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政治制度史其实可以简单粗暴的分为几个部分。
（圣德太子自从滚下日元钞票之后据说连课本也不要他了）
第一个部分是传统的日本贵族和部民的时期，在这个阶段天皇家和普通贵族一样兼具祭司和统治者的双重身份。通过占有土地和人民掌握统治权，然后通过兼并其他的贵族的土地和人民来扩大自己的势力。
（乙巳之変）
第二个部分就是在日本建立起霸权的天皇家和与天皇结盟的贵族一起引入了中国的体制，试图在日本建立起中国式的绝对君主制，把天下的土地都收归国有从私田变为公田，人民都从部民变为公民。通过班田制建立起对人民的直接控制，然后以租庸调作为国家的财政基础。这就是所谓的“大化改新”和之后的一系列效法中国的制度改革。
（五摄家之外衰微了松殿家就是这位松殿关白的后裔）
第三部分是这种制度改革的失败，传统观念认为日本曾经短暂的建立起班田制，但事实上班田制很可能从一开始就流于纸面。贵族的私田和部民很快就恢复了，只不过是以一种间接的方式恢复的，那就是贵族作为保护人和地方实际控制土地的人们联合起来逃避国家的征税和课役。这种保护人依靠自己符合律令制的身份和官位来绕过国家公权力获得土地收入的方式就是所谓的“庄园制”。之后的日本历史所有的制度变化和斗争，无论是摄关政治还是院政，还是镰仓或者室町幕府归根结底都是围绕着如何在天皇、王家、摄关家、幕府和武士之间如何分配庄园的收益进行的。
（內藤湖南在讲演《应仁之乱》里说应仁之乱是日本历史的分水岭，因为庄园制度在应仁之后走向了瓦解）
第四个部分就是庄园制度本身的瓦解，和武士对农村经济建立起直接支配，然后独霸日本农业社会的经济利益的时代，也就是江户幕府。通过持续的检地，幕府实际上夺取了日本农业经济的大部分利润。而传统的庄园领主，无论是天皇、还是京都公家贵族，还是寺社都失去了他们的大部分收益，只能得到幕府给予的领地收入。从日本自身的社会发展来看到江户幕府就算达到了顶点，已经没有新的进步的可能了。也正是在这个停滞阶段发生了“黑船来航”，之后日本进入明治维新。
（江户幕府是日本政治制度发展的最高峰）
日本的政治制度发展当中最有趣的一点就是日本存在着一个持续了几百年的漫长的有名无实的中央政府，也就是所谓的“律令制国家”。这个体制原本是作为天皇制的理想制度被引入的，但却无法在日本生根发芽，只能作为盆景而保存下去。尤其是作为地方行政区划的“国”被保留到明治废藩置县。而作为中央机构的太政官，则被保留到内阁制改革。
（宇治的平等院凤凰堂是摄关家融化的最好象征）
这套体制在经济上搞的班田制从一开始就碰壁了，但在政治上却长期保留。庄园制度的兴起，让朝廷无法得到足够的租税。于是天皇的外祖父就作为权门来绕过国家法度去成为庄园的保护者，用自己充当保护人的灰色收入来维持国家的运作。很多人认为摄关政治是藤原家绕过天皇，甚至是架空天皇所以摄关家和天皇之间是敌对的关系。但其实摄关政治本身就是天皇家的一种权宜之计。既然国家正税收不到，那就收保护费咯。既然要收保护费，那自然没有人比天皇的外戚更可信了。
（后白河天皇的莲花王院则是少数可以一窥院政时期的风貌的遗存）
从这个意义上说权门政治只是律令制在经济上失败之后得一个弥补措施。而院政则是天皇自己作为“治天之君”来收保护费的一种方法，是对摄关政治的一种修正。而摄关和院政自己内部发生纷争，导致保元、平治之乱。因为他们需要武力，使得原本自惭形秽的武士发现天潢贵胄的王家和摄关家也不过如此因此坐大。甚至在源赖朝时期建立了东国权门，则是王家和摄关家自己失败的产物。
（保元平治之乱以后武士登上历史舞台）
镰仓幕府和室町幕府的经济基础都是庄园，但因为室町时代是乱世，而且将军一方面需要守护维持领国的安全，不得不默许他们坐大甚至篡夺很多庄园的收入。另一方面又想要挟持这些守护防止他们背叛自己，所以搞守护在京。最终就让镰仓以来夺取了庄园收益的武士上层阶级也变得越来越远离地方。而地方的下层武士就趁机扩张了自己的力量，最终通过战国时期的大动荡，把幕府的经济基础建立在了直接控制农村的地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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