里写了“上乡儒术”四个字，并没有说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董仲舒生前在政治上并无多大名望，只是在死后，他的思想才逐渐被统治阶级所重视。这所以《史记》里无《董仲舒传》，而《汉书》里有。董仲舒比司马迁早17年去世，如果董仲舒在当时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史记》怎会遗漏？
说汉武帝“抑黜百家”，最早见于东汉班固的《汉书》。班固写汉武帝“尊儒”是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的。一、班固生活在儒风称盛的东汉前期，父子都崇儒；二、有人告班固私下记述汉史，汉明帝把他逮捕下狱，并查抄所写之书，后得其弟班超申诉，说明情况，汉明帝才理解，不但将他释放，并召他到校书部，任为兰台令史，掌管皇家图书（后又升迁为郎，负责校定秘书），并让他悉心著述前汉史。所以说，班固是在皇帝的监视下著书的，难免有美化刘氏祖宗的倾向。但即便如此，《汉书·武帝纪》只在文后的评语里有“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话；另在《董仲舒传》里有一句表述性语言提到：“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汉武帝兴办太学，举荐茂才孝廉是实，但说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单凭《汉书》的两句表述，是不能作为证据的。
首先，从汉武帝对董仲舒的态度来看。董仲舒自应汉武帝“诏举贤良文学直言直谏之士”，他的“天人三策”受武帝赏识。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提出了“大一统”、“君权神授”的思想，这有利于封建统治，自然能得到武帝赏识，但纵然如此，武帝也只任了他个“江都国相”，事易王。易王是武帝的哥哥，向来骄横好勇，武帝让董仲舒以儒家礼仪开导他。在武帝看来，儒家这一套，去教化他哥哥这样的人，倒或许是有用的。可是董仲舒在易王那里只呆了四年，便因“官场倾轧”，称病辞职，待在家里，著书立说。董仲舒是当时一代儒学大师，学者都愿意尊他为师，在学术上可谓是权威人物。汉武帝如果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怎么不把他留在朝廷重用？如果有汉武帝尊重，谁敢“倾轧”？虽然汉武帝在董仲舒辞职后多次到他家里造访，我们姑且认为，汉武帝每次去都是请教国事，也只是想兼听儒家意见，并不一定是照董仲舒的一套儒术去做。这是可以从汉武帝的所作所为看出来的。
儒家的祖师爷是孔子。儒家思想，用在治国上，就是提倡“礼治”、“德治”、“人治”。儒家的“礼治”，即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行为规范。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每人都按照自己的身份，遵守行为规则，以达到理想的社会秩序。
儒家的“德治”，即是以“德教”感化人。儒家认为，人无论善恶奸毒，都是可以通过“德教”感化的。
儒家的“人治”，即统治者本身要身体力行，即孔子所谓“身不正，则言不行”。
可想而知，儒家这一套，是理想化的治国方法，如果能做到，倒是很好的。可是，在现实社会中，这行得通吗？儒家的这一套治国方针，连孔子那时都没有市场。孔子周游列国，推销他的治国理念，希望得到重用，可是到处碰壁。在汉武帝时代，凭汉武帝的为人，他会去“独尊儒术”？
且看汉武帝所为。汉武帝对外使用武力镇压，对内重视法治，推行强权政治，从不注重用德去感化人。他自己生活奢靡，后宫佳丽两千，尚求神拜仙不止，以求长生不死。对人重杀罚，稍一出错，即遭诛杀。单单丞相就接连杀了好几任，弄得后来丞相没人敢当。司马迁只因肯定李陵，就遭宫刑。宫刑是多么惨毒的刑罚！他启用赵禹、张汤制订刑律，推行严刑酷法。他把盐铁经营权收归国家，与民争利。他任用桑弘扬，改革币制，发行金币、白鹿币，大肆向民间搜刮钱财。他颁布“缗钱令”，向百姓收缴财产税，继而用杨可推行“告缗令”，在全国掀起一场大规模的告发和惩处隐瞒财产者的运动，为朝廷聚拢了大量钱财。他用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三人把握盐铁事务，严禁商人逐利。他用赵禹、赵广汉、宁成、义纵、王温舒等酷吏管理社会治安，使地方上夜间不闻狗叫。这些做法，跟儒术背道而驰。一个对外用战争，对内残酷统治，生活奢靡、大肆敛财的帝王，能说是“独尊儒术”？我看汉武帝尊奉的不但不是“儒术”，而且是严酷的“法术”！
汉宣帝继承武帝的治国理念，外行武力，内重法治，只不过他比起他的太公武帝来，更体现人道主义，关心百姓生活。事实证明，汉宣帝是一位很不错的中兴之主。汉宣帝的太子，即后来的汉元帝，柔仁好儒，看到父皇持刑太深，建议：“宜用儒生。”宣帝作色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道、王道兼用，奈何纯任德教，而用周政？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后来，西汉果然从好儒的汉元帝开始败落。这一事件的记载，同样出自班固的《汉书》，我看很能作为宣帝的前几任皇帝，霸道、王道兼治，不单看好儒术的佐证。
