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战六国平天下，实现古代中国的大一统，被世人称为“千古一帝”，然而，此番千秋霸业能够顺利完成，离不开背后一个关键人物——吕不韦。
吕不韦曾为战国时期的大商贾，后通过其过人的谋略进入仕途，先后辅佐秦庄襄王和秦王嬴政长达十三年, 为推动秦国一统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
吕不韦弃商从政，步步为营，曾官至秦国丞相，连秦始皇都要尊称一声“仲父”，他倾尽毕生心力沉浮宦海十几载，却终究落得饮鸩而死的落魄下场。
但不可否认，吕不韦的治国方略对秦国、乃至古时历代的发展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价值。
一、运用商业思维开启战略投资，实现阶级跃迁据《史记》记载，吕不韦祖上均以经商为生，他本人更是深谙营商之道，以贩贱卖贵赚取了第一桶金，进而积累了千金家财，成为富甲一方的商人。
当时封建等级制度森严，且经济核心始终以农业发展为主导，重农抑商思想严重，社会上按照士农工商对各行业进行阶级排位，“商”始终排在最底端，作为商人的吕不韦虽家财万贯，社会地位却十分卑微。
吕不韦很快意识到，商人的身份终究难登大雅之堂，想要改变命运，唯有入仕这条出路。
于是吕不韦充分运用了自己卓越的商业才能，策划了缜密的战略投资计划。
首先，物色投资标的。吕不韦很快将目标锁定在秦国的落魄王孙子楚身上，散尽千金为子楚打造个人形象、广结宾客、扩大影响力，而对于当时不受宠且生活困窘的子楚来说，此举无异于雪中送炭，令子楚感激涕零，并承诺“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
第二步，寻找合伙人。子楚虽为皇室血统，但没有强硬的背景，终究势单力薄，于是吕不韦又献一计——拉拢华阳夫人。
华阳夫人最受国君宠爱，在选立太子方面极具话语权，唯一的缺憾便是膝下无子，子楚便开始游说华阳夫人，华阳夫人也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自己虽当下受宠，但随着国君老去，终究有日薄西山之时，不如趁现在建立起势力范围，于是两人一拍即合，华阳夫人认子楚为义子，俩人结成同一战线联盟。
第三步，使用美人计。当子楚被立为继承人，声誉青云直上之时，吕不韦为了进一步拉近与子楚的关系，将自己的爱妾赵姬献给子楚，这是历史上著名的“邯郸献姬”的故事，献姬之举令吕不韦获得了子楚更多的信任，进一步巩固了势力。
直到公元前249年，子楚继位，为秦庄襄王，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赐洛阳食邑十万户、奴仆万人。
从倾尽家财千金到赐食邑十万户，从卑微的商人到万人之上的丞相，吕不韦这笔风险投资的回报率已不能用简单的数字来衡量了，吕不韦凭借自身的雄才伟略平步青云，迅速实现了阶级跃迁。
二、《吕氏春秋》突破文化藩篱，推动了秦国大一统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为多元的时代，各派思想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文化的多样性严重阻碍了人们意识形态的统一。
秦人自古好战，从秦孝公时期起，就存在吞并六国的勃勃野心，统一的中央集权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相配合，首先要结束百家争鸣，取得思想上的统一步调，在这一方面也体现了吕不韦的政治预见性，于是《吕氏春秋》呼之欲出。
《吕氏春秋》并非由吕不韦所著，是其广纳天下名士，汲诸子百家之长编绘而成，因此也被称作杂家。
全书分纪、览、论三部分， 即 《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二十余万字。它批判性地继承了各派的思想精髓，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哲学、科技、历史、艺术等诸多方面。
东汉文人高诱的评价很好地概括了该著作的中心思想“此书所尚, 以道德为标的, 以无为为纲纪, 以忠义为品式, 以公方为检格, 与孟轲、孙卿、淮南、扬雄相表里也。”
吕不韦的聪明之处在于，不打造自己特立独行的思想体系，而是建立在已有的诸子思想之上，一方面让民众易于接受，从而拉拢了群众基础，另一方面尚古却不盲从，有意识地注入伦理秩序、君主皇权等思想，为今后的中央集权作足铺垫，使思想与政治主张更为融合。
《吕氏春秋》既是促进天下归一的助推器，又是历史发展的必要产物，但对于吕不韦来说，就像是开启了潘多拉的魔盒，为后来招致祸患埋下伏笔。
三、矛盾日益激化，导致君臣决裂秦庄襄之后由秦王嬴政继位，关于秦始皇与吕不韦之间的决裂，史学界有种种说法，但多数着墨于吕不韦与赵太后的后宫之事，但据笔者经过多方史料考证，认为二人决裂的真正原因主要源于两大利益集团的争斗，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功高盖主的臣子不可能被君主所容忍和接纳，吕不韦的结局就是权力斗争后的政治宿命。
前文提到的《吕氏春秋》为吕不韦的政治主张，这与秦始皇的治世之道存在诸多矛盾之处。
其一，《吕氏春秋》政治核心中提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吕不韦欲通过“天下为公”、“无为”的思想，暗示秦王不能独揽大权，要懂得分权臣下、尊重民意，这一主张直接挑战了君王的权威，秦王也暗中观察到了吕不韦日益膨胀的野心；其二，吕氏早意识到民众对于统治者的重要性，特别强调君主须实行儒家“仁政、爱民”的思想，相反，秦始皇视百姓如草芥，认为天下皆为其驱使，并制定多项苛政，将百姓放在自己的对立面；其三，《吕氏春秋》所继承的法家衣钵主要体现在法治思想方面，而秦王嬴政则将法家思想发展到极端，笃信“以刑去刑”，制定残酷的刑罚。
吕不韦日益扩大的朝内势力、背道而驰的政治主张，皆为君王所忌惮，而秦始皇想要拔掉这颗眼中钉也成为必然。
于公于私，吕不韦均有恩于秦始皇，嬴政并未对吕赶尽杀绝，却留下一封意味深长的书信“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通过多处反问，意在指责吕氏已经封官加爵，超额获得了名与利，还有什么不满足，竟如此贪婪还想觊觎皇权？
随后将吕不韦发配至西蜀荒地。
识时务者为俊杰，眼看大势已去，不愿苟且的吕不韦最终选择用自尽结束了传奇的一生，给自己保留了仅剩的一点体面与尊严。
作为商人出生的吕不韦，追逐利益最大化是他的本性所驱，凭借精明的商业头脑和强有力的政治手腕步步为营，从子楚“奇货可居”的那一笔投资开始，就已经实现了名利双收，但始终无法满足他日渐膨胀的私欲，而且在没有具备“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能力之前，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野心，最终成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尽管如此，吕不韦留下的《吕氏春秋》为后人提供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其理论著作也对当今社会治国理政裨益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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