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研究院唐建教授谈中国汉代绘画的艺术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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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绘画艺术具有久远的历史,从原始时代的岩画、彩陶纹样、玉雕纹样,到夏商周的青铜纹样、壁画帛画,从秦汉以来的壁画、帛画、画像石、画像砖、漆器纹样、瓦当纹样,到魏晋时代的佛教画像,唐宋至明清不断发展的山水画、花鸟画和人物画,真是气象万千,美不胜收,令人叹为观止。在这一绘画艺术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汉代绘画艺术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环节。

  汉代初年,奖励耕战,认为“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对于宫室建筑等都有一定的限制,如诸侯之墙不得施丹青之彩等。但是,随着分封割据局面出现,诸侯王仍然大肆营建宫室。如鲁恭王刘余“好宫室、台榭、苑囿、狗马”,造灵光殿,图画天地、山海、神灵。广川惠王刘去更是荒淫暴虐,宫室房舍藻绘彩画。《汉书》说他“师受易,论语、孝经皆通,好文辞、方技、博弈、倡优。其殿门有成庆画,短衣大绔长剑。去好之,作七尺五寸剑,被服皆效焉”。东汉反映现实、歌颂武功、奖励耕战的图画,在宫廷以至州郡都有所发展。据记载 : “汉明帝雅好画图,别立画官。诏博洽之士班固、贾逵辈,取诸经史事,令尚方画工图画,谓之画赞。” 汉明帝刘庄又在永平年间 ( 公元 58 — 67 年 ) ,“追感前世功臣”,画邓禹、马成等建武时期的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合三十二人。”到汉灵帝刘宏也沿袭这种风气,诏 ( 蔡 ) 邕画赤泉侯一代将相于省,“兼命为赞及书”。

  水陸攻戰,山東嘉祥武氏祠前石室西壁畫像石

  在汉代绘画中,与前代绘画艺术承传有密切联系者是壁画,而更富有艺术创造性和时代代表性,且数量众多的绘画艺术样式是画像石、画像砖。两汉的画像石、画像砖,全国各地发现数千之多,而主要地区是在山东南部西部、河南南阳和四川岷江流域,另外,河北、安徽、江苏北部都有所发现,这与当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有密切关系。这些地区在汉代都是工商业最发达的富庶之区,上层社会的统治者以及许多富商巨贾大多聚集在这里,所以修造坟墓多,规模大,遗物丰富。

  就山东来说,在经济上有鱼盐之利,早在战国就是有名的富庶地区。《战国策?齐策》载有苏秦描绘齐国都城临淄的一段话 : “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蹴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山东的乐舞百戏画像石很丰富,正是临淄富而实的写照。山东的画像石最多,总数已达到一千块以上。像安丘画像石墓,在 200 多块建筑石材中,就有 103 块画像石,近 60 多幅画面,内容丰富,神话传说、奇禽异兽、社会生活、历史故事,无不尽有,极其形象地刻画了墓主所想往的死后“极乐生活”。现存的除武氏祠、郭巨祠外,还有肥城画像石墓、沂南画像石墓等,还有根据《水经注》所记汉人的石墓,如李刚、朱鲔、鲁峻、蔡昭、张伯雅、曹嵩、盛允、尹俭、王子雅等,都有规模不小的石阙或石室,可见山东画像石之多。

  从南阳来看,它是西通武关、东受江淮的经济发达要地,同时又是汉光武帝的家乡。汉光武帝特别光顾,所谓“天子又巡幸其地,文物之盛,他郡所未有也”,封建达官也自然不少。这些封建达官不论生前死后,势必大兴土木,因而遗留下来不少画像石。解放后,发现南阳地区的画像石已达千石之多。像杨官寺画像墓、唐河针织厂画像石墓,南阳草店、军帐营、石桥画像石墓等,都有许多代表作品出土。

  就四川来说,在秦汉之际,生产基本上未遭破坏,加上农业发达,天然富矿如盐铁等,当时是全国富庶地区之一。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使城市也繁荣起来。成都和当时的长安媲美,两城财富,甲于全国。在这样的经济发展中,自然也有不少暴发户,这些人死后少不得要厚葬一番。四川以画像砖最为丰富、最有特色著称。

  在汉代,除壁画和画像石、画像砖这样两种基本绘画样式外,还有帛画、漆画、瓦当纹样等,构成特色鲜明、自成体系的绘画艺术宝藏。它深深扎根于汉代社会现实生活的土壤,以恢宏广阔的胸怀,雄视古今的目光,大量吸收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以及内蕴着原始巫术文化遗存的楚民俗文化营养,广泛吸取从原始时代到春秋战国时代诸种绘画艺术的精华,从而创造出自身独特的审美意蕴和不同于众的鲜明的艺术风格。它对历史演进和现实世界的理性关注,它对神话天地和神仙世界的感性向往,它对雄强博大、质朴神秘美学风格的追求,对魏晋以后绘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具有不朽的审美价值。下面,分三个方面对中国汉代绘画的艺术表现展开论述。

  一、形象塑造,形神兼备

  “形”与“神”是中国哲学也是绘画学中的一对重要范畴,形神关系是绘画美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早在春秋战国时代,道家哲学对形神美学已有辩证认识。庄子说 : “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又说 : “神贵于形也。故神制则形从,形胜则神穷。”形神关系一直是绘画理论的重要思想,影响着绘画创作的发展。我们并不否认摹仿是早期绘画的特征,《韩非子?外储说》谓 : “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这说明形也是重要的,它是人们对物象的直观把握,是艺术家认识对象的“再造物”,这里面已经包含着画家的理解和创造,自然也有对内在精神的体现。在这种意义上,造型艺术的绘画就不能完全舍弃形,写实的绘画是离不开具象的形。当然,这是从形中有神的角度说的,不能把形的重要性强调到极端,在形与神的关系中,神居于矛盾的主要地位才是正确的。艺术在于创造,创造包括对物象形式的创造和艺术精神的创造,最终形成艺术的生命力和感染力。所以,“以形写神”的观点,应是以“传神”作为最终目的。汉代灵瑞图画很多,这些形象多为理想中的神物,在刻画上很能体现汉代画家的创造性。如汉瓦当中的朱雀、青龙等图象,都极生动夸张,富有生命活力。

  当然,汉代绘画中的主要艺术形象是人物形象,墓室主人形象占相当比例,也有大量历史人物、神话人物的内容。人物形象可分为正面形象、侧面形象、半侧面形象三种。侧面形象在画像石中很多,有单人画像,如武梁祠中的伏羲、女娲、神农、黄帝等,多为全身像。也有多个人物的形象,如“孔子见老子”等。武梁祠中的人物形象,多为侧面或半侧面立身形象。半侧像在汉画中亦常见,非常生动。如洛阳出土的东汉墓壁画《夫妇宴饮图》是难得的精品,图中相坐对饮的夫妻二人均为半侧面,形象栩栩如生,比例结构也准确。也有正面形象,如四川出土的东汉画像砖,西王母的形象就是一个正面坐式的人物形象。另外还有方城东关墓门扉背面的坐像等。

  唐建 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展览演出中心主任、高级职称评委,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山东大学教授、中国书画美学方向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艺术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深圳大学艺术学院客座教授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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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汉代历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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