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分封诸侯并非开历史倒车，而是顺应潮流。秦朝快速灭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改革过于激进，完全摒弃了分封而在全国推行郡县。大汉建国后曾对秦朝灭亡进行反思和论证，比如贾谊在《过秦论》中就提到了这个问题，说秦朝应该“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而不该采取“执敲扑而鞭笞天下”的硬措施。
分封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秦末群雄并起，很大程度是想恢复战国时期的旧秩序，并在新秩序建立过程中捞取资本。陈胜之后六国后裔纷纷复出，项羽称霸后裂土封侯，都不同程度受这种思想影响。大背景如此，作为诸侯之一的刘邦也很难扭转——楚汉争霸后期韩信和彭越一度不听调遣也能说明这个问题。
打败项羽后，基于一些诸侯客观存在的事实——如先行封王的韩王信、赵王张耳、齐王韩信，以及称帝需要捧场，帝国草创尚需维稳等原因，刘邦选择了与诸侯分治天下的治政格局，即实行郡县与分封并轨同行的机制：以关中为中心的周边实行郡县制，外围则分封七个功臣为异姓王，分别是：韩王韩信、赵王张耳、燕王臧荼、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和长沙王吴芮。
封异姓王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些王国地域广、人口多且拥有独立武装，足以对中央构成威胁。项羽教训在前，刘邦当然不想重蹈覆辙，后来便采取欺骗、打压等手段，逐渐消灭了这些异姓王，代之以同姓王——除了一个边远的长沙国。新封诸王都是刘邦的兄弟或子孙——吕雉掌权后又封了4个吕姓王，所谓“诸子毕王，天下乃安”，以血缘为纽带的关系显然更加牢靠。
但同姓分封也有弊端，随着王位更替，血缘的纽带作用趋弱，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愈发疏离，以每年朝觐为标志的效忠也渐渐形式化，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新的矛盾，并引发类似异姓王一样的担忧。然而即便如此，文帝继位后也没有采取激烈措施，而是以温和手法逐步削弱。比如把齐、赵、梁、楚等国的部分领地拿出来成立新的郡县。抓住一些自然契机实现意志，如淮南王刘长谋反，其领地被一分为三；齐国哀王刘襄死后，借势分出城阳和济北二国；齐文王刘则无后，国土又被一分为五，等等。在文帝执政的最后一年，已传承五代的长沙国也因无后而国除。
景帝时不满足于蚕食分割，采纳晁错的建议强行削藩，终于酿成七国之乱。战乱平息后，诸侯国虽未消失却被弱化——领地被进一步分割或接管，所属官员缩编并降级，人事任免也收归了中央。力量对比改变明显，大大提高了分裂成本。武帝时颁布推恩令，诸侯国进一步分割为更小的侯国，加上新任刺史的监督，基本丧失了与中央对抗的能力。不过直至西汉灭亡，仍有诸如高密、淮阳等一些仅有一县或几县之地的小国并存，足见改制之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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