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革命时期,国民党特务对共产党员、民主人士等,大肆迫害,使中共中央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为了保护同志,组织建议同志以家庭为形式分散居住,男女同志假扮夫妻,减少敌人的注意,以便地下活动的开展。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弄假成真的情况发生,假夫妻就成了真夫妻。
1927年,李哲时受派与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假扮夫妇。两人在工作中相知相爱,经组织批准后结婚。
不久,罗亦农同志遭到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受尽严刑拷打,未向敌人吐露一个字。特务见事不可为,便决定痛下杀手,由蒋介石亲自下令:“就地处决!”
罗亦农就义时,年仅26岁,在这个黄金年龄,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
谨以此文,缅怀革命烈士罗亦农的一生!
湖南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近现代以来出了无数个名人伟人,有毛泽东、彭德怀、刘少奇、贺龙、罗荣桓、宋教仁、曾国藩、左宗棠等等。罗亦农也是湖南人。
1902年5月,罗亦农出生于湘潭县易俗河镇,1916年考入教会学堂益智学堂学习。1919年夏,他到上海“边工边读”,通过《新青年》《劳动界》等进步杂志,阅读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介绍新思想的书籍,并认识了陈独秀等人。
1920年,罗亦农在上海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开始了光辉的革命生涯。一年后,上海早期党组织安排罗亦农和刘少奇、任弼时等人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离出发的日子越来越近,想着即将远离生活多年的故土,离开含辛茹苦的老母亲,罗亦农心中的不舍越来越强烈。
都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心疼母亲的罗亦农又何尝不是满怀不舍呢?
一天清晨,一夜无眠的他来到附近的山岭上,走走停停、寻寻觅觅,不时俯下身去挑拣掉落在地上的树枝。不知不觉间,他来到了一片茶树林,经过一番精挑细选,终于选中了一根材质细密的茶树枝。他轻轻吹去树干上的浮尘,掰掉枝干上的枯叶,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一路小跑奔向家中。
野外拾捡的毕竟没有市场卖的光滑,担心枝干上的疙疙瘩瘩硌手,罗亦农又细心地用铁砂纸一点一点地把疙瘩磨光滑。
人生最苦是别离,尤其是和至爱之人,可离别的时刻还是如期而至。
临行前,罗亦农来到老母亲跟前,将拐杖送到母亲手中,一再叮嘱:“娘,您眼睛不太好使,以前有儿陪着您,儿这一走还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以后,儿不在娘身边,您上山、下田一定要多加小心,一定要记得带着它。”罗母含泪点点头,把儿子做的拐杖紧紧地握在手中。
“自古忠孝难两全”。为了挽救更多的母亲,使更广大的民众免于水火之中,罗亦农心中纵有万般不舍,也只能挥泪告别自己亲爱的母亲,留下这根凝聚着无限孝心的拐杖替代自己陪伴着母亲。
1928年4月21日,年仅26岁的罗亦农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
噩耗传来,他的母亲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母亲将这根儿子亲手做的拐杖抱在胸口,希望可以再次感受儿子的温度,抚摸着拐杖,感觉似乎在抚摸儿子温暖的手。
多少个日日夜夜,这根拐杖承载着儿子对母亲的爱,现在也寄托着母亲对儿子的思念,陪伴着罗母走过了风风雨雨40余年。
在《中共五大历史陈列》中,我们有幸看到这根拐杖。现在的长度约有110厘米,其实罗母的个子较高,当年罗亦农制作这根拐杖时,它的长度为170厘米。消失的60厘米,是罗母在40多年的使用过程中,一点一点磨损掉的。
这根拐杖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样一段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
除了对家乡的思念,远赴异国求学的学子更盼望国内能送女学生来,从当时学生的外号便能看出期盼之迫切。
任弼时的绰号就叫做“女学生”,王人达叫做“妇女代表”,同李慰农的“农民代表”相应成趣。王一飞在向外国人介绍陈乔年时说,“这是中国女人”。
