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上看来，范睢从一开始入秦劝说秦昭王除“四贵”，最后代替了魏冉做了秦国的丞相，获得在秦国施展才华的机会。可以说，是断送了他人的前途换取自己的前途了。然而期长平之战后屡屡挑拔白起与秦王的关系，最后导致秦昭王赐死白起。在大众看来，范睢过于小人行径了，范睢果真是小人?其实不是，他在替秦王当了这个小人，他是所以受到秦昭王宠信是因为他敢做小人，他之所以被处死也是因为敢于替秦昭王背负小人之名而死，把好人留给君王做，把小人之名留给了自己。诃谓实实在在的忠臣。
为什么要有人做“小人”?因为秦王不可以说不行，“小人”范睢可以说不行。长平之战后，白起提出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攻下邯郸，然而长平之战举国奋战，全国所有青壮全部押在长平作赌注，经过长平一役，秦国虽然是大胜，然而大胜的背后，却是举国国力、人力、物力耗尽的惨胜。然而，不管是六国还是秦国臣民，看到的是秦军长平胜利的震惊和喜悦，却没有人想到举国国力耗尽的惨淡。
但是作为秦王这个一国之主，在长平之役国力消耗殆尽之时，将领提出继续乘胜追击，心里是不滋味的，因为他想，却没办法提供更多用于军队作战的物资和兵员，但又不能以没有国家资产提供给军队所以不能战的理由来说明自家已经穷困和打击全国军民的士气。此时，虽值大胜，但是高涨的秦军士气与损失惨重的国力成为了进攻邯郸的突出矛盾了。如果此时由秦王说出休兵的话，对于“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将士们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大打击，从而影响将士对秦王的积极性。但是如果任由白起因为战役层面的有利而不顾国家战略上的困境一味冒进的活，结果可能是致命的。
那么既要将士休兵又不让别人知道自家米缸空的办法唯有一个，就是必须有个小人跳出来害怕别人功劳大过自己，劝秦王休兵不战了。然而这个小人不能由秦王来做，毕竟秦国是秦王的国，他要以他的威严富强形象来治理这个秦国。但是，面对经济上的困境与胜利之师的高涨士气，这个“搅局”的小人角色必须要有人来演。秦昭王此时更需要的快快劝他退兵的“小人”来缓解经济与国力的不足，而不是冒进的勇士。
然而，除了范睢，似乎没有人肯做这个“小人”了，由范睢提出休兵言和的话，秦军将士就会把“不能再立功”的怨恨转到范睢的身上，而不是秦王身上。范睢看到了问题的要害，坚决做了一回小人。表面上，白起恨透了他，其实秦王却最感谢他，他将所有的怨恨揽到自己身上守住秦国穷困的机密，也维护了秦王与秦军将们的内部团结隐定。
然而白起在处理长平之战的矛盾却没有范睢那样敢相当了，相反，为了“战神”的声誉将最难堪的丑事赤裸裸地往形象威严的秦王身上扔，就是长平杀赵军降卒的事。
当时赵国降卒一事却实是个大难事，处理得好与不好，在舆论上对秦国在各诸候国的影响都是巨大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粮食问题。长平之战秦国耗费举国之力与赵国在长平对峙三年，国库民间均无粮可供了，供给长平的秦军尚已困难重重才挤得出点保命粮维持，然而在原来的人数上一下子多了二十万赵军降卒，对于因秦国为长平之战在国内已经开始啃树皮充饥的秦国子民来说，无疑是在供给上雪上加霜。
此时，收降率与粮食供给上出现了刻不容缓的矛盾，几十万人要填饱肚子，已无粮可供。然而杀降，是一件最丧失仁义的事，做了名声不保，以后各诸候国必定仇秦，仇秦意味着，往后各国对秦军开战只有血战到底而求生，绝不投降而送死。这事秦王是做不得的，秦王做了便给各国留下残暴之君和残暴之秦国的臭恶名声，引发宁死不降恶秦的后果，对秦军在统一的路上是个巨大的障碍。
然而，国做不得，君做不得，在将军必须挺起胸膛为整个秦国和秦王利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理由承受杀降的残暴之名的时候，白起却没考虑这层，只是认为杀降的话，他白起“战神”的名声荡然无存。他没有像范睢那样自告奋勇地抛开个人荣辱得失为秦国的利益演好这场“不是秦王要杀降，是秦王劝我不杀降，是我白起非杀降不可”把暴名留给自己，把仁义之名留给秦国和秦王的这场戏。秦帝国的名声比起白起的名声，固然是帝国的名声重过白起的名声，在两者不可同得之时，白起却没敢担当起作“恶人”的名声，不想做，不能做，又不得不做的丑事却要秦王下令然后他白起实施，这是让所人有知道是秦王才是残暴的元凶啊。
秦王知道白起不肯牺牲自己的名声来维护秦帝国的名声时，便给了一张空文诏给他自己写处理降卒的诏书。最后不得已把杀降的事给做了。然而杀降一事，自己却认为是有人在背后给他“穿小脚”的结果，其实，秦王代表一个帝国的威严，而白起仅是这个傍大秦帝国统一天下战略的一枚棋子，帝国的威严比起一个臣子的个人荣辱得失是微不足道的。
不管除“四贵”，最后代替了魏冉做了秦国的丞相，还是长平之战表面上是秦军胜了，局外人只是看到胜利的喜悦，然而胜利者背后的无奈没有知道，也远远没有结束，他仍需要有人担当和承受胜利背后的无奈、痛恨、冤屈甚至个人的生死。最后，抗日战争时期有一句让人感慨万千的话：“个人生死荣辱得失与国家利益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我想原因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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