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不让生,现在不想生!日本人口危机:一场“历史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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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不让生,现在不想生!日本人口危机:一场“历史报应”

提到日本,绕不开一个话题:少子化。

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日本出生人数为86.5234万人,首次不足90万!伴随着新生人口的越来越少,日本人口老龄化趋势也愈演愈烈,我所找到的2015年的数据:日本60岁以上人口比例已经达到惊人的31.1%!遑论现在。

摆在日本面前的人口危机,概括地说:后继无人。甚至于,在岛国,自媒体也在疾呼:日本人将在100年后自然消亡。

然而,有趣的是,如果我们翻开史书,会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看到日本上一次人口危机。不过不同的是,上一次人口危机,概括地说:人,太多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在三十七万七千多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养育着一亿一千六百多万人口,平均每平方公里近三百一十人。

显然,国土面积、自然资源、国家禀赋,都不足以支撑这样巨量的规模。

和面对少子化的弱势无奈不同,面对人口爆炸的危机,日本采取了极为强力的举措。概括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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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体化宣传,建立全民生育共识“少生、少死、良养、良育”,这是日本所提出的生育口号。

这一口号,伴随着日本媒体的蓬勃发展,铺天盖地地出现在日本的报纸、广播、电视上,也经由教育部门,走入课堂、走入社区。

除了宣传节育的必要,还介绍避孕知识和方法,推荐避孕药品和工具,《每日新闻》等还组织有“人口问题调查会”,专门研究生育意识;电视台开辟有《和妈妈在一起》的专栏节目,指导育龄妇女的避孕方法;不止如此,日本甚至还拍摄了一些主题电影,向人们放映。

画册、幻灯、电视、录像、磁性挂图、立体模型等现代化宣传工具,也被运用到日本中学的生理卫生教育。此类教育,在日本,甚至被提前到了五年级,用意,便是早点建立“晚婚、少育”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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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扭转家庭观,强调先立业后成家先成家,后立业,这一传统观念,被日本扭转为:先立业后成家。

导入这种国民意识,一方面,自然有利于工业化进程,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实现了政府引导国民晚婚的目的——

试想,在高生产、高消费、高工资的日本,一个走向社会不久的大学毕业生,哪有足够的经济实力,结婚生子?

据一项1982年的调研,两个职场父母,单是雇人带孩子的工资要花十几万日元,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更不要说,那一时期日本的房地产泡沫,东京的房价在上世纪80年代,可是全球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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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保健组织,提供医疗保障在当时的日本,城乡每一个层,都建立了一个任务明确、效率较高的保健组织,全国县、市一级的保健中心和保健所,加上农村的母幼保健机构等共有五千多个,平均六千八百人中有一个保健妇,四千二百多人中有一个助产妇,农村中平均五十户中有一个保健辅导员。

保健妇均是大学毕业程度的医务工作者,她们有一定的理论和临床技术经验;助产妇为中专毕业水平的;她们分别在保健中心或保健所、母幼保健机构担任计划生育、妇幼保健的宣传、手术及普查普治等工作。

与此同时,每个地区还配有一支手术水平高、仪器设备好的技术队伍,用以为需要的男女实施节育手术。

这支队伍,还负责向全民发放计生用品,可谓是日本人口控制的“排头兵”、“先锋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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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齐下,日本人口得到了有力的控制——

到1979年,日本已婚育龄妇女生育子女数已由1950年的平均5.3个孩子,减少到1.77个孩子。1980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0.83%。

当时,日本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日本人口不会超过一亿三千三百万。

可喜的是,这个目标实现了,即便是现在,日本的总人口也不过1.26亿。

然而,伴随着日本经济泡沫的破裂,人口控制政策效果的持续性,日本却陷入了少子化的人口危机。

当年为生得多犯愁,如今却为不生发愁。然而,放出少子化这个魔鬼的,又是日本人自己。

对日本来说,天道有常,报应不爽;

而对我们来说,殷鉴不远,当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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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日本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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