在莫斯科学习期间,罗亦农成为中国共产党员,曾任东方大学中国班学生中党、团员中国旅俄支部委员。
1925年3月,罗亦农回国,被派往广州参加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1926年11月至1927年3月,先后与赵世炎、周恩来等领导了上海工人三次起义。1927年5月,在中共第5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中央委员。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罗亦农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两个月后又调到湖北,接替张太雷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
随着汪精卫的叛变,武汉转入白色恐怖。国民党反动派从各级政府部门和国民党党部清除共产党员,中共组织被迫转入地下,许多共产党员都上了国民党特务的暗杀名单。
到武汉后,罗亦农认识了李哲时(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李文宜)。
1927年8月初的一天,李哲时到中共湖北省委机关向罗亦农汇报请示工作。罗亦农笑着对她说:“你的具体工作待省委研究后再通知你。”几天后,李哲时接到通知,到湖北省委工作,担任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的秘书。罗亦农在家里常常请客打牌,借以掩护在这里召开的会议。根据组织的安排,李哲时住在罗亦农家里,扮女主人。就这样,罗亦农和李哲时这对“假夫妻”共同生活了。
这是两人的第二次见面,第一次见面是在一场形势报告上。
罗亦农穿了一身浅蓝色夹衣裤,两脚踩在一条长凳上。他说,现在的革命形势已经恶劣到危险的关头,但只要大家团结一致齐心奋斗,一定能度过这一关。台上的罗亦农讲得汗流浃背,台下的李哲时听得津津有味、深受鼓舞,悲观的气氛一扫而空。
李哲时的存在就是为掩护罗亦农开展工作,但是在工作过程中,罗亦农对李哲时关心备至。
有天,罗亦农外出归来对李哲时说:“你一个人待在机关很寂寞吧,我买了几张唱片给你听。”
罗亦农简短的一句话,杀伤力却很大。一股爱意的暖流,从李哲时的心里涌过。
偶有闲暇,罗亦农就和李哲时在河边堤岸散步,美丽的夕阳将两人笼罩,两颗寂寞的心越靠越近,最终坠入爱河。
11月4日,两人登上去往上海的长江轮。为时3天的航行,加深了两人彼此间的认识,良人美景、海誓山盟。
在11月9日、10日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罗亦农被补选为政治局常委,罗亦农还担任中央组织局主任。根据组织的安排,罗亦农和李哲时租了新闸路新闸里28号作为住处,同时作为党中央组织局的机关。当时为了避人耳目,机关必须家庭化。所以李哲时只得扮成家庭主妇,她和罗亦农也就正式同居了。就这样,为了革命而在一起的“假夫妻”,变成了真夫妻。
1928年元旦这天,罗亦农和李哲时举行了婚礼,瞿秋白、杨之华夫妇,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李富春、蔡畅夫妇等,还有王若飞及中央秘书处的同志们都来了。大家向罗亦农和李哲时贺喜,气氛十分融洽。王若飞还学着李哲时的话说:“盛会难再。”
然而,这对真夫妻的新婚生活没过多久,噩耗传来了……
“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躯何足惜,大敌正当前。”
这是罗亦农被捕入狱后写下的绝命诗。
为筹备召开党的六大,罗亦农冒着极大危险,到湖南、湖北等地了解情况,在上海听取各地同志汇报情况,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为党制定全国革命斗争方针做准备。他还和瞿秋白一起拟写提交六大的《党纲草案》。
1928年四月中旬,罗亦农由两湖来到上海,接待各地来沪的同志。
罗亦农每天忙于工作,在上海新的住处还没有找好,妻子李哲时只好又回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去住了。4月8日,罗亦农为妻子叫了辆黄包车,付了钱。李哲时上车后,回头望了他一眼。谁曾想,这深情一望,竟成了永别……
4月15日上午,乌云压得很低,好像要变天了。
罗亦农来到地处英租界戈登路(现江宁路)望志里的办公地点,准备与山东来的同志接谈工作。进屋不久,英租界巡捕房的一群捕探突然冲了进来。为首的英国特务洛克与叛徒交谈了几句之后,用手枪对准了罗亦农,凶狠地叫道:“你是罗亦农,我已经注意你两三年了,跟我们走吧!”遂将罗亦农带走。
这次会议本来邓小平也要参加,但是迟到了几分钟,正是这几分钟挽救了我们改革开放的总工程师。
在进入办公地点前,邓小平习惯性地看了一眼街上的鞋匠,只见他用手悄悄一指。邓小平便知出事了,赶紧离开,不一会儿便看见巡捕带着罗亦农出来了。
这个鞋匠究竟是何许人也,竟能未卜先知?
