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外交应该是很古老的社会活动了，伴随着战争而起源的。根据上古的资料分析，至少至少，在原始社会后期萌芽。原始部落之间“战争”频仍，自打语言产生，斗争就应该不仅限于“动手”，“动口”式的斗争比例一定越来越大。我想这一定在促进语言的进化方面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像动物那样，二话不说，闷头就开打有什么意思？
军事外交策略的实施是在一定军事组织上的。最开始是部落联盟的建立。这些部落联盟带有明显的军事性质，被西方史学家称为“军事民主制”。军事民主制联盟可以说是人类双边或多边军事外交组织形式的雏形。
华夏进入军事民主制大约在公元前4000-5000年左右。那时，华夏大地上分布着三大部族集团：黄河中游的炎黄集团、泰山为中心的东夷集团、以洞庭湖、鄱阳湖为中心的苗蛮集团。《史记 五帝本纪》载，黄帝“五十二战而天下咸服”，传说中的“涿鹿之战”，炎帝向黄帝求救，黄帝出兵，打败了蚩尤。本来在“阪泉之战”结仇的炎、黄部族，这下又解释前嫌，重归于好。这些活动在史料上都是寥寥数笔，可我们不难想出象这些原始的军事外交活动不会没有今天的精彩。
顺着历史往下走，漫长的古代社会，战争依然是主旋律，吞并、兼并、争霸、征服、远征、抵抗、复兴……，此起彼伏，连绵不绝；战场之外，说客使者络绎往来，驰骋纵横，联合、结盟、离间、孤立、声援、求和、明争暗斗……一点不落后那看得见的战场。
说到古代军事外交理论，就不得不提《孙子兵法》的“伐交”了。《孙子兵法 谋攻篇》有：“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伐交”就是军事外交活动，目的是通过外交斡旋，争取盟友，获取支援，孤立敌军，形成对我军有利的形势。使自己未战前先居于上风口。英国人利德尔· 哈特对孙子的全胜思想十分推崇，称赞“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战略”。美国战略家福斯特与日本战略家三好修共同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触及了核战争的实质。
在孙武子生活的春秋时代，通过“伐交”而胜的还真不少，真做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现在人看来似乎有点匪夷所思。“烛之武退秦师”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BC 630，晋秦联合伐郑。晋兵安营城西，秦兵安营城东。郑小国，危在旦夕。善于辞令的郑国老臣烛之武夜里秘密出城，直奔秦营。见秦伯曰：“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余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左传》）
这一番外交辞令，真是入情入理、利害分明：郑秦相距千里，中间隔着晋，郑灭亡了，必然被晋占领，本来秦晋势均力敌，现在秦的做法不正是替人作嫁、养虎为患吗？何况晋国向来无信，欲壑难填，他强大了难免不向秦扩张；见秦伯有些说动了，烛之武马上提出，如果秦肯罢兵，将来进出中原，郑可以当中继站，还答应协助秦牵制晋国。当时，秦就与郑结盟，还留下3名将军和2000士兵，倒戈帮起了郑国。形势大变，晋国只好退兵。
今天我最想谈谈张骞和班超。对于他们的历史记录要丰富得多，但是，提起张骞，我们最先想到的是丝绸之路，是他带回来的蒲桃、汗血马等西域特产；虽然这两个人都是汉代的西域使者，班超的故事似乎更绚烂一些。如果对张骞，只想到汗血马，想到葡萄，想到对中国农牧业的贡献，那么多少有点可惜了。因为他首先的职责是外交军事家，其次，博望侯本身也打过仗的，也算个军人了。
逐个来听他们的故事吧。
BC 133，汉武帝开始全面部署他宏伟的对匈奴战争计划：对匈奴实施战略包围，伐交与伐兵并举。在东面，着力打击阴山一带匈奴部落，巩固长城内外防线，切断匈奴左臂；在西面，派使节使西域，宣扬国威、扩展联盟，力争切断匈奴与青海羌族的联系，断其右臂；同时在陇西集中力量重点打击匈奴主力，以求彻底制服。
张骞，字子文，汉中成固（今陕西省城固县）人。据《汉书 张骞传》记载，BC 138，张骞“以郎应募，使月氏。”西域大月氏，其王被匈奴单于杀死，他的头颅还被做成酒器。月氏人忍受不了匈奴的奴役，便迁徙到天山北麓的伊犁河流域。后又受乌孙国的攻击，再向西南迁到妫水（今阿姆河）流域。月氏王想报杀父之仇，但苦于无人相助。这是个绝好的机会。