史上，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要引用当时的丞相卫绾的奏言：“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殊不知，卫绾是典型的黄老派，他所谓的“罢黜百家”，是叫汉武帝独尊“黄老学说”，并不是“儒术”。他提到的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等人都是战国时期的法家。黄老思想跟法家思想，是争锋相对的两种哲学观点，所以他建议汉武帝“皆罢”。可见，汉武帝对卫绾这一奏言的认“可”，并不能作为“独尊儒术”的证明。况且，汉武帝的认“可”，是有深层的历史原因的：一、汉武帝十六岁执政，上任伊始，政治思想没有成熟；二、当时的政权掌握在好黄老术的窦太后手中，而卫绾是窦太后在朝中的代言人，武帝之认“可”，有向老派妥协的因素。当汉武帝接触现实之后，觉得治理国家，还是要靠法治，所以，后来在与窦太后派的较量中，就以不称职之名，将卫绾免职。记住，撤卫绾丞相职务的是汉武帝，而不是窦太后！
武帝所重用之人，虽然有些是因为学习儒家经典得以进身。但我们看一个人是不是儒家，不能只看他学了几篇儒家经典，或写了几篇儒学论文，而要看他一贯的思想意识、治政理念、行为规范。儒术的宗旨是“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现代社会，即使不以这个为约束，但最起码思想、品德、行为要合乎规范，才可以儒者自居。晁错是传授《尚书》出名的，能说晁错是儒家吗？田蚡书上也说他因儒学见用，田蚡这种人能称得上儒者？田蚡做官就是为了个人作威作福。说田蚡因儒学见用，不如说因皇亲国戚见用。其实，武帝什么人都用。汲黯是黄老派的，公孙弘、倪宽算是儒派的（事实公孙弘是儒法兼修），张汤、赵禹、东郭咸阳、孔仅、桑弘扬等人却是法派的。治国也需要这样，不能极端走某一家，要各家兼顾才好。汉武帝用人，看重的是他的能力，并不计较他是什么学派。事实上，历朝开明的皇帝都是这样。
后人说汉武帝尊儒，无非说他“兴太学，建明堂，改正朔，易服色，行巡狩”，如此而已。一个国家就这点幺事吗？“兴太学”并非汉武帝首创，早在周代就有，只不过那时不叫“太学”。好像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汉武帝时，太学里只准学习儒家经典。“建明堂”，“明堂”是封建统治者举行各种礼仪的场所。礼仪并非只有儒家才讲究。其它呢？所谓“改正朔”就是修订历法，难道就儒家讲究历法，道家、法家就不要历法？哪位儒家的祖师爷是历法的创始人了？“易服色”，儒家有特定的服色吗？“行巡狩”更荒唐。“行巡狩”是统治阶级生活奢靡和弘扬武功的表现，怎么也算到儒术上去了？可见很苍白。
所以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站不住脚的，甚至是荒谬的。其实，汉武帝推崇的只是儒学文化，是想以儒学思想禁锢人，并不想把它用在治国上。儒术只是统治阶级用来禁锢人思想的一种手段。臣子，老百姓，如果能自觉接受这种教化，对统治阶级来说倒是很好的，所以汉武帝要推崇。但事实呢？汉武帝自己也不能做到“君像君”，怎么能使“臣像臣”，“民像民”？反过来，君真能像君，臣就真能像臣，民就真能像民吗？最终还是少不了法治。汉武帝深谙此道，你说他会可能罢黜百家去独尊儒术？
那么，为什么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倒成了历史的公论呢？这除了《汉书》的一句话外，汉武帝在弘扬儒学上，也确实是做了一些实质性工作的。比如说也录用儒生做官；兴办太学，在太学里教学儒家经典；还多次在诏书上提到儒家思想等。这比起以前是大大优惠了的。儒生在秦始皇时，可是要被坑杀，在汉高帝时要把他的冠帽拿去做尿器，在汉景帝时要被叫去徒手跟雄野猪搏斗的。除此外，还与历代士大夫的思想观点有关。历代文人都看重儒家文化，官吏都喜欢以儒者自居，唯利是图的商人喜欢人家称他“儒商”，甚至连杀人不眨眼的武官也喜欢人们称他“儒将”，于是借重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来美化儒术，人云我云，几千年来竟成了定论。
纵横古今中外，没有哪一个国家是单靠教化就能治理好的。社会是形形色色的，人忠善奸恶都有，你以德服人，奸恶之徒照样干坏事你怎么办？难道把他们一个个叫来听你“教化”？教化要不要？当然要，不但教化要，黄老思想也要，但主要的还是要靠法治，靠法律、制度约束人。国家要法治，这是几千年来所形成的共识，已经被绝大多数人们所接受。在法治的基础上，辅之以黄老、教化和其他（比如佛教等），即以法治为纲，以黄老、教化等为辅。黄老和教化，也必须在法律、制度已经相对健全的基础上，并且在适当的时机推出才有效。制度未成而行黄老、教化，则是舍本求末，缘木求鱼，成效是可想而知的。比如曹参施行黄老的“无为而治”，是在他认为法制在萧何的统理下，已相对健全，并且全国经过汉初的战乱，需要休养生息的情况下才施行的，所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得到了当世和后人的肯定。但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会形成恶果，文帝时的淮南王之乱，和景帝时的“七国之乱”，就是文帝和之前的黄老术酿成的苦果。儒术也一样，文帝当时想感化淮南王刘长和吴王刘濞，但结果不但没有感化成，反而“感化”成了叛乱。
你说，儒术能独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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