大家都知道,国民党有军统和中统两大情报系统,用于侦察、渗入、暗杀等活动,其实国民党也有情报组合,“鞋匠”就是中共的情报人员。
1927年11月,中央在上海成立政治保卫机构——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央特科),主要任务是打击敌人,保卫自己。特科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设总务、情报、保卫三科。总务科(一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和营救、安抚等工作,科长洪扬生;情报科(二科)负责收集情报、建立情报网,科长陈赓;保卫科(三科,也称红队、打狗队)负责保卫机关,镇压叛徒、特务等,科长顾顺章(顾顺章叛变后,由陈云负责)。
周恩来得知罗亦农被捕的消息后,立即通知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命令他负责组织营救,并照顾好罗亦农的妻子李哲时。
中央特科打算用伪装送丧的方式营救罗亦农,将枪支藏在棺材里,由李哲时披麻戴孝,作为死者的家属伪装送葬队伍走在棺材后面,等到囚车经过时,大家一起行动,把罗亦农救下来。
中央特科的计划是可行的,只是敌人已经知道了罗亦农的身份,并且还有叛徒告密,营救并未成功。敌人抢先一步,将罗亦农送往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
在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与威逼利诱,罗亦农始终坚贞不屈。特务见从罗亦农口中不能获得任何信息,4月21日,蒋介石下令就地处决。
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对严刑拷打、宁死不屈这样的成语感受好像很遥远,以为是很容易就做到的事,甚至出现了诋毁、轻视革命先烈的现象。敌人的残忍手段我们没有体会过,甚至是难以想象到,但是这不能成为我们轻视、忽略革命先辈功绩的借口。我们现在谈起这些故事、这些战争,可能觉得是历史,但对于他们来说就是青春、是生命、是为之奋斗终身的信仰……
罗亦农就义时,才只有26岁。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中的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等都是这一时期在龙华被杀害的,都是一个个年轻充满活力的生。
在罗亦农被捕后,周恩来立即下令追查叛徒,很快就锁定了怀疑目标,和罗亦农同住一栋楼的何家兴、贺治华夫妇。但是由于贺治华的特殊身份,组织并未立即采取措施,而是不断收集证据。
究竟是什么特殊身份,竟然让组织顾虑再三?
贺治华是朱老总的第四任妻子,也是他最不愿提及的过往,这段婚姻给他带来的只有伤害,唯一值得庆幸的就是给朱德生下一个女儿——朱敏。
贺治华,原名贺稚番,原本是四川开江县女子中学教员。她性格开朗、举止大方,模样在方圆几百里也是数一数二的,长得十分标致,即便放到现在也算是美女。她嫁给朱德时才19岁,年轻洒脱,婚后没多久就嫌弃朱德不懂浪漫,长时间的工作更是对她缺少陪伴,夫妻关系也就出现了裂缝。女儿的出生也没能挽回贺治华的心,她让妹妹把女儿接回国内,而她自己,却选择背叛朱德,和当时正在莫斯科读书的中国小鲜肉何家兴结了婚。
回国后,组织安排何家兴担任中共领导人罗亦农的秘书,还给小夫妻分配了住房。但是住惯了国外舒适的小洋楼,对国内拥挤的居住环境十分不满意,更严重的是,两人在外国一直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回来仍然追求享受高品质生活,由于生活不检点,罗亦农多次对他们提出严厉批评,两人因此怀恨在心。
奢靡的生活使他们负债累累,再加上当时革命形势低迷,两人就产生叛变革命的想法。
何家兴担任罗亦农的秘书,平时接触很多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打算利用自己掌握的人员名单向国民党当局换取出国护照和美元。由于罗亦农当时比较抢眼,国民党悬赏3000美金捉拿他,何家兴、贺治华夫妇便利用和罗亦农是邻居的便利,将罗亦农作为“见面礼”向国民党透露了他的地址和行踪,并主动带人将其抓获。
在真相水落石出后,为了避免给革命造成进一步的损失,中央特科的陈赓亲自率领红队,冲进何家兴、贺治华家中逼迫他们交出名单,何家兴一枪毙命,贺治华脸颊也受了一枪,事后才知道并未丧命。
贺治华照片
贺治华先是背叛了朱德,后又因爱慕虚荣出卖罗亦农,就连她的女儿朱敏也说不能原谅她。
朱敏在《我的父亲朱德》一书中说:“我常常怨恨母亲:她为什么不要我?不抚养我?不给我母爱?长大后我才知道,母亲弃我而去,甚至叛离了我的爹爹,是为了追求与爹爹的信仰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她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一生。在这一点上,我作为女儿,是不能原谅她的。”
罗亦农是湘潭人的骄傲,是湖南人的骄傲,是中国人的骄傲!
生命的意义不在长度,而在广度。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我们不应为了追求物质的享受,而放弃了精神的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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