张骞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出发了。不幸的是，他刚出陇西就被匈奴扣留，软禁十余年，还硬塞给他一个匈奴妻子。可能他的匈奴妻子不够有吸引力，当然，更大的可能是：儒家文化焕发出的气节起了大作用。张骞“持汉节不失”，后来趁机逃了出来，继续他的使命去了。西行许久，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穿大宛，经康居，过大夏，终于到达大月氏。但时过境迁，月氏人很健忘，或者，时间真能抹淡仇恨，总之，他们在新的家园安居乐业，已经没有复仇匈奴的意思了。张骞在大月氏交涉了一年多，未果。（唉，怎么会？汉人的口舌可是相当厉害的啊）没办法，只好起程回国。张骞在途中再次被匈奴俘获。好在又逃出来了——这个又倒霉又幸运的家伙！
张骞这次出使西域，前后十三年，足迹遍及天山南北和中亚、西亚各地，是中原去西域诸国的第一人。虽然没有完成预期任务，但他也搜集了不少军事情报，还绘制了沿途地图，对汉武帝汇报了西域各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地理及对匈奴的态度等等，这对下一步战略的决策有重要指导意义。
此时，汉武帝正在发动第一次征讨匈奴的战争，张骞被封为校尉，随大将军卫青出征。知己知彼，果然战绩卓著。BC 123，张骞被封为博望侯。BC 119，汉王朝已经控制了河西走廊。
军事外交的战略仍继续实施，张骞介绍了乌孙与匈奴的矛盾。匈奴占领的敦煌一带原是乌孙领地，匈奴被打败后这一带出现真空，张骞建议出使乌孙，让他们返回原居地，可以用来牵制匈奴。张骞的建议正合了汉武帝的构想，遂派出他第二次出使。同时，汉武帝发动第二次对匈战争。
两次出使，虽然没有达到预期军事目的，毕竟古代的交通条件是不能和今天的武官相比的，但这一举动的意义是很明显的。至少为后世开了先河，提供了思路。《汉书 西域传》的原始资料就来自张骞的报告。
班超臣服西域，听来就爽多了。使得那时候的汉朝，也算个干涉他国内政了国际警察了。
班超（32 AD-102 AD），字定远（连字都这么有职业特色？），安陵（今陕西咸阳市西北）人，著名历史学家班固的弟弟。自张骞以来，汉朝有60多年没有和西域往来。匈奴像野草一样春风吹又生，边关再次告急。心怀张骞之志的班超，在这时留下了“投笔从戎”的美谈。
公元前73年，班超奉命出使西域帮国鄯善（今新疆若羌），意在切断匈奴与鄯善的来往，巩固邻邦关系。来到鄯善国，国王对汉使礼数有加，关怀备至。可是过了不几天，鄯善王对他们却忽然疏懈怠慢起来。班超判断，很可能是匈奴的使者来临，鄯善怕得罪匈奴，才疏远汉使。猜测证实后，果断地袭杀了匈奴使者。次日，班超指着匈奴使者首级，告诫他不得再与匈奴来往。匈奴使者死于鄯善，鄯善便开罪于匈奴，有嘴也说不清了，这样一来，鄯善国被逼上了一条路。鄯善举国惧震，遂决计与匈奴断绝关系，归附东汉，甚至还谴王子入汉为质。这个故事我最早听爷爷讲起，当时我是一直张着嘴的。
班超不仅胆识过人，而且善于分析。西域各国虽然受匈奴控制，但各国对匈奴的态度是不同的。班超很会审时度势，分清敌友，攻心为上，在他手里，政治、军事、外交结合得很是完美。 为了使西域诸国便于共同对抗匈奴，必须先打通南北通道。第二次出使，班超先来到于阗（今新疆和田）。在这里，他如法炮制，提着反对汉朝的神巫首级，逼于阗王杀了匈奴使者，使其归顺。（唉，历史真有戏剧性啊。）
西域南路问题搞定后，班超转向北路——龟兹（今新疆库车）和疏勒（今新疆喀什）还控制在匈奴手里。在匈奴的支持下，疏勒王兜题为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所立，班超利用两国的矛盾，废除兜题，另立疏勒前王兄子忠为王，深得疏勒国人拥护。有人主张杀了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兜题，班超却把他放回龟兹。理由是，龟兹也是东汉争取的对象。当然，还可以用来制约疏勒。
与今天的国际警察美国不同，班超在西域外交，干涉别国的内政也不少，不过威信和声誉竟然很高，这点很值得研究。75 AD，汉章帝即位，班超奉命回国，于阗闻后，“举国惊恐”，更有甚者，抱着他的马腿哭着不让走。班超感动至深，上书朝廷，继续留在西域。瞧，当国际警察也要当的有艺术啊。
比起张骞来，班超的军事后盾要强得多，对西域各国，他恩威并用。一些追随匈奴的顽固力量，惟有用武力来解决。
班超在西域31年，使西域50多国归顺汉朝，历史功绩有口皆碑。现在来总结一下他的外交策略特点。有人提出，班超是中国“以夷制夷”思想的先祖。他的外交思想很明确，就是东汉统一的战略思想。他的外交是典型的“征战外交”，或者外交辅助征战，或者征战促成外交。当然，个人因素也是不能忽视的。班超机敏果断，胆识过人，不论伐交、伐谋、伐兵，都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我想，他还应该相当有个人魅